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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友故事       朱金平  《我的求生传奇》   

                                                                自   序

              （一）

 “把经历和磨难写出来，那也是一笔社会财富。”朋友们一次又一次地给予我鼓励。2002年就要来临的时候，我终于在键盘 上敲下第一个字。写作是不容易的，况且，写这么长的东西我是第一次。面对读者，我只能保证真实。也许上下不连贯，每一件我所写的事都是真实的；也许文笔别来扭去，我的所思所想所感都是真实的。我赖于政府、社会、我的弟弟等等各方各面的帮助死里逃生，但在这里，我想用较多的文字记述我个人的努力、我的妻子的努力。我们一直在努力，最艰难时，我选择了放弃，我的妻子也没有放弃。                    

                       （二）

过去的岁月里，很多同类的文章曾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愿为那些正在绝望中苦苦挣扎的人们点上一支祝福的红蜡烛！

不能轻言感悟生命，但假如有谁因读它多了一点思索，那就是我的希望和快乐。

不管一个生命将来能创造多大多小的价值，挽救生命都是值得的。大街的墙上经常会贴出“保护动物”的标语，如果人类连本身也不会保护，“保护动物”岂不是嘲笑自己？所以我也呼吁处在幸福生活中的朋友：善待弱势群体。善待他们，便是善待自己。

感谢所有爱我、帮助过我的人们，他们和我共同创造了这真实而精彩的人生传奇。

（三）

有名的榕树下网站曾出过一个写“死亡日记”的陆幼青，又出过一个写“最后宣战”的黎家明。如果我这也能叫“吃螃蟹”，我这只螃蟹的味道却会与他们有着较大的不相同。他们的生活中只有困惑，没有生机；他们对生命只有悲哀，没有希望。比起来，我的灵魂也曾经轻轻地飘然向上，我也徘徊在那个大门前方，但我的眼总可以看得到依稀的光亮。

我就去苦苦地寻找这一线光亮。

我骄傲的，是求索路上一份智慧、一份执著；我感叹的，是生死线上一份造化、一份艰辛。

我终成正果，过了常人的生活。回忆过去，我仍然禁不住眼泪。想起每个善良的人，一个“谢”字说不出我心底的感动。正是有那么多善良的人，我才能拥有今天健康的生命，也才能拥有今天完整的家。我深深的知道，我今天的生命属于大家，属于社会，属于所有关心我的家乡父老。我不愿作大的承诺，我会用我的后半生，我新生的全部实在地作人和工作。作为白血病治愈者，我还将以这一特殊身份投身白血病人再生的事业，呼吁友爱，帮助和亲情，呼吁骨髓捐献，开展骨髓捐献公益活动，让更多的白血病人能象我一重获新生。我会一直做下去--这是大家的爱赋予我的机会。这一点，我不会忘记。

          第一章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灾难

我从一踏进学校门就很顺当。小学、中学、然后一级不留地考取了大学。十多年前农村孩子考大学还很稀罕的，可我轻轻松松，没费丝毫力气。19岁开始工作，一工作就去了岔河乡机关，此后一晃便是十年整。24岁结婚、25岁添子，妻贤贤惠惠，儿子活泼可爱。我任工业干事、政府文书、党委秘书后来进了那里的“班子”，做宣传委员。虽然不算什么大职务，整天也忙碌个不停，我觉得踏实。所有的事都理所当然又平平常常。

这时候，却出了事。

一切来得太突然，没给一丁点儿准备。那是1999年夏季，农历端午的前一天，阳历6月17日，正在好好地坐着说话，头就晕起来。179斤的体重，头痛脑热的也没当过一回事，但是晕的滋味有点怪，好象以前从来没有过，妻子就跟我到了乡医院。

大夫说，不是中耳炎便是高血压。量了个血压，果然，70/160，低压正常高压高了。他就说，以后多吃点青菜别吃肉，给我开了一堆药和一瓶水。补过水，晕的感觉没有了。

第二天出差去了县里，11点办完单位的事，等车无聊很难受的，去了市医院。也就想再随随便便地问几句，结果呢，被指引挂了个五官科。大夫用仪器仔细检查过我的两个耳腔后说：“你这是中耳炎，不要紧的。”

“能确定是中耳炎吗？”我笑着问。于是查了血。

那天查血的人很多，每个人采样后几分钟就拿到结果，而我，足足等待了20几分钟。排在我前面的人和排在我后面的人都走了，我的还是迟迟没出来。

我琢磨：一定是他们给弄错了。

我朝着化验间里头望一会，感觉到气氛似乎有点不对劲儿。一台显微镜围了六七个大夫，你坐下看看，他又坐下看看，听不见他们讲什么，然而可以肯定他们一人一句在议论。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一下子警觉起来了，只觉得一颗心一点一点在紧缩。难道是我的血出事啦？为什么大夫凑在一起呢？他们的工作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吗？我开始没有好猜想，同时又不断地安慰自己。

护士从窗口探出头：“你叫朱金平？”我点点头。

“最近查过吗？”我摇摇头。

“感冒了吗？”我摇摇头。“身上没有伤口之类的感染吗？”我摇摇头。

“以前查过没查过？”我摇摇头。

“怎么就你自己来查呢？”我说：“我是顺便的。”

“你用手压压胸骨，看看疼不疼？”我试了一下：“不疼。”刚要问怎么了，护士说：“还想重给你查一次，这次不用你交钱了。”

不祥的感觉象一张网一下子就把我罩住了。问我是不是一个人干什么？问我是不是查过干什么？重新抽血干什么？到底眼前发生什么呢？我等待的将会是什么？

从小到大从上学到工作有时也经历危险和意外，棘手复杂的场面偶尔也曾碰上过，但眼下的场面实在显得完全的不同、陌生、无法应付啊。

我仿佛看着自己朝某处深崖坠落，真期盼会有什么能挡着我！我又仿佛看着自己一寸一寸没入旋涡，真期盼会有什么能拉住我!

化验单终于出来了。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护士脸上的表情，也忘不了自己实在无法准确描述的心情。我看出了她意欲隐瞒真相的那份善意和慌乱，也看出了她的无奈叹息和同情。

我心里的直觉不会错！一张纸儿，几行数字，甚至上面一个汉字都没写，而就这一张纸儿，它却要改变我的生活和命运。

我傻了也懵了。血上的问题还能会有什么呢，我猜到必是白血病。我问她:“是白血病吗，别瞒我了。”她答道：“你找一下大夫吧。”她的眼光完全躲避了我的眼光。

一种从没有经历过的可怕的东西被正式地宣告来临了！刹那间我觉得自己的大脑以及浑身的神经一起在麻木。我茫然地迈开脚，不知该往哪里走。记得以前的时候每每做恶梦，醒来了伸一个懒腰松一口气所有的惊吓都散去，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惊喜的念头：“或者这是一个梦？”我用心分辨着周围的景物和人流，多期盼能找着一个破绽证明我的确就是在梦中。我看医院的院墙，墙上的标语广告清清晰晰、明明白白提醒我面临的不容置疑是现实；我努力回忆前天在哪里昨天在哪里今天早上在哪里，而所有的日子一切的事情衔接得却是多严整，这一切分明是真的。

甚至，从这以后大约半年的时间里，很多次醒着时，我都会冷不防冒出一份非常幼稚的企图，企图通过苦苦挣扎从梦境里头逃出来，等到睡了时，又常常快活地梦见这一切原来真的只是一个梦。

以前许多次听过、目睹过也曾去安慰过落在别人身上的灾难，可是，从不曾设想有朝一日它会无声无息地落到了自己的身上来。白血病，对我来说不算太陌生。以前看《爱情的故事》，看《血疑》，记得主人公都是死于白血病。一个相处不错的同事的父亲，才五十来岁，最近刚死于白血病。我曾去看他，干枯的手指、稀落的毛发、不见血色的脸就是那次探望留给我的全部印象。我知道，白血病就是化疗、虚弱、脱发和死亡，但是突然之间，命运却把我和它联在一起了。我不能相信，我不能接受。天啊，两个小时前我还快乐自在走在大街上，前后仅仅一转眼，可怕的死神竟满面狰狞朝我笑了吗？

我恍惚地走进中医院，找了当大夫的一个同学吴学文：“完了，学文，我查出来是白血病”。他说：“开什么玩笑嘛，有什么事情你赶紧说。”我把单子摆到他眼前。期盼着他有一句话能把什么都否定，但看着他的脸色，我的心只得一点一点地下沉、下沉又下沉。

他说，每个阶段的血细胞全都产生、存在于骨髓腔，但非白血病骨髓只会把成熟细胞放到血液中，幼稚细胞不可能进入血液中。他两只手撮来撮去，犹豫了一会：“不瞒你，但你也万万别急，老同学。单子上发现了幼稚阶段的血细胞，应该考虑是白血病。”

他又说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囤一类的安慰的话。

我颤抖，最后的祈望和侥幸化为零。我不甘心地问：“再没有别的可能性了？”他说：“我带你去找检验科的梁主任。”

接着见到梁主任，梁主任说，真有另有一种可能性——类白血病反应，这种反应肯定会伴有很严重的感冒或感染的。

我当时既无一丝一毫感冒的症状，而且查遍了全身，也没查出任何可能存在的感染源。他们失望无比地告诉我，下午穿刺个骨髓吧。梁主任说，看过骨髓片，就百分之百地确诊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恐惧、绝望又疑惑，在心底似有千般感觉在翻腾。我步履千钧，走呀走呀，从南北的街道走到了东西的街道，又从东西的街道走回了南北的街道。我想呀想呀，想不通。这意味着什么？这是灭顶之灾啊。灾难的发生竟然就是这么简单这么毫无声息吗？轰轰隆隆的马达、有说有笑的行人、蓝天下的白云、路两边的大树、树枝上的蝉鸣……这个有声有息的世界，我将要弃之而去吗？

我打的直奔离医院不远的孩子的舅舅家，很巧岳父岳母也来了。一家人刚围在一起吃午饭，哪容我讲得完，几双筷子就牢牢地凝在那里不动了，眼泪扑簌簌流出岳母的眼。我刚才还活得好好的呀！我的亲人，我就会在你们中间永久地消失，你们就会再也看不见我吗？我的视线正在慢慢地变得模糊并终将再也看不见你们吗？

我不由得想到——妻子和儿子。妻在等我回家吗？儿子呢？儿子在干什么呢？午睡了？在淘气？象有千万条小虫一起蠕动、一起张嘴噬咬着我的灵和肉，又象有一座大山压心头，这实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啊。

三年后的今日，我经历了一次次挣扎一次次跌打滚爬仍把生命攥在手里，回首件件往事，我敢说自己不算懦弱，而在那一刻却没有了任何的坚强、尊严和勇气。

我的思想乱极了，脑子里好象塞了许多东西，它们一圈一圈转得很快，并且纠缠在一起，我越是努力要解，越是解不开。我想躲避起来，真想找个地方躲一会，我上了床一头就栽在那里了。慈爱的岳母为我掖掖被，我真的迷迷乎乎地睡着了。虽然这绝不是酣睡，只是可怜的昏睡，但在昏昏之中我又多么期望这一觉能够长点再长点，甚至一直睡下去啊。

下午的检查岳父岳母一直在陪着我。

生平第一次经历做骨穿，后来我知道，做骨穿对不幸的白血病人来说就像吃饭，实在是平常又平常的。说起来，是用一根粗粗的针管探进骨头里面取骨髓，所以乍一听头皮发麻好可怕，其实做起来，皱皱眉头也就完毕了。再说，跟精神上的压力相对比，肉体的痛苦根本已经无所谓。

进针的时候没感觉，针头到达髓腔然后开始往外抽，那时候有些酸溜溜的。消毒、麻醉、穿刺、取髓、涂片一路顺利，显微镜虽小，它却承载最后的寄托。

平安活着的时候，我又何曾去设想，同在一个世界里，还有一些人必须去受常人不用去见、不用去想甚至永远也不会知道的这些苦和罪。

梁大夫在报告单上工工整整地写：CML（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英文缩写）。

我的同学告诉我，治疗白血病省内最好是苏州，明天就到苏州去吧。

现在，先要回家。好怕回家。可我怎能不回家？

90里路程到岔河，我多想让中巴车慢一点。我发愁，我该怎么开口对妻说啊。我真的不知道这突然间的重大变故她在心里将会如何去接受，不知道这就要倒塌的命运大厦那双柔弱的肩膀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扛得了。她比我小4岁，地道的庄户出身，一直上学，毕了业就教书，什么世故也没有，结婚前给我的印象大体就是个中学生，结婚以后变化也不大，讲台锅台儿子和我就是她的全部生活。她性格内向，不爱外交，不合群。比如左邻右舍大人小孩都会的打升级她就永远不会，也永远不学。如果把所有女性分为强者和弱者两大类，那她很自然地就会被放到后一类，这一点，也正是让我此时揪心的。

终于到家了。

一切都说了。妻最初的反应是不相信。

她说，你别吓唬我。

我说，是真的。我把骨穿的创口掀出来。

她又说，你别吓唬我。

我说，是真的。你看，咱爸咱妈（我的岳父岳母）他们都来了。

她大声哭起来。哭声是我等待的，更是我害怕的。那时那刻那种心肺撕裂肝肠俱焚的感觉啊，到了下辈子，我仍然也会忘不了。

后来我又往乡里去，进了大门，正遇上分管我的副书记黄兴运，他匆匆忙忙地要外出，大概还没有吃晚饭。我说，黄书记，我想跟你说件事。他说，你等我回来吧。我说，别等了，说了你就明白了。然后我就开始说，他的眼睛越听越大：怎么会呢，这怎么会呢，你的身体棒得跟头牛一样。

化验单递到他手里。

他说，刘书记（注：乡党委书记，全名刘贵益）今天不在家，我现在就带你找乡长去。

乡长吕玉超也愣了。他想了一会，说：第一，千万不能慌，慌也没有用。第二，抓紧上苏州，等大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再定夺。第三，如果真的有了事，单位肯定会尽力帮你，这是没有疑问的。

他又问我家庭目前存了多少钱，我告诉他，两千多一点。他打电话吩咐财政所想想办法当天晚上再给准备一些。

因为早已下了班，现金都按制度存进了信用社，财政所的出纳员邹伟跑了几乎满街的商店凑足五千元，送到我家里时夜已经很深很深了。

哪一颗绝望的心都渴望滋润、需要鼓励，从这个时候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在我心中变得神圣无比。

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那天晚上全都赶到我家里。我约略地听过一点关于骨髓移植可以治疗白血病的事情，兄弟俩站在楼梯口，我对弟弟说，也许有一天哥的命真的需要你来献骨髓，你得心里有个数，有个准备。

“哥，你放心。”憨厚的弟弟哽咽了。大家都想和我一起上苏州，商议来商议去，最终定了三个人，妻子胡敏不用说，另外两人是妻弟胡坡和我的父亲。

胡敏的眼泡很快就肿了。她什么话都不说，谁的劝慰都听不进去。知道第二天就要上苏州，她开始收拾出门的衣裳。一件一件，她叠的很认真很认真，神态专注，好象世界上别的东西都与她毫无关系，她只需要叠好衣裳。

我一会看着她，一会看看已经睡熟的儿子，不知道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后来大家都困了，各自找地方去休息了，胡敏终于把头抬起来。夫妻对望，两双手儿到一起，四行泪水默默淌。我们坐了很久，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记得胡敏两只手攥的很紧。昨天妻还在上课，我还在上班，我们轮流接送儿子去幼儿园，而明天呢？明天却完全变成了未知数。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我和胡敏、儿子共同的未来将会是什么？

          苏州的日子

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启程了，那是1999年6月19日。

自从参加工作，我朝夕生活在这里，谁也料想不到，从这次出门到再次见到岔河的一草一木竟然会隔一年多。

我们坐的是邳州开上海的长途汽车，麦收刚过，一车厢都是南下打工的老乡，我的心灰灰的，涩涩的，不想多说一句话，害怕遇到每个相识的人。

偏偏就上来一个老同事，他一直做乡里的勤杂，有几年我在办公室里当文书，互相接触非常多。后来因为年纪大，他就告退回家了。“金平！”他叫我，“这是到哪里出差？”

若在平时，我一定倍感亲切，抓住他的手问他做什么，在哪里，日子过的还行吗……但现在，我只能茫然地应付着，我不愿意告诉他我是去干什么。

我和家人瞪着眼睛瞅车窗，全成了沉默羔羊。

看着无拘无束哈哈嘻嘻谈东说西的民工们，我多希望自己就是他们的同伴，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不管贫穷富有，什么职业，生龙活虎的日子是最美的。也许他们需要起早摸黑，哪天都会累得腰酸腿痛，他们却拥有一个好的身体，拥有去拼搏去奋斗最起码的资本，更拥有一颗轻松快乐的心情。在这一刻，我才体会到健康是至上的幸福，是最重要的事情！

车到泰州吃晚饭。吃这顿饭，我感觉到了自己角色的变化，我成了大家关怀呵护的中心。炒了两份菜，一份肉丝、一份青菜，谁都不断地夹给我，大概都让我吃了。

妻是第一次出远门。结婚前和她姐上过一趟山东的枣庄，约有二百里路。以后参加自考辅导又到过一次沛县（注：沛县与我们所在的邳州一样属徐州管辖），我陪着她一块去的，除此没去过再远的地方了。她挨着车窗同我并排躺在一起。我心里堵的慌，想要说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我看着漆黑的窗外，再次想到不可回避的那个词——死亡。

我感到害怕。死亡是什么？死亡以后到哪里？地球没有了我当然还会转它的圈，而我没有了地球将是什么样？一切都象远处的黑暗那般可怕和无边无际吗？

妻的手始终放在我的手上，我不时地感到内心一暖，但马上就变成了无限凄凉。有一天它就会抓不着我，我也会抓不着它啊！短暂的分别对我们来说不稀罕，但永别却是个什么概念呢？

颠颠簸簸的车子里很多人都呼呼大睡了。我睡不着。妻也直直望着车厢的顶部睡不着。凭借昏暗的车灯我看见妻的泪顺腮而下。她没有擦，也执拗地摁住我打算伸出的手。过了一会，她把我的手拉到她胸口，再把她的手放到了我的手上。我们就这样直到下车。

6月20日凌晨三点抵达苏州。

太困了，可我始终睡不着。长长的、痛苦的等待，然后挂号，再一次验血……白细胞记数7万2，幼稚细胞10%。接诊的大夫姓杨，是个女的，她说你可以选择继续查，但查与不查已经无所谓了，CML无疑。

我第一次知道CML就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简称慢粒。从这时起我开始接触血液学各种各样的代号和专业术语，开始学看化验单，也开始学会琢磨大夫的话、观察大夫的脸。

进一步检查的项目叫染色体，胡敏坚持要做，父亲和胡坡也同样坚持要做。即使没有希望，她和他们也还是固执地抱着一丝希望。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胡敏问大夫：如果染色体的结果是好的呢？大夫摇摇头。胡敏不罢休，又问上一遍。大夫说：不会的。胡敏几乎有点耍无赖了，她再问，万一是好的呢？大夫抬起头，说：那就不是白血病了。

大夫开了检查单，大约一周之后出结果。

根据杨大夫的意见，我当天就住进苏州某医院。据说这所医院血液方面的技术力量是不错的。和许多医院一样，这里的病房也分了档次。经济条件好的、病情确需特别护理的住在前五楼，其他的住在后三楼。估计因为我们穿戴得很土吧，大夫问也没问就安排我去了后三楼。

踏入病房的那一刻，我心中的滋味是非常奇怪也一言难尽的。好象动物园里的动物，本来按类别关着，各自相安无事，我却被拉了出来，又塞到和我完全不同类、不相干的笼子里。我不甘心，但又无可奈何，我忐忑地、怯生地审视着新的环境和新的同伴，我知道，一种熟悉的生活彻底结束了，另一种生活开始了。

病房里面的气氛不象我所想象的那般晦暗，这里的人承受痛苦、承受煎熬、承受绝望、承受死的威胁、承受生活各种各样的压力，但他们也有快乐，并在尽力地寻找着快乐。病房给我的第一印象几乎没有沉重的感觉，一个安徽口音的中年人正讲一段讽刺河南人的笑话，满屋子人都被他逗得嘻嘻哈哈。

这是一个大病房，额定的床位是八个，到我加入是第七个。除了我表现得忧心忡忡不安宁，别的人，对自己的疾病早已习惯了。治疗时好象在上班工作，一“下班”，串门、聊天、磕瓜子、下棋、打牌、开玩笑，这时候你竟看不出悠闲平静背后的恐慌和难过。

但我那时还是被其中的两个人吓坏了。两个人都不到20岁，一个姓许，苏州本地的，他隔一阵就叫痛，一举一动都发着抖，大概因为连续化疗的缘故，他的头发一根不剩，眉毛和眼毛也一根不剩。另外一个因相处的时日太短，已经忘记了姓什么。人苍白得如同一张纸，浮肿得就象一个泡馒头，皮肉的表面一根根毛细血管都使人发糁地暴露着，我甚至不敢去看他的脸。我心悸不已，毛骨悚然，这会是我的将来吗？

下午五点钟，病房按规定开紫外线灯照射消毒，我们得去楼道里站上半小时。伙伴们都带了口罩，带了帽子。护士指着我，说：“你也要带口罩和帽子。带上口罩防感染，带上帽子防感冒，今后出门都要这样的。”

我终于在心里开始接受我是一个白血病人。

也始于这一天，口罩、帽子成为我生活里两件必不可少的东西。它们尽职地给我以保护，帮我抵御着细菌与寒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多象我的两个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啊。然而它们又时不时地带给我许多几乎是难以忍受的触痛，此时的它们在我心里便如两个小魔鬼。不管是在街上在店里在路旁每当有人投过或诧异或怜悯或鄙夷的目光，每当有人象躲避瘟疫一样远远地闪去，我忽然间就没有了自信，忽然间就觉得自己不再和别人一样是个“完整”的人。

小时候每年秋收都跟着父母分拣晒干的花生，颗粒饱满的放到一堆，余下的放到另一堆，拣到最后，好的成了一大堆，孬的成了一小堆。而命运随手就把我扔进了虫钻的鼠咬的半截的霉烂的干瘪的这一小堆里头了！

我的心中不由得涌起着无尽的委屈、愤恨和遗憾。

治疗在入院的当天就开始了。主治大夫姓周，他说肝脾都不大，淋巴节未及，病发现的还算早，一天两片药，一周五次注射，注意观察，这就是所有的治疗。医生的话对病人来说是神圣的。妻子和我最想知道治疗的真实前景，我们想了不少的办法去接触他，缠来缠去，也没缠出个十分确切的所以然，但总算知道了以下几个基本的事实：

第一，病程分成慢性期、加速期、急变期，这三个时期自然过渡，到急变期便无药可救了。我目前处在慢性期。

第二，根据国际已有资料的统计，从生病日起算，平均存活时间为两年。不过对个例而言，三两个月以下不足为奇，而三至五年也是有的。

第三，按理论，通过骨髓移植可以实现根治，然而骨髓移植不仅意味着不低于30万人民币的投入，还要以寻找到合适的配型为前提，更伴随了非常巨大的风险。本院此前共做过5例，这5例全部失败。

我们追问失败的概念，周大夫说——病人死在手术台上。他还说了一个例子，在数月之前，常州电力系统某职工就在本院做了移植，甚至累计花去99万，由于出现的合并感染不可控制，术后第30日，在抢救中死去。

如果赖以短暂地维持着生命的化疗被视作“保守型”，而走钢丝一般的骨髓移植被视作“激进型”，此时此地，大夫的看法还是倾向前一种。

（作者特别注明：三年后的现在，由于骨髓移植手段的不断成熟，全国各地的所有医院在治疗白血病上都已首推骨髓移植。）

这些，已经足够让我和家人胆战心惊的了。

怕我受不了，胡敏晚上也在病房“住”下来。好在那天管得很宽松，值班的人走过场般地串一圈就休息去了。不料第二晚故戏再演的时候，却碰上了“铁面包公”。时钟敲过11点，护士开始查房，遵照病友的指点，胡敏赶紧到开水房躲起来，不想还是被抓个正着。

“必须离开这里。”护士的话丝毫不留余地。

胡敏央求道：“让这一个晚上，明天一定不会这样了。”病友们都过来求情：“时间这么晚，旅社也不好找，算了吧。”护士说：“不行，这是病房的规定。”

胡敏的眼泪淌了出来。出事几天来她已经承受的太多，此刻看到她为难的样子，我实在感到心痛和可怜。忽然间血往上撞，我把几天里压在心底的无名愤怒一古脑倒向那位护士，我说：“我选择出院可以吗？”

她说：“那得明天。”

我说：“为什么？”

她说：“都休息了。”

“什么？”我说，“收费结帐的人休息了这是理由，外面旅馆的人休息了你怎么装做看不见？你现在就得给我办手续，我现在就要出院。我要出院！”

我蛮横无理，我的语气竭思底里，简直象个发作的疯子，连胡敏也吓傻了。结果，护士无奈，默默地选择了退让——想起这件事，我一直心中有愧，觉得太有些对不住那位认真的护士小姐。

用药的第三天，白细胞降到3.6万，幼稚细胞降到9%。大夫说很好。我和家人感到了许多宽慰。苦中有乐也是乐。如果不是总在魂牵梦绕地念着那个最后结局的话，真可以去买一瓶酒庆祝庆祝。病友们也都查了血，几个结果不错的互相道喜，当前面说过的那个小许不在病房里的时候，有人小声地说，他的血象一塌糊涂。果然，他回来后脸色阴沉阴沉的，他的爸爸也不高兴，除了喊痛，他不再和别人说话。

因为小许的状况，病房的气氛变得很沉闷。他整夜都在叫痛。白血病到了最后的阶段，癌细胞的疯狂复制是控制不住的，它们大量地增生浸润和压迫，拼命地吸取和争夺养分，使担负造血任务的人体骨胳产生难忍的疼痛。

这一夜艰难地熬了过去，随后的白天却是阳光明媚的。小许说疼痛忽然消失了，现在的感觉是酸溜溜的。他爬起来，坚持不要父亲的陪护，自己到花园走了一圈。回来时，他对大家说，空气真香啊。他的父亲照例为他捶胳膊捶腿，我坐过去，说，我给捶一阵吧。他接受了。他说生病一年零一个月了，反正已经没希望，就盼着多活一天是一天，受罪的日子也是想过的。他还以“老兵”的身份告诉我平时的生活里应该注意什么。——慢骑自行车，多吃些带鱼，少吃辣的，这些都是最先从他嘴里知道的。

当晚他却死了，是死于血小板低导致的颅内出血。死之前窗外正在刮风，他说：“天阴了。”我至今记得他咽气前一直不肯闭上的黑眼睛。他的尸体在病房躺着，凌晨才被抬上车。他的家人哭天嚎地，令所有的听到者心颤不已。我和病友们回避到了周围的病房，既吓且凉，无人不是瑟瑟发抖。

小许的离去对我的打击是大的，我平生第一回清晰地看到生与死的界限只在举手之间，我一下子体会了死亡的残忍和死亡的真实。我似乎听见自己越来越近地踏向死亡的脚步，又似乎闻到在自己身上越来越浓的死亡的气息。

大概是《读者》杂志曾有篇文章描述广州某家令人发指的餐馆吃猴子，许多猴子分别被关在餐馆门前的笼子里，要吃哪只，客人自己去挑。每次挑毕，被选中的猴子拼命哀鸣，其他没有被选中的猴子欢天喜地。而人类却不象猴子那般单纯，我们不由得总会担心自己终将成为那只被选中的猴子，不由得总想算计自己何时成为那只被选中的猴子。

我开始做一个一个奇怪无比的梦。有时侯全是色彩，我看不到其他东西，红的绿的白的花的飞快地变换，到最后却成了一个色彩。很久以前曾经玩过吹肥皂泡，把吹好的肥皂泡放到阳光里，泡膜上的色彩绚丽迷人，并且变来变去。肥皂泡爆炸前的数秒钟，色彩就定格了，不论试几次，定格后的色彩总是一个样子的，很难看。我所梦的好象就是这种色彩，我费力地跑呀跑，要离开它的笼罩，然后常常满头大汗地睁开眼睛。我想它没有一丝一毫生的气息，一定是可怕的死亡的色彩。

我数次梦见我的爷爷。一生严厉、到老温和的老人家去世快满两年了，他总在一条小河里走来走去，他一直想对我说什么，我却听不着。他气愤地打着手势，我却看不懂，我最终在满腹的惊诧和不解中醒了过来。

我半当玩笑把梦境告诉家人，几天里走投无路的父亲好象得到什么启示似的又是烧香又是拜佛，还专门打电话安排母亲去爷爷的坟上烧把纸，家中的母亲得知此事更是四处算命打卦忙得焦头烂额。

说到这里，也许有的朋友会嗤之以鼻，但我的心中很想替他们解释：人在绝望时做这些完全可以视作迫不得已并且给予一定理解的。几乎每一个肿瘤病人都曾去算过命，为什么？惑也。想一想，面对绝大多数种类的癌症、面对爱滋病、面对很多无法列举的疾病和困扰，我们的科学至今仍然那么地束手无策。人们自己的问题自己一天解决不了，唯心的事情自然就一天避免不了。算命是唯心的，这个说法我想它必是唯物的。

一位“神仙”说，我是天上某颗小星，调皮下界，如今要回去了。当然她又给了对策，我母亲花了一张凡间大票，一切都圆满解决。风水先生说，我住的房子正门对圸（注：圸即是别人的屋脊），大不吉；父母的房子布局失当，亦不吉；祖坟周围流水方向发生改变，再不吉。凡能纠正的，父母麻利无比地一一作了纠正。又有测字先生说，我的名字有问题，姓名加在一起19画的笔画是凶的，至少中间的那个“金”字要换掉，他甚至当家作主给我起了新的名字“朱英贺”。

上了十几年的学，读了十几年的书，接受了十几年的马克思主义，我当然早就知道世间没有鬼，也没有神。但父母需要寄托，我也需要安慰，在命运的捉弄面前人人都是那么的脆弱。

终于等到了染色体检查出结果的日子。我明明是在暗暗地等待，但我对胡敏说：“连治疗白血病的药都在用着了，这么多大夫不可能全是傻子啊。这结果你不用去拿了。”胡敏说：“结果得去拿来，但我告诉你，事到如今，我心里的打算早就是最坏的了。”拿到最后的“裁定”，她竟然不敢来见我，可是诺大的世界哪里又将是她逃避的角落呢？她在外面磨蹭了三个小时，回来了。眼睛已经红过、又用水冲过，她说：“横下一条心，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吧。”

最后的“裁定”：染色体100%阳性。在单子的最后头，粗粗的一行提示下面加了一道重重的线。

一切正如大夫所预言。

这是我一生之中最最绝望透顶的时刻。

夏季的苏州城几乎没有晴朗的时候，阴雨天接着阴雨天，简直是为我们的心情作了最相宜的衬托。有一次很难忘的感受，那是一个晚上，我和胡敏走到了病房顶层的大阳台，我们不约而同地看见了或远或近闪闪烁烁的万家灯火，两个人都被震撼了。周围，雨点在滴答作响，空中，隐约飘散着薄薄雾霭。我偷偷地擦眼，片刻的工夫，胡敏也已是泪水滂沱。一扇一扇的门，一个一个的窗，里面的人们正在做什么？不管做什么，他们都拥有一个温暖的小窝。也许还正吃着饭，也许斜躺在沙发上有说有笑地闲谈，也许早早地睡在床上看着电视或看着书……即使里面男女主人一人一句各不相让在吵着，我们的嫉妒又何尝不像万箭穿心啊。

胡敏，这个从未承受过波折和艰难的女人，在灾难降临最初的这段时间里完全懵了。到街里去买东西时，她把医院的饭票付给人家，惹得人家莫名其妙地吼；明明是去食堂端饭，竟然不曾带饭碗，串了一圈又返回；而打罢电话，磁卡还在话机里人便离开更是经常的。

             胡敏的回忆

不知道他那天是怎么回来的。他刚好是在家门口的马路上遇到了我，他的脸色十分难看，我怀疑是和谁吵架了，也顾不得问，就把孩子交给邻居，跟他上了楼梯回到家。他说：胡敏，出事了。我说，什么事，把你吓成这样。他说，我病了，而且是要命的白血病。我根本不相信。他说，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十多分钟以后，住在县城的我的父母、弟弟都赶了过来，我明白这可能是真的了。讲不清那份感觉，我愣了一阵，嚎淘大哭。

关于赶往苏州的那段旅程，留给我的是这样一个画面：汽车在无边的黑暗里奔驰，同行的人都睡了，在车厢昏弱的灯光下，我和朱圆圆地瞪着眼睛。我说：“也许是误诊。”朱不出声，将身体背过去。

车的终点站是上海，到苏州时是凌晨。漆黑的夜，分不清东西南北，公公说朝有灯光的地方走吧。终于来了辆出租车，我问，离火车站还远吗。司机说，不太远，要是去，就进来吧。

想想没有别的地方好去，我们上了车。哪知不到200米便是火车站，白让他赚了10块钱。

我在售票厅铺了几张带来的报纸，上面又垫几件衣服，让朱睡了。看我的弟弟和公公也打开盹，我说，你们也躺着睡吧，我看行李。

太阳好不容易出来了，它撒给我的却是一片冷漠。

那段日子，我是多么的茫然。苏州医院里有五棵并排的石榴树，那些苍老的枝杈弯弯曲曲地向天空伸展着，这是挣扎的动作，我每天都走过去，对着它们看啊看。树的造型永远地、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复查结果出来前，我多少还抱着一点希望。朱做骨穿，我跟去了，我把标本从手术室送到了实验室。我不明白，那玻璃瓶里鲜红的骨髓液怎么能有坏的细胞呢！是不是什么都错了呢？

结果是我去取来的。实验室的小姐说，电脑坏了，我给你手写一份报告吧。前面的是一大串符号，我看不懂，最后一行是用印章按上去的红色大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我找了一个地方从下午坐到天黑才去见他。他双手抱着我的双肩，我清楚地感觉到那双手的颤抖。我生平第一次体会什么叫绝望，我终于控制不住倒在他的怀里，任凭眼泪大滴大滴地落下。

我的心完全掉进了深渊。

 我真的很心疼，很心痛。多么渴望找回那往日的生活啊，有一支《昔日重来》的曲子我流泪听了千遍万遍。为了昔日重来，我愿付出一切。如果有机会去做，我会做到一切，如果有什么可抓，我将抓住一切。绝望的灰堆里忽然蹦出了不愿屈服的反抗之火。

胡敏也看懂了我的心。

我们是心有灵犀、不谋而合的。

我们有意识地去结识不同的病友们。听他们的打算，听他们的出路，听他们眼中的骨髓移植，努力在他们身上找到一些证据、信心和鼓励，

结果我们很失望。谈到骨髓移植，很多人因为它的费用干脆不敢去想，当然更不可能去努力，可叹的是，几个有经济条件的竟因为它的风险缩头犹豫。泗洪某酒厂一位女病友，已经在化疗上面花了35万却终不肯越雷池半步。供职某市林海集团总部的一位病友，单位负责他95%的药费，自家还有数十万元的积蓄，他说，无菌仓他不想去。他也飞到过北京做研究，飞到上海做研究，还在上海住了几个月。研究来研究去，结论是亲眼看到进去7个，出来3个，那个比例（指成功率）太低了。

我隐含地向他诉述自己异想天开的（当时骨髓移植的诸多条件我无一具备）雄心，他轻蔑地不屑一顾。认识的病友百余人，只有两个和我态度类似的：一位叫郝朋，宝应人，与我一起入院，又与我同龄，属鸡的，他说，与其待毙不如一搏，闯过去是片开阔的天，闯不过也壮烈一番。方向的一致使我们相比其他人有了特殊的亲近，后来成了好朋友（在后面胡敏的回忆中将会再提到他）。另一位叫王国成，60岁，淮阴人，老人甚至梦想坐上飞机飞到美国去，以寻找更好的技术、更大的成功率——太遗憾因为他年龄太大，做移植已经不合适了。

我翻来覆去地盘算我自己。乡里能给多大的支持我不能预料，但机关里百十号职工一年下来也报不了几万块钱药费的事实我是知道的。再说，骨髓又有多大的几率找得着？我给乡党委书记刘贵益打了电话。我说：“检查结果出来了，什么都定了，我的心很灰，刘书记。”他说：“你别急，这种时候什么你都可以没有，但你不能没有信心。”我说：“看到您的态度，我应该有信心。”他说：“你稍等几天，处理完手头的事，我马上去看你。”

入院第二周，书记、乡长和财政所长到了苏州，他们和大夫长谈了一个上午。他们谈话的每时每刻，我和妻子都忐忑不安，俩人一直担心大夫会怎么说。吃饭时刘书记问，打的针剂叫干扰素吧，胡敏说是，国产的叫干扰素，进口的叫干扰能。刘书记说，今后就打进口的吧，乡里来出这部分钱。

刘书记的态度使我感动，这个决定却让我如坐针毡，我知道周大夫没有建议做骨髓移植。果然刘书记随后就提到这个医院前5例骨髓移植失败的事。我当时多希望他们住下来，让我能有机会好好地谈一谈自己的想法啊，但单位的事情很忙，他们吃了饭就回去了。

保守地化疗就是束手待毙，我不甘心，胡敏更是不愿接受。我们不能等待，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这时候领导、同事和亲人每个人都怀有最大的激情。同情和爱永不会消失，而激情却能被时间磨蚀。时过境迁，我依旧可能一成不变地得到关心，但是，也许许多情况都会有所不同。我没有亵渎的意思。不承认这一点，毕竟有点掩耳盗铃。

抓住机会才能抓住生命。

妻立即打电话到北京给妹妹怡敏（她在北京铁路学校上学），让她请了假挨个大医院挂骨髓移植专科门诊，尽力搜集更多有用、有份量的信息，并用最快的速度把搜集到的信息反馈过来。

随后是一夜的焦急等待。上午十点，病区的电话里终于响起妻妹的声音。北京的专家说，大约的费用是20多万，成功率70%。

70%，好诱人的概率！70%，刘书记，生命的诱惑太大了。我想和别人一样好好地活着，我不要等待，也不要放弃，我想选择争取！

我万分不安地拨通刘书记的手机。我用5分钟左右的时间诉说完妻妹在北京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愿望后，刘书记又追问了一遍：“得多少钱？”我说：“至少20万。”电话那端大约沉默了10秒钟，刘书记说：“我答应你。”在场的人都哭了。

这个决策没作任何“敷衍”、拖延，包括理应例行公事的开会研究。

一次至少20万的投入，对一个乡镇来说，当属特级重大决策，按照程序，估计两套班子会议也批不了，应该人代会来批。

10秒钟，这特殊的10秒钟的决策过程，对我意味着什么？天空，太阳，开端，未来，奋斗……

而20万对我又意味着什么？

这是生命的资本，生存的资本。

我一直想说：刘书记，在我心中，您真了不起。

        活着，是最重要的

我珍爱自己，但生命面前的这份珍爱不是自私。如果当时的所想所做是出于本能，那么今天，当我坐在电脑前双指翻飞的时候，我的心中更多出一份理性的思考。

刘书记绝对是伟大的，而我的要求也无可厚非。其实我今后还有多大的用还可以创造多少价值都无所谓，也许将“一文不名”，也许会小有作为，甚至也许永远是社会和亲人的累赘，但我的单位、家庭、家乡父老对我的挽救、对生命的挽救的举动却是意切深情正义正确的。本来生命就可贵，在融进了情和义，人的生命就更是无价了。如果这样的话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说说，那是人类对自己最大的一笔戏弄和蔑视，真的。

这样的想法，我是在生病、治病的日子里一遍遍地和病友们比较、再一遍一遍地思考才算梳理透彻的。也可能是我的偏见，但我相信自己是真诚真挚的，是抛开了肤浅、切入实质的。

生存的权利是最高的权利，人们应该从生命的高度看自己，人类应该从生命的高度看自己。

追求生命甚至是神圣的。为家人节省一份金钱，为社会减少一份负担，也许你认为这样做才是问心无愧，才是对得起自己和别人。怎么说呢，如果你把这个当作理由或借口，如果你仅仅为此便放弃追求生命、放弃生存的可能性，你不仅迂腐而且可悲，极度可悲。

金钱、负担需要考虑，而相对于生命，我认为形同胡箩卜之于阳光，无法比拟。

当然，我不是让你不顾现实。

我已经说的罗唆了，但我还是要说：我珍爱自己，但珍爱不是自私。我坚信。我热爱自己的生命，并热爱所有的生命；每一个人都应该热爱自己的生命，并热爱所有的生命。

在此很想讲一讲我知道的病友中的两个，他们曾让我感慨，也应该能让读者产生深思。

      第一位病友——刘小宾的故事

他的家住在安徽北部的一个小村，村子里祖祖辈辈从没出过像样的秀才。小时候，母亲指着她结婚时的那床红缎面新被子对他说：你考上大学，这床新被子就给你。

几番拼搏，几番辛苦。当邮递员送来华东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正在田间劳作的父亲闻讯哭了。启程赴沪上大学那天，母亲翻出那床红缎面被子，把她的祝福装进了背包。

他是学电脑的。平时爱跑到上海市中心的计算机市场转上半天，也喜欢去泡图书馆，他说，总觉得自己是张空白软盘，有大量的信息需要输入。但谁也没料到，正在储存信息时，他的人生会突然“停了电”。

有一段时间，他莫名其妙地觉得学习比以往吃力，上课打盹，下课还想睡，走路越来越慢，上楼也抬不起脚，仿佛有一种什么怪物从身上不断地吸走精气。

开始并没在意，以为只是缺乏锻炼，直到有一天，有位同学踢球受伤，他去帮着打开水，突然在开水房倒下了……

然后发高烧，眼睛充血看不清黑板上老师写的字，甚至难以分辨迎面走来的同学。他一个人偷偷去上海新华医院作了检查。

结果是白血病。

回学校的路是个沉寂的旅程。他在日记中写道：“多么美好的世界，可它就要远去。大街上刚才还呛人的汽油味也显示出了生的气息。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阳光穿过树叶间的缝隙照到我的身上，暖融融的让人有些依依不舍。看到往昔的同学们，他们正在运动场上尽显青春活力，在树荫下尽享青春的浪漫——这—切正是我昨天的拥有，不，这也正是我今天的失去。不知不觉中，泪已成行。”

终于到了宿舍，或许不幸已刻在脸上，同学们都紧张地过去询问，面对一双双惊愕的眼睛，他说：“真想穿上学士服拍张照，那是我渴望已久的梦。”夜里，他怎么也睡不着，听着时钟“嘀嗒嘀嗒”地响，他知道了时间的宝贵。虽然昨天还在和同学们大谈生活的空虚与无聊，但今天，逝去的每分每秒都是那么可惜。

第二天，刘小宾住进医院。他想翻翻书，每次都有一种莫名的倦意迫使他放弃——他的确再经受不了任何一种劳累，此时，只能静静地等待死亡，抑或是一种奇迹。他怕入睡，因为那沉重的梦境和几乎无法承受的心理压痛。

病友们都患有疑难血液病，每周都有病友逝去。死者亲友们的痛哭像重锤一样敲击着他的心脏，太可怕了，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总以为说不定自己已经死了。他合上双手，感觉到掌心的热力，这双手没有死，只消把它们开合一下，就能感到生的力量；他用尽全身力气揪自己的胳膊，辣辣的疼痛随之而来，他欣慰地体验到还有生的痛楚。他说：“那天宣传栏上公布了国家“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多么诱人的前景。我哭了，为了不影响病友的情绪，我躲在厕所里偷偷地哭。”

为他主治的董医师是位好心的女人，她以一颗母亲的心告诉他：“并不是没有一丝希望，异体骨髓移植还可能根治白血病。”这话激起了巨浪狂澜，曾经决意等待那个无言结局的他再也无法平静，生的欲望紧紧地攫住了年轻的心。他说：“哪怕那希望是根稻草，我都要尽全力抓住。”

他向一位主管老师提出配型要求，老师很有些吃惊，告诉他，学校的医疗经费相当紧张，连老师的肾移植款项都要全校师生捐助，何况一个学生?

医院也不相信刘小宾的话，只当不懂事的小孩说着玩，并没给主管老师谈骨髓移植。这时的刘小宾在日记中写：生命是自己的，必须行动起来！于是，第一步，他请校大学生记者团团长来医院，对血液科主任进行采访，并请他巧妙地将全校师生的真情关注告诉医生，借此来引起医院方面的重视。

第一个计划成功了，记者团团长采访之后，医院答应配型。

与妹妹的配型也成功了。

当然，更有可怕的问题摆在面前：移植手术需要20万。世代务农的家庭，哪来这笔巨款？学校又怎能负担得起这笔额外的开支？他拿出患病后搜集的一大本白血病人的资料仔细地研究，发现他们全部因为新闻媒介的披露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社会各界的帮助。

他开始第二步行动：向这个充满爱心的社会发出了求救讯号。

首先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信，并附上了得病后的伤感之作《无泪的沉思》。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晚八点半》专栏播出《无泪的沉思》，并向全国听众介绍了他的窘境。他收到了许多人们的电话和汇款。

但这笔汇款并不能解决问题，他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求助。基金会认为学生会出面较好，他分别走访了学校分管卫生、学生工作的科室，谈了自己的情况和想法。他又支撑着疲惫的身体去图书馆查资料，抄下很多大的宣传机构的地址和电话。

他说：生命只有自己去抓，我不应该放弃每一个可以求得帮助的机会!

以后的日子，他不断地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信，给《解放日报》打电话。

不久，《解放日报》刊发了长篇报道《请伸出援助之手》。机遇来了！——因为这篇报道，中国华东电力集团公司做出决定：捐助10万元。

他说：“接受华东电力集团10万元捐款的那天，病房里挤满了记者，闪光灯亮个不停，我没有哭，也没有笑，看上去非常冷静。旁边的病友很吃惊，说这证明我与众不同，很有气魄。其实，我的心情很复杂，为10万元所代表的爱心感到不安和激奋，也为尚有10万元的手术费缺口而焦急，我不能因为一时的欢愉而“坐享其成”，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单位都有如此雄厚的财力和这么浓烈的爱心，余下的钱还要自己一点点地去艰难争取，我不能停止我的步伐。”

为争取更大范围的援助，他想到家乡安徽。给《安徽日报》写信，结果几天后有了回应，记者将电话打到上海的宿舍。《安徽日报》记者不辞辛苦驱车两百多里，到他的家实地采访，写成特稿，发表在《安徽日报》上。

经过他的努力，社会给了这个濒临绝境的大学生越来越多的回馈：华东工业大学在承担了前期4万元医疗费的情况下，积极动员全校师生捐款6000余元；上海东方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方舟几次打电话到学校询问情况。随后专程赶往医院看望，她本人捐赠了2000元；上海《青年报》头版头条报道了他的情况；淮阴师专政史系的团总支、学生会寄来了同学们的心意。

他的病得到了京、沪、皖三地新闻媒介的重视，牵动了千万人的心。

他说：“一个大学生的病牵动很多人的心，确实有些不同寻常。有人问我有没有什么背景，我笑了。我只认识同学们都见过的学校领导，帮助我的人基本上都无缘见面。有人说这证实了我的能力与才华，连最朴素的护士小姐也说：‘你的书没白读。’”

经过积极争取，他由学校的定点医院——新华医院转到了治疗白血病更有经验、设备也更先进的华山医院。

1999年2月，刘小宾得以进入骨髓移植的无菌仓。

      第二位病友——王轩的故事

王轩，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博士生，专攻“瓦斯突出”这一世界难题，是中科院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正当他事业如日中天时得了白血病，去世时年仅27岁。

王轩家是地地道道的山里农家，父亲是农民，母亲是一个每月只领87元工资的乡村民办教师。

王轩是家里老大，底下还有5个弟妹，都要上学。那时爷爷奶奶都还健在，爷爷双目失明，奶奶全身瘫痪终日卧病在床，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父亲种田和妈妈那87元工资来维系，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王轩以乡里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中学。考进中学后，父母又高兴又着急，高兴的是儿子为他们争了光，着急的是家里太穷，连给王轩买一双胶鞋的钱都没有。父母暗自心酸，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光着脚板进学堂呀。

父亲忍痛把母鸡抱到了集上，用卖鸡的钱买回了一双胶鞋。

王轩穿上这双鞋后一脸的灿烂，可当他发现家里的老母鸡不见了时，像脚踩热炭了一样连忙脱下鞋，死活不肯再穿上。父母都急了，哄了好半天，他才穿了鞋泪汪汪地进学堂。

王轩门门功课都要争第一，他在日记中写道：“不能辜负父母的一片苦心，要对得起脚上这双鞋。”

有一次全县统考王轩得了第一名，学校决定不发笔记本与钢笔之类的奖品，需要什么奖品由他自己权衡。他很高兴，立马脱口而出：“我要大米！”老师非常奇怪，问他为什么，他没有回答。于是，在表彰会上，出现了学校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奖品：50公斤大米。

王轩连夜把米挑回家，他知道青黄不接的季节，全家很久没有吃大米了。当天晚上，全家人吃上了香喷喷的大米饭。

15岁的王轩以全县总分第二的成绩考上了重庆大学。本来他的分数足够上清华大学的，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填“清华”，他回答：“北京好远，要好多路费！”

4年之后，他大学毕业，分配到攀枝花矿物局花山矿工作。一年后，他又考回重庆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分配到重庆煤炭研究所工作。同年考上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师承著名科学家郑哲敏先生，专攻“瓦斯突出”这一世界难题。

在博士生宿舍里，王轩是最用功的学生之一。他差不多每天都是第一个去实验室，最后一个回到宿舍。当中关村设立博士点英语强化班后，他被选为A班的班长，力学所的同事们也很快对这个既腼腆又勤奋的年轻人产生了好感。

一天，他告诉指导老师：“这段时间，我的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东西了。”老师一听，仔细端详了一会，发现他脸色煞白、虚汗直冒。老师慌了，当时就拉着他的手朝医院奔。一验血：白血球25万！中关村医院的化验师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王轩，谁叫王轩?”化验师趴在窗口上高声喊道。

可是没有人回答，他早已回实验室了。

3天后，白血球已上升到57万的王轩住进了医院，他不知道自己生的什么病，但看到周围那些患白血病的病友，他一切都明白了。

力学所为挽救他的生命，很快开了会并最终研究决定为他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领导找他谈话，他流泪了。

当他得知骨髓移植要花那么多钱，他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拒绝。

他说：“太贵了。现在一天50元的住院费已经使我很是不安了。再说，力学所一年的医药费才10万，如果我花掉了，那么别人的药费怎么办呢?”

领导的态度是严肃的，但他固执己见，甚至干脆以不住院相“威胁”，使领导没有了任何办法。

力学所的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无不怅然泪下。大家重新商量一下，想先给他换一遍血，谁知他又同样地拒绝换血。既不移植又不换血就意味着死亡，他才27岁啊!当领导决定强行为他换血时，短短10分钟，力学所大院里就聚集了两客车人要求去医院为他献血。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有与他一样废寝忘食拼命工作的青年学者……谁也没料到，王轩对他们的献血也拒绝了。

一位与他同在一个实验室的博士生急了，哭着大声喊：“王轩，我俩亲如兄弟，我的血你要不要？”

王轩说：“谢谢大家。”

（他的弟弟王璇回忆时说：在生命最后岁月里，大哥想了些什么已不得而知了，我很想从他遗留下来的信件中找出他的真实思想，特别是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面对死亡，他对他27岁的人生有一种什么样的感悟。我没有找到。）

平日里总是笑眯眯的王轩变得沉默寡言。一天夜里，当班护士隐约听到病房传来压低的哭声，她打开门一看：王轩正蒙着被子哭。护士刚想劝劝他，他一抹眼泪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对不起父母，他们还没来得及享我的福……”

入院不到20天，他又办理了出院手续，出现在实验室里，让自己所学的知识白白浪费掉，他是不愿意的。他与指导老师商量，停下选修的课程，先投入做博士论文所需的实验工作。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探讨煤与瓦斯的机理，这是至今尚未解决的国际性难题。他一头扎进实验室，放弃了所有的休息日，晚上也常常加班。说来谁也不相信，来北京一年多时间，他连天安门广场也没有去过。其实他非常想去看看北京风光，可实在抽不出时间。生病以后，他的同学硬拉着他去了亚运村和圆明园，这一天，他特别激动，在家信中感叹：“北京真大呀!”

在郑老师的指导下，王轩很快完成了“瓦斯突出”的二维模式实验课题报告。

当郑老师带着王轩所完成的预报系统前往煤矿实地安装调度的时候，他终于挺不住了，他的脊背剧烈疼痛起来，白细胞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其中绝大多数是尚未发育的幼稚细胞和原始细胞。

直到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上滚落时，同事们才发现他的痛苦，那时他的病情已经让医生无能为力了。因脊椎神经失压引发脑血栓，他的双脚失去知觉，高烧使肺部布满了燎泡，巨痛使他满身大汗。

许多老师和同学来看他，他对他们说：“我对不起老师，对不起郑先生，力学所的事我不能做了，我再也不能为国尽忠了。”这几句话成了他的临终遗言。

王轩走了。

告别仪式凝重而悲戚。一位老师丢掉拐杖，上前抚摸着他的遗体：“你要是晚去20分钟就好了，国际劳工组织在你去世20分钟后发来贺电，祝贺你的成功，并邀请你去英国讲学，可你先走了。”

王轩的早逝在中国科学院引起强烈震动。当年还健在的著名科学家陈景润很难过，他说：“王轩太可惜了。”

父亲把王轩的骨灰捧回老家，全家人哭成一团。

王轩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活鲜鲜的一个人走出大山，回来时却是一堆骨灰，老来丧子的痛苦让他的父亲实在承受不起，仿佛一夜之间，他的头发全白了。王轩的爷爷、奶奶也相继在这个时候去世了。不到两年时间，家里死了4个人。

王轩的弟弟王科在大哥去世后曾一度精神失常，每天深夜呼唤：“妈妈，大哥，你们回来！我要到你们那里去。”后被送到重庆精神病院治疗了4个月，痊愈后学习成绩出类拔萃，极似王轩当年。

中科院力学所党委在王轩逝世一周年的时候，给他的父亲写来一封信，高度评价了王轩的一生。

据说，读信的时候，老人家老泪纵横，握信的一双手不住颤抖。

同一家媒体在不同的时间分别曾对这两件事做过报道。

编者在报道刘小宾的时候这样评价：刘小宾是好样的。他凭着对生命生活的无限留恋和强烈渴求，与死神与命运展开了不屈的抗争，他的一系列自救活动正体现了人性最本质的辉煌和灿烂。

对王轩，则高度地赞扬了他的情操。

王轩，论学历、论才华、论价值，刘小宾及我都无法与他相比，但是，坦然地说，我为他惋惜万分，为他所受的教育惋惜万分，为他的满腹才学惋惜万分。他高尚的情操我不能去否定，但这更加会使我为他惋惜和遗憾万分。他才27岁，如果能活下来，还有无数的事情要做，还会出很多的贡献。当他的父亲、那位老人家读完力学所写来的那篇评价的时候，相信在老人的心中，骄傲难以与痛楚并论。

也许有人因为王轩的道德情操而认可他的生死选择，我很想说，这种认可是残忍的。

一个人落水了，又一个人跳下去，这是舍己救人。一个人的一沓钱落水了，你跳下去，为此死了，与前面的舍己救人不一样。

这是我的认识。我无法了解王轩当初是怎么认识的，也不能预知读者将是怎么认识的.

               第二章生机

                 来到北京

得到刘书记的承诺，胡敏马上就买了火车票。偏偏又是个星期天，跟医院的帐目结不了。住院处值班的大夫自然不会设身处地理解我们的心情，他认为，有什么事这么急，非得今天转院，岂不是笑话。他坚持让我们等到星期一。

胡敏说不想拖延一分一秒。我也不同意等待。协商来协商去，我的岳父留在那里做“抵押”，医院勉强放了我的行。

火车在徐州站中转，我们得逗留三个多小时。我的岳母、胡敏的姐姐还有我的几个朋友从电话里知道这件事，已经提前赶到徐州等候。在火车上我一直想，他们会不会把我的儿子带来。

儿子真来了。三岁的孩子不知道为的什么一直在身边的爸爸妈妈突然就离开了，总也见不到了，他不知道在他生活里面发生的到底是什么。他们是怎么解释的？幼小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突然想，能亲眼看着孩子长大这应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孩子哭着扑向妈妈。

哭声如一把锋利无比的刀子剜进我的心。

我戴了口罩，在儿子的眼里，或许爸爸成了怪物，他一下子无法接受。当我用手去抚摸他的头，他竟然跑开了。

生病不是我的错，我无法埋怨自己。但我清晰地感到，我对不起孩子。

来的几个朋友都是念高中时的至交。上学时形影不离，情同手足，后来各自有了小家，但经常有电话里的关注和问候，有时候也相约小聚。

他们流泪了。

我突然生出一种不平等的感觉，同在一个世界上，明年大家依然可以相聚，我呢？

我多想留住他们、抓住他们；我多想象原来的我们或今后的他们一样，想见了，一个电话，便从四面八方赶到一起。生活的随意、悠闲真是值得回忆和羡慕。

是谁要剥夺我的权利？

从徐州启程的场面是万分悲痛的，我有壮士一去不回头的感觉。胡敏默默流泪。儿子被我的岳母强硬地抱走，他的手和脚都在舞动，嘴里叫着妈妈，哭嚎得嘶哑了嗓音。

北京是我从小就向往的地方。没想到“如愿以偿”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以这样的方式。

我们（同上北京的还有我的弟弟、妹妹）一下火车，就看到妻妹怡敏。这时是上午十一点，兄妹五人乘地铁转出租直奔解放军301总医院。

此后的几天一连挂了六个专家门诊，专家的说法真是令人精神振奋。虽然每一个专家的说法都大体相同，但每听一次，我们都感觉一次新的振奋。

他们说，鉴于我的病型、病情、体质、年龄，首要的考虑就是骨髓移植，这已经没有疑问。骨髓移植的条件是：第一，病情得完全缓解。这是配型的前提，也是做移植的前提。通过化疗的手段使外周血的血象在数目上达到正常或基本正常，在分类上达到无幼稚细胞或幼稚细胞比例小于5%，这就是缓解的标准。第二，要找到同型骨髓。父母与子女配型相合的概率是千分之一，同胞兄妹间配型相合的概率是四分之一，在无血缘关系的人群里配型相合的概率是大约万分之一。第三，足够的费用保证。

座座独木小桥，座座都必须通过。

我们首先担心病情完全缓解是否有把握，大夫说，因为我的病发现的较早，估计缓解不会存在大的问题，也许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甚至更长些。

钱的问题，除了依靠单位、依靠刘书记，我们又盘算一下，从朋友手里能借到三、五万元，两家的父母兄妹也能帮我们借到几万元。

在当时看，相比之下，骨髓配型的独木桥是最窄的。

我想住院完成缓解过程，但301总是“客满”，排了一个星期也还是没有影。在一个老专家的介绍下，我最终住到了距离301不远的武警总医院。

我觉得应该把此前一个星期兄妹五人住在哪里向读者描述一下，这是值得描述的。找来找去我们找了一家小旅馆，主体建筑是一层的平房，在平房顶部，用木板和石棉瓦临时搭建了大约10个平方米的空间，通过一个窄窄的铁梯子攀援而上，我们就选定了这里。

铺了三张床，我独睡一张，妹妹睡一张，弟弟睡地上，胡敏和怡敏一起挤。每张床收25元，这样一来，还省下了两个人的费用。而其他的宾馆旅社我们问也没敢问，单张床位没有低于60元的。妻说，钱要用在刀刃上，用在住宿上不划算。

按家乡的风俗，姐夫和小姨子是要回避、不能同居一室的，但大家哪里还有心思去在乎。七月份的首都气温接近40度，虽然泼了很多水，小屋子里还是象蒸笼一样。为了避免中暑，五个人轮换着不断地洗澡。如果不是在这种特殊的时候，如果在平时，两姓兄妹、四人守候、一人洗澡的场面又怎么可能见得到啊。

洗了澡，我们只穿了裤头背心围在一起商量下一步应该干什么。

大家相互用纸扇扇风降温。

我在心灵相依、生命相依的感受中沉沉地睡去。

（近一年以来，在已幸运地找回生命的我的心中，数次有一个奇怪的愿望涌动——兄妹五人再去住那间小房子，兄妹五人痛痛快快地再游北京，重新感受北京，重新感受给了我们希望、给了我们恐惧又给了我们圆满结局的北京。

12：06，孩子要放学了，突然间十分想逗逗他、亲亲他，然后父子俩弹玻璃子，玩上一会儿。这份感觉竟然惹得我无法再写下去。这就是幸福。

能看着儿子长大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生活，真的是妙处无穷的。)

言归正传，在武警总医院所度过的时光也是刻骨铭心。

大夫叫黎君，女的，刚刚结婚。胖胖的黎大夫非常友好并且善良，她负责着十多个病人，其中有两个是为了配型和移植等待缓解的，一个姓马——军人小伙子，都叫他小马。一个就是我。

           寻找骨髓配型

小马与他的妹妹配型成功！这件事成为整个病区的重要新闻，大夫、护士、病友们，人人都向他祝贺。

我们羡慕极了。

妻提出，不能把配型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弟弟妹妹上。两个25%，就算可以简单地相加，也只是50%，这种寄托岂不如同抛硬币。是正面，很好；可反面和正面的可能是一样的啊。要是反面呢？

我们同时想到了台湾骨髓库，然后分别给琼瑶、陈静、辜振甫等台湾的一些名人写信求助，又以妻的名义写了一封信，打算送到中国妇女报。

不管会不会有结果，能做的都要去做，可努力的都要去努力。

向大夫请了假，抱着地图跑了整整一个上午，快下班时终于找到中国妇女报社。在心目中这是国家级的大报啊，我和妻都稍有胆怯。

根据门卫指引，去了信访办。

值班的是一个姓黄、看上去接近60岁女的老主任。胡敏几乎是抖着手把写了三页纸的稿子递过去之后，我们就静静地等待对方的反应。

翻到第二页，她自语起来：“一片苦心啊，很感人。是的，很感人。”说了好几遍。“尤其这段‘我志愿捐献自己的骨髓，并动员兄弟姊妹和朋友捐献骨髓，倡议全国白血病人的亲属都能够率先捐献骨髓’，说得太好啦。我得直接去找祖保中总编辑。”她当即就拿着稿子出去了。

得到的答复：明日见报，头版头条。报纸的原文是（1999年8月4日）：

SOS！期盼爱心骨髓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25岁的农村女教师，丈夫在乡镇工作，我们生活得很幸福，可是丈夫6月份突然被查出身患白血病，我下决心想尽一切办法救我的丈夫!

我们先到了江苏的苏州医学院，那里的医生安排保守治疗，较理想的情况下丈夫能活三五年。我不能接受这个结果，丈夫太年轻了，才刚满三十岁呀，我又带着丈夫来了北京。

在治疗白血病比较有名的301医院和307医院等连续挂了数个专家门诊，我的精神振奋了。专家们的意见是一致的：鉴于我丈夫的年龄、病情和体质，应该施行骨髓移植手术；而通过这种手术可以治愈我丈夫的白血病!

只要有希望，再大的困难我们也会努力。手术费用大约需要二十到三十万元，我们不畏缩，丈夫所在的乡镇会帮助我们，亲戚、朋友、同事会借给我们，我们能筹得到这笔钱。我们已经做了还债一生的打算。

可是现在面临又一个巨大的难题：要找到同型骨髓。在同胞兄弟姐妹之外，大约五万人中才会有一对同型骨髓。专家说目前大陆尚没有正式的骨髓库，台湾有骨髓库，型号也比较全，但必须在台湾有亲友才有可能获准前往配型。我们在台湾哪儿有亲友呢?我想啊想，开始给作家琼瑶写信、给诗人舒兰写信、给运动员陈静写信、给海基会辜振甫先生写信……给许多我知道的台湾名人写信求助，让人失望的是，这些信都因地址不洋(我找不到这些名人的详细地址)给退回来了。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我打算继续努力。

我想到了中国妇女报社。

我愿意无偿献出自己的健康骨髓并动员我的兄弟姐妹和朋友无偿献出骨髓给台湾或大陆在建及将建的任何一家骨髓库。将来我的儿子长大了，我也会让他捐献骨髓。我也呼吁政府卫生部门能尽早组织建好全国性的骨髓库，我们的国家那么大，应该有一个大型的骨髓中心。呼吁所有血液病人的亲友率先献出自己的骨髓；呼吁所有健康的适龄人都向国家的骨髓库捐献骨髓。有多少生命会因此而获救啊。

愿普天下人人健康平安!

一个年轻白血病人的妻子：胡敏

（在这里，我想，生命的话题是最能引起人们关注的。在此衷心感谢那些关注生命的人们。今日是2002年3月27日，一周前我把自己找回生命的经历写成5000字的文章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寄给南京《周末》第15版的一个专栏，得到编辑部左元先生的回答是：头版、二版整版刊出。2000年12月，《扬子晚报》的陈金山先生亲赴邳州采访，随后作两次报道，一次报道了我要创建骨髓捐献网站的愿望，一次报道了网站开通的消息，都在江苏新闻的头条。）

投稿中国妇女报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多的信心，两人都有一种首战告捷的振奋和慰籍，一下子感觉士气大增。

而文章本身的反响也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台湾“中华妇女菁英联盟会”会长黄喜慧看到了这篇文章。她通过全国妇联组织处与报社信访办的黄主任取得了联系，又辗转找到我所在医院的联系办法。1999年8月6日晚7点半，一个来自台北的长途打到病区办公室，是找胡敏的。打电话的人正是黄喜慧会长。她说她的心里很感动，她和花莲骨髓库联系过了，骨髓库的李主任已经答应提供寻找配型的帮助。

胡敏激动极了，眼泪流了出来。她什么都不会说了。电话接了很长时间，但从头到尾她除了“哎”“哎”只重复说出三个字——“太好了。”

我在一边为她急的跺脚，甚至淌了一身汗。

热心的黄喜慧会长告诉了胡敏骨髓库方面的联系办法和联系人。她说，下一步，你们自己联系就行了。

电话打到花莲骨髓库，没想到那边同样讲着普通话。接电话的女士非常热情，她说一旦病情达到缓解，就抓紧在北京做免疫分型，如果我的弟弟妹妹没有合适的，把我的分型结果传真过去即可。

我们有一个疑问，在骨髓库配型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是100%吗？

当时花莲骨髓库的捐献资料约有17万份。而捐献资料越多，患者寻找到成功配型的可能性越大。

得到的答复是：20%。

骨髓配型啊，你真是叫人心惊胆战。

武警医院的护士长看到了文章后不仅把我的床位费降低一半，还把我改到一个单间里，给胡敏加了一张军用床，让她能够休息，能够时刻陪护。

后来，又收到了许多人的来信，都是希望为我捐献骨髓的。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房产管理办公室郑冬云女士说：胡敏，您要尽一切办法救您丈夫的态度震撼了我，我深深体会着你的一片良苦用心，我决定做这5万分之一的捐献者。如需要，我会尽快去北京。但愿我能配得上，即使我不行，定有后来人！

           相遇李静

我们新接识一个病友，更确切地说——接识了一家人。是缘分。

一个周日的下午，在医院门前的报摊上我们发现《北京青年》周刊登着一个准备做骨髓移植的白血病女孩的求助信，上面有照片，很漂亮很文静的样子，看了之后一种同病相惜之感油然而生。而且我们迫切地想知道有关白血病和骨髓移植的更多信息，于是决定去看她。

第一次见李静让我很惊讶，她住在307医院血液科病房楼道尽头一个很小的单间里，当时她正一个人在病房里叠着纸鹤儿，漂亮的头发，很高兴的样子，和我见过的脑袋光秃、面部臃肿苍白的病人截然两样。几番询问后才知道她距离骨髓移植比我还要遥远，她唯一的同胞哥哥李伟已经为她做过配型，兄妹骨髓型号不吻合。“李静，你爸妈说今后怎么打算呢？”我问，“我现在一边化疗，一边吃中药，中医说吃中药有的人能活十来年。”一句话就把胡敏的眼泪引了出来。临走的时候，妻向她解释，我们也是白血病人，住在武警总医院，也想做骨髓移植，没有更大的力量帮助她，留一百元钱，只算个心意吧。

从307出来，心里原有的不平衡感忽然少了很多。真没有想过还有更加不幸的人，她还太小，生活中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她都没有去体验，上苍实在不应该夺走她生存的权利啊。

此后因发作支气管炎，几乎天天输液，慢慢地将这事给忘了。但是有一天一个男病号忽然敲开病房门问，你们去307看过叫李静的女孩吗？我点点头，心里在发愣，不知是什么意思。“有人来探视。”他告诉我们。

我们下了病房楼，远远就看见李静一家站在医院的花亭里。李静的爸妈是地道的农民，李静的爸个子高高大大，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我们前面来过了三次，门卫总是不给进，今天亏得那位穿病号服的朋友！李静的妈说你们也病着，还给静静送钱，怎么说我跟静静爸也得来认识你们。北方人特有的直爽和真诚都写在了这对夫妻的脸上。原来他们一直在寻找，跑过北京的好几家大医院了。

大家在花亭的石凳上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从这时起，我们经常应邀去李静父母租的房子聚餐。李大嫂做内蒙古焖面、牛肉饺，妻带上家乡煎饼、干烤鱼，两家人时刻都承受着灾难的煎熬，却也从这种相处中感受着特殊的安慰和温情。

让李静和我都能有机会走进骨髓移植的手术室是两家人最大的心愿。我们互相鼓励，向骨髓移植靠近。

            配上了！！！

衷心感谢黎君大夫。1999年8月中旬，我的血象完全得以缓解。

8月19日开了配型单，我同我的弟弟、妹妹去307医院做了骨髓配型。这也是求生过程里惊心动魄的一个关口。只有配得上型，求生的路才能继续走下去。配不上型，一切的希望都将化为灰烬。什么都可以努力，惟有配型是不能努力的，抽取完血样，检验的大夫让我们次日下午取结果。我一遍一遍地追问概率到底有多少，大夫说：“按总体的统计，同胞兄妹之间是25%；对具体的某个人而言，要么是零，要么就是100%，说到底，就看你的造化喽。”

兄妹五人（我、胡敏、我的弟弟、妹妹还有当时也在北京的胡敏的妹妹）的心情是一样的，饭也吃不下去了，也不睏了，弟弟到街上买了书——《概率论》，对着书研究他和妹妹二人至少有其一配上的可能性。虽然有两个25%，在一起却不是50%，原来并非简单的相加，运算的结果是：43.7%。

我们又一遍遍地对照比较着姊妹仨的脸型、五官的比例还有手指以至脚指的纹路，意欲为遗传相似寻求更多的证据。

被等待煎熬了一天一夜，我们坐卧不宁，彻夜不眠。

8月20日，去医院取结果。

兄妹五人是步行着去的，一路上我的心高高挂起，难言详尽滋味。记得每遇上一个迎面走来或向前走去的行路的人，我都在心底默默地对他（她）说，给我一点力量，给我一点力量！

那天取结果的有三个家庭，另外两家已经取出来了。一个清洁工告诉我们，两家人都是哭着回去的，没有配上，而且，其中一家参加采样的是姊妹六个人。

为了不让他们把希望抱的太大，为了缓解大家将来可能出现的巨大失望，我说，我已经有了一个预感，配不上。

检验室是在二楼，到了一楼的楼梯口，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谁也不敢再跨一步先往前面走，大家的腿都开始发抖。我说，还是我跟胡敏上去吧。

我想应该我俩来承受。

但我的心里还是抱着很大希望的。我和胡敏咬咬牙，然后两只手拉在一起，就上去了。

（他们三个也紧紧跟在了后面，但当时我们不再有心思去注意，也没有察觉。）

一个值班的女同志正坐在里头，我感觉自己的心跳猛烈地加速起来。象站了半个世纪一样直直地站了半分钟，俩人终究没敢开口。人家看了我们一眼又算了。胡敏终于鼓起勇气：“我们想取配型结果。”

那个女同志抬起头：“是取配型结果的？”

我们同时点头。

“那位病人姓什么？”

“朱——！”，胡敏声音在发颤。

“姓朱的？”她甚至没有去看任何的单子或记录，就把我弟弟的名字说了出来：“他的弟弟大概叫做朱金链吧？”

我们拼命地点头。

“完全相合的。”她说。

见我们楞在那里，她又加上一句：“是配上了呀。”

也说不清是谁去抱的谁，突然之间，我们兄妹五人就紧紧地抱到一起了。四个哭的，全都抑制不住地哭出声来；一个笑的，那是我的妹妹，她笑着笑着就哗哗啦啦地淌了一脸眼泪。

我们缠着大夫问得很多，大夫也由衷地替我们高兴。她说：一般的超过四个点就可以做（移植），你的六个点全配上了呢。妻仔细地看了好几遍报告单上的提示，说，大夫，你看，这个混合淋巴细胞培养的结果偏低了，没有多大关系吧？大夫说：哎呀呀，你不懂，却还要问。这个值越低越好哇！妻喜极又泣。

配型成功是一次重大转折。在配型之前预计生存可能性应该是这样的：

生存可能性=43.7%（配型成功的几率）×70%（骨髓移植的成功率）=30.59%。而现在，生的可能从30.59%一下就变成了70%！

回去的路上，五个人那份热烈劲读者可以想象。兴之所至我们还买了一个大菠萝抱回去一分五半作庆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