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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把经历和磨难写出来，那也是一笔社会财富。”朋友们一次又一次地给予我鼓励。2002年就要来临的时候，我终于在键盘 上敲下第一个字。写作是不容易的，况且，写这么长的东西我是第一次。面对读者，我只能保证真实。也许上下不连贯，每一件我所写的事都是真实的；也许文笔别来扭去，我的所思所想所感都是真实的。我赖于政府、社会、我的弟弟等等各方各面的帮助死里逃生，但在这里，我想用较多的文字记述我个人的努力、我的妻子的努力。我们一直在努力，最艰难时，我选择了放弃，我的妻子也没有放弃。 （二） 过去的岁月里，很多同类的文章曾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愿为那些正在绝望中苦苦挣扎的人们点上一支祝福的红蜡烛！ 不能轻言感悟生命，但假如有谁因读它多了一点思索，那就是我的希望和快乐。 不管一个生命将来能创造多大多小的价值，挽救生命都是值得的。大街的墙上经常会贴出“保护动物”的标语，如果人类连本身也不会保护，“保护动物”岂不是嘲笑自己？所以我也呼吁处在幸福生活中的朋友：善待弱势群体。善待他们，便是善待自己。 感谢所有爱我、帮助过我的人们，他们和我共同创造了这真实而精彩的人生传奇。 （三） 有名的榕树下网站曾出过一个写“死亡日记”的陆幼青，又出过一个写“最后宣战”的黎家明。如果我这也能叫“吃螃蟹”，我这只螃蟹的味道却会与他们有着较大的不相同。他们的生活中只有困惑，没有生机；他们对生命只有悲哀，没有希望。比起来，我的灵魂也曾经轻轻地飘然向上，我也徘徊在那个大门前方，但我的眼总可以看得到依稀的光亮。 我就去苦苦地寻找这一线光亮。 我骄傲的，是求索路上一份智慧、一份执著；我感叹的，是生死线上一份造化、一份艰辛。 我终成正果，过了常人的生活。回忆过去，我仍然禁不住眼泪。想起每个善良的人，一个“谢”字说不出我心底的感动。正是有那么多善良的人，我才能拥有今天健康的生命，也才能拥有今天完整的家。我深深的知道，我今天的生命属于大家，属于社会，属于所有关心我的家乡父老。我不愿作大的承诺，我会用我的后半生，我新生的全部实在地作人和工作。作为白血病治愈者，我还将以这一特殊身份投身白血病人再生的事业，呼吁友爱，帮助和亲情，呼吁骨髓捐献，开展骨髓捐献公益活动，让更多的白血病人能象我一重获新生。我会一直做下去--这是大家的爱赋予我的机会。这一点，我不会忘记。 第一章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灾难 我从一踏进学校门就很顺当。小学、中学、然后一级不留地考取了大学。十多年前农村孩子考大学还很稀罕的，可我轻轻松松，没费丝毫力气。19岁开始工作，一工作就去了岔河乡机关，此后一晃便是十年整。24岁结婚、25岁添子，妻贤贤惠惠，儿子活泼可爱。我任工业干事、政府文书、党委秘书后来进了那里的“班子”，做宣传委员。虽然不算什么大职务，整天也忙碌个不停，我觉得踏实。所有的事都理所当然又平平常常。 这时候，却出了事。 一切来得太突然，没给一丁点儿准备。那是1999年夏季，农历端午的前一天，阳历6月17日，正在好好地坐着说话，头就晕起来。179斤的体重，头痛脑热的也没当过一回事，但是晕的滋味有点怪，好象以前从来没有过，妻子就跟我到了乡医院。 大夫说，不是中耳炎便是高血压。量了个血压，果然，70/160，低压正常高压高了。他就说，以后多吃点青菜别吃肉，给我开了一堆药和一瓶水。补过水，晕的感觉没有了。 第二天出差去了县里，11点办完单位的事，等车无聊很难受的，去了市医院。也就想再随随便便地问几句，结果呢，被指引挂了个五官科。大夫用仪器仔细检查过我的两个耳腔后说：“你这是中耳炎，不要紧的。” “能确定是中耳炎吗？”我笑着问。于是查了血。 那天查血的人很多，每个人采样后几分钟就拿到结果，而我，足足等待了20几分钟。排在我前面的人和排在我后面的人都走了，我的还是迟迟没出来。 我琢磨：一定是他们给弄错了。 我朝着化验间里头望一会，感觉到气氛似乎有点不对劲儿。一台显微镜围了六七个大夫，你坐下看看，他又坐下看看，听不见他们讲什么，然而可以肯定他们一人一句在议论。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一下子警觉起来了，只觉得一颗心一点一点在紧缩。难道是我的血出事啦？为什么大夫凑在一起呢？他们的工作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吗？我开始没有好猜想，同时又不断地安慰自己。 护士从窗口探出头：“你叫朱金平？”我点点头。 “最近查过吗？”我摇摇头。 “感冒了吗？”我摇摇头。“身上没有伤口之类的感染吗？”我摇摇头。 “以前查过没查过？”我摇摇头。 “怎么就你自己来查呢？”我说：“我是顺便的。” “你用手压压胸骨，看看疼不疼？”我试了一下：“不疼。”刚要问怎么了，护士说：“还想重给你查一次，这次不用你交钱了。” 不祥的感觉象一张网一下子就把我罩住了。问我是不是一个人干什么？问我是不是查过干什么？重新抽血干什么？到底眼前发生什么呢？我等待的将会是什么？ 从小到大从上学到工作有时也经历危险和意外，棘手复杂的场面偶尔也曾碰上过，但眼下的场面实在显得完全的不同、陌生、无法应付啊。 我仿佛看着自己朝某处深崖坠落，真期盼会有什么能挡着我！我又仿佛看着自己一寸一寸没入旋涡，真期盼会有什么能拉住我! 化验单终于出来了。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护士脸上的表情，也忘不了自己实在无法准确描述的心情。我看出了她意欲隐瞒真相的那份善意和慌乱，也看出了她的无奈叹息和同情。 我心里的直觉不会错！一张纸儿，几行数字，甚至上面一个汉字都没写，而就这一张纸儿，它却要改变我的生活和命运。 我傻了也懵了。血上的问题还能会有什么呢，我猜到必是白血病。我问她:“是白血病吗，别瞒我了。”她答道：“你找一下大夫吧。”她的眼光完全躲避了我的眼光。 一种从没有经历过的可怕的东西被正式地宣告来临了！刹那间我觉得自己的大脑以及浑身的神经一起在麻木。我茫然地迈开脚，不知该往哪里走。记得以前的时候每每做恶梦，醒来了伸一个懒腰松一口气所有的惊吓都散去，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惊喜的念头：“或者这是一个梦？”我用心分辨着周围的景物和人流，多期盼能找着一个破绽证明我的确就是在梦中。我看医院的院墙，墙上的标语广告清清晰晰、明明白白提醒我面临的不容置疑是现实；我努力回忆前天在哪里昨天在哪里今天早上在哪里，而所有的日子一切的事情衔接得却是多严整，这一切分明是真的。 甚至，从这以后大约半年的时间里，很多次醒着时，我都会冷不防冒出一份非常幼稚的企图，企图通过苦苦挣扎从梦境里头逃出来，等到睡了时，又常常快活地梦见这一切原来真的只是一个梦。 以前许多次听过、目睹过也曾去安慰过落在别人身上的灾难，可是，从不曾设想有朝一日它会无声无息地落到了自己的身上来。白血病，对我来说不算太陌生。以前看《爱情的故事》，看《血疑》，记得主人公都是死于白血病。一个相处不错的同事的父亲，才五十来岁，最近刚死于白血病。我曾去看他，干枯的手指、稀落的毛发、不见血色的脸就是那次探望留给我的全部印象。我知道，白血病就是化疗、虚弱、脱发和死亡，但是突然之间，命运却把我和它联在一起了。我不能相信，我不能接受。天啊，两个小时前我还快乐自在走在大街上，前后仅仅一转眼，可怕的死神竟满面狰狞朝我笑了吗？ 我恍惚地走进中医院，找了当大夫的一个同学吴学文：“完了，学文，我查出来是白血病”。他说：“开什么玩笑嘛，有什么事情你赶紧说。”我把单子摆到他眼前。期盼着他有一句话能把什么都否定，但看着他的脸色，我的心只得一点一点地下沉、下沉又下沉。 他说，每个阶段的血细胞全都产生、存在于骨髓腔，但非白血病骨髓只会把成熟细胞放到血液中，幼稚细胞不可能进入血液中。他两只手撮来撮去，犹豫了一会：“不瞒你，但你也万万别急，老同学。单子上发现了幼稚阶段的血细胞，应该考虑是白血病。” 他又说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囤一类的安慰的话。 我颤抖，最后的祈望和侥幸化为零。我不甘心地问：“再没有别的可能性了？”他说：“我带你去找检验科的梁主任。” 接着见到梁主任，梁主任说，真有另有一种可能性——类白血病反应，这种反应肯定会伴有很严重的感冒或感染的。 我当时既无一丝一毫感冒的症状，而且查遍了全身，也没查出任何可能存在的感染源。他们失望无比地告诉我，下午穿刺个骨髓吧。梁主任说，看过骨髓片，就百分之百地确诊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恐惧、绝望又疑惑，在心底似有千般感觉在翻腾。我步履千钧，走呀走呀，从南北的街道走到了东西的街道，又从东西的街道走回了南北的街道。我想呀想呀，想不通。这意味着什么？这是灭顶之灾啊。灾难的发生竟然就是这么简单这么毫无声息吗？轰轰隆隆的马达、有说有笑的行人、蓝天下的白云、路两边的大树、树枝上的蝉鸣……这个有声有息的世界，我将要弃之而去吗？ 我打的直奔离医院不远的孩子的舅舅家，很巧岳父岳母也来了。一家人刚围在一起吃午饭，哪容我讲得完，几双筷子就牢牢地凝在那里不动了，眼泪扑簌簌流出岳母的眼。我刚才还活得好好的呀！我的亲人，我就会在你们中间永久地消失，你们就会再也看不见我吗？我的视线正在慢慢地变得模糊并终将再也看不见你们吗？ 我不由得想到——妻子和儿子。妻在等我回家吗？儿子呢？儿子在干什么呢？午睡了？在淘气？象有千万条小虫一起蠕动、一起张嘴噬咬着我的灵和肉，又象有一座大山压心头，这实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啊。 三年后的今日，我经历了一次次挣扎一次次跌打滚爬仍把生命攥在手里，回首件件往事，我敢说自己不算懦弱，而在那一刻却没有了任何的坚强、尊严和勇气。 我的思想乱极了，脑子里好象塞了许多东西，它们一圈一圈转得很快，并且纠缠在一起，我越是努力要解，越是解不开。我想躲避起来，真想找个地方躲一会，我上了床一头就栽在那里了。慈爱的岳母为我掖掖被，我真的迷迷乎乎地睡着了。虽然这绝不是酣睡，只是可怜的昏睡，但在昏昏之中我又多么期望这一觉能够长点再长点，甚至一直睡下去啊。 下午的检查岳父岳母一直在陪着我。 生平第一次经历做骨穿，后来我知道，做骨穿对不幸的白血病人来说就像吃饭，实在是平常又平常的。说起来，是用一根粗粗的针管探进骨头里面取骨髓，所以乍一听头皮发麻好可怕，其实做起来，皱皱眉头也就完毕了。再说，跟精神上的压力相对比，肉体的痛苦根本已经无所谓。 进针的时候没感觉，针头到达髓腔然后开始往外抽，那时候有些酸溜溜的。消毒、麻醉、穿刺、取髓、涂片一路顺利，显微镜虽小，它却承载最后的寄托。 平安活着的时候，我又何曾去设想，同在一个世界里，还有一些人必须去受常人不用去见、不用去想甚至永远也不会知道的这些苦和罪。 梁大夫在报告单上工工整整地写：CML（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英文缩写）。 我的同学告诉我，治疗白血病省内最好是苏州，明天就到苏州去吧。
现在，先要回家。好怕回家。可我怎能不回家？ 90里路程到岔河，我多想让中巴车慢一点。我发愁，我该怎么开口对妻说啊。我真的不知道这突然间的重大变故她在心里将会如何去接受，不知道这就要倒塌的命运大厦那双柔弱的肩膀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扛得了。她比我小4岁，地道的庄户出身，一直上学，毕了业就教书，什么世故也没有，结婚前给我的印象大体就是个中学生，结婚以后变化也不大，讲台锅台儿子和我就是她的全部生活。她性格内向，不爱外交，不合群。比如左邻右舍大人小孩都会的打升级她就永远不会，也永远不学。如果把所有女性分为强者和弱者两大类，那她很自然地就会被放到后一类，这一点，也正是让我此时揪心的。 终于到家了。 一切都说了。妻最初的反应是不相信。 她说，你别吓唬我。 我说，是真的。我把骨穿的创口掀出来。 她又说，你别吓唬我。 我说，是真的。你看，咱爸咱妈（我的岳父岳母）他们都来了。 她大声哭起来。哭声是我等待的，更是我害怕的。那时那刻那种心肺撕裂肝肠俱焚的感觉啊，到了下辈子，我仍然也会忘不了。 后来我又往乡里去，进了大门，正遇上分管我的副书记黄兴运，他匆匆忙忙地要外出，大概还没有吃晚饭。我说，黄书记，我想跟你说件事。他说，你等我回来吧。我说，别等了，说了你就明白了。然后我就开始说，他的眼睛越听越大：怎么会呢，这怎么会呢，你的身体棒得跟头牛一样。 化验单递到他手里。 他说，刘书记（注：乡党委书记，全名刘贵益）今天不在家，我现在就带你找乡长去。 乡长吕玉超也愣了。他想了一会，说：第一，千万不能慌，慌也没有用。第二，抓紧上苏州，等大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再定夺。第三，如果真的有了事，单位肯定会尽力帮你，这是没有疑问的。 他又问我家庭目前存了多少钱，我告诉他，两千多一点。他打电话吩咐财政所想想办法当天晚上再给准备一些。 因为早已下了班，现金都按制度存进了信用社，财政所的出纳员邹伟跑了几乎满街的商店凑足五千元，送到我家里时夜已经很深很深了。 哪一颗绝望的心都渴望滋润、需要鼓励，从这个时候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在我心中变得神圣无比。 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那天晚上全都赶到我家里。我约略地听过一点关于骨髓移植可以治疗白血病的事情，兄弟俩站在楼梯口，我对弟弟说，也许有一天哥的命真的需要你来献骨髓，你得心里有个数，有个准备。 “哥，你放心。”憨厚的弟弟哽咽了。大家都想和我一起上苏州，商议来商议去，最终定了三个人，妻子胡敏不用说，另外两人是妻弟胡坡和我的父亲。 胡敏的眼泡很快就肿了。她什么话都不说，谁的劝慰都听不进去。知道第二天就要上苏州，她开始收拾出门的衣裳。一件一件，她叠的很认真很认真，神态专注，好象世界上别的东西都与她毫无关系，她只需要叠好衣裳。 我一会看着她，一会看看已经睡熟的儿子，不知道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后来大家都困了，各自找地方去休息了，胡敏终于把头抬起来。夫妻对望，两双手儿到一起，四行泪水默默淌。我们坐了很久，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记得胡敏两只手攥的很紧。昨天妻还在上课，我还在上班，我们轮流接送儿子去幼儿园，而明天呢？明天却完全变成了未知数。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我和胡敏、儿子共同的未来将会是什么？ 苏州的日子 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启程了，那是1999年6月19日。 自从参加工作，我朝夕生活在这里，谁也料想不到，从这次出门到再次见到岔河的一草一木竟然会隔一年多。 我们坐的是邳州开上海的长途汽车，麦收刚过，一车厢都是南下打工的老乡，我的心灰灰的，涩涩的，不想多说一句话，害怕遇到每个相识的人。 偏偏就上来一个老同事，他一直做乡里的勤杂，有几年我在办公室里当文书，互相接触非常多。后来因为年纪大，他就告退回家了。“金平！”他叫我，“这是到哪里出差？” 若在平时，我一定倍感亲切，抓住他的手问他做什么，在哪里，日子过的还行吗……但现在，我只能茫然地应付着，我不愿意告诉他我是去干什么。 我和家人瞪着眼睛瞅车窗，全成了沉默羔羊。 看着无拘无束哈哈嘻嘻谈东说西的民工们，我多希望自己就是他们的同伴，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不管贫穷富有，什么职业，生龙活虎的日子是最美的。也许他们需要起早摸黑，哪天都会累得腰酸腿痛，他们却拥有一个好的身体，拥有去拼搏去奋斗最起码的资本，更拥有一颗轻松快乐的心情。在这一刻，我才体会到健康是至上的幸福，是最重要的事情！ 车到泰州吃晚饭。吃这顿饭，我感觉到了自己角色的变化，我成了大家关怀呵护的中心。炒了两份菜，一份肉丝、一份青菜，谁都不断地夹给我，大概都让我吃了。 妻是第一次出远门。结婚前和她姐上过一趟山东的枣庄，约有二百里路。以后参加自考辅导又到过一次沛县（注：沛县与我们所在的邳州一样属徐州管辖），我陪着她一块去的，除此没去过再远的地方了。她挨着车窗同我并排躺在一起。我心里堵的慌，想要说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我看着漆黑的窗外，再次想到不可回避的那个词——死亡。 我感到害怕。死亡是什么？死亡以后到哪里？地球没有了我当然还会转它的圈，而我没有了地球将是什么样？一切都象远处的黑暗那般可怕和无边无际吗？ 妻的手始终放在我的手上，我不时地感到内心一暖，但马上就变成了无限凄凉。有一天它就会抓不着我，我也会抓不着它啊！短暂的分别对我们来说不稀罕，但永别却是个什么概念呢？ 颠颠簸簸的车子里很多人都呼呼大睡了。我睡不着。妻也直直望着车厢的顶部睡不着。凭借昏暗的车灯我看见妻的泪顺腮而下。她没有擦，也执拗地摁住我打算伸出的手。过了一会，她把我的手拉到她胸口，再把她的手放到了我的手上。我们就这样直到下车。
6月20日凌晨三点抵达苏州。 太困了，可我始终睡不着。长长的、痛苦的等待，然后挂号，再一次验血……白细胞记数7万2，幼稚细胞10%。接诊的大夫姓杨，是个女的，她说你可以选择继续查，但查与不查已经无所谓了，CML无疑。 我第一次知道CML就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简称慢粒。从这时起我开始接触血液学各种各样的代号和专业术语，开始学看化验单，也开始学会琢磨大夫的话、观察大夫的脸。 进一步检查的项目叫染色体，胡敏坚持要做，父亲和胡坡也同样坚持要做。即使没有希望，她和他们也还是固执地抱着一丝希望。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胡敏问大夫：如果染色体的结果是好的呢？大夫摇摇头。胡敏不罢休，又问上一遍。大夫说：不会的。胡敏几乎有点耍无赖了，她再问，万一是好的呢？大夫抬起头，说：那就不是白血病了。 大夫开了检查单，大约一周之后出结果。 根据杨大夫的意见，我当天就住进苏州某医院。据说这所医院血液方面的技术力量是不错的。和许多医院一样，这里的病房也分了档次。经济条件好的、病情确需特别护理的住在前五楼，其他的住在后三楼。估计因为我们穿戴得很土吧，大夫问也没问就安排我去了后三楼。 踏入病房的那一刻，我心中的滋味是非常奇怪也一言难尽的。好象动物园里的动物，本来按类别关着，各自相安无事，我却被拉了出来，又塞到和我完全不同类、不相干的笼子里。我不甘心，但又无可奈何，我忐忑地、怯生地审视着新的环境和新的同伴，我知道，一种熟悉的生活彻底结束了，另一种生活开始了。 病房里面的气氛不象我所想象的那般晦暗，这里的人承受痛苦、承受煎熬、承受绝望、承受死的威胁、承受生活各种各样的压力，但他们也有快乐，并在尽力地寻找着快乐。病房给我的第一印象几乎没有沉重的感觉，一个安徽口音的中年人正讲一段讽刺河南人的笑话，满屋子人都被他逗得嘻嘻哈哈。 这是一个大病房，额定的床位是八个，到我加入是第七个。除了我表现得忧心忡忡不安宁，别的人，对自己的疾病早已习惯了。治疗时好象在上班工作，一“下班”，串门、聊天、磕瓜子、下棋、打牌、开玩笑，这时候你竟看不出悠闲平静背后的恐慌和难过。 但我那时还是被其中的两个人吓坏了。两个人都不到20岁，一个姓许，苏州本地的，他隔一阵就叫痛，一举一动都发着抖，大概因为连续化疗的缘故，他的头发一根不剩，眉毛和眼毛也一根不剩。另外一个因相处的时日太短，已经忘记了姓什么。人苍白得如同一张纸，浮肿得就象一个泡馒头，皮肉的表面一根根毛细血管都使人发糁地暴露着，我甚至不敢去看他的脸。我心悸不已，毛骨悚然，这会是我的将来吗？ 下午五点钟，病房按规定开紫外线灯照射消毒，我们得去楼道里站上半小时。伙伴们都带了口罩，带了帽子。护士指着我，说：“你也要带口罩和帽子。带上口罩防感染，带上帽子防感冒，今后出门都要这样的。” 我终于在心里开始接受我是一个白血病人。 也始于这一天，口罩、帽子成为我生活里两件必不可少的东西。它们尽职地给我以保护，帮我抵御着细菌与寒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多象我的两个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啊。然而它们又时不时地带给我许多几乎是难以忍受的触痛，此时的它们在我心里便如两个小魔鬼。不管是在街上在店里在路旁每当有人投过或诧异或怜悯或鄙夷的目光，每当有人象躲避瘟疫一样远远地闪去，我忽然间就没有了自信，忽然间就觉得自己不再和别人一样是个“完整”的人。 小时候每年秋收都跟着父母分拣晒干的花生，颗粒饱满的放到一堆，余下的放到另一堆，拣到最后，好的成了一大堆，孬的成了一小堆。而命运随手就把我扔进了虫钻的鼠咬的半截的霉烂的干瘪的这一小堆里头了！ 我的心中不由得涌起着无尽的委屈、愤恨和遗憾。 治疗在入院的当天就开始了。主治大夫姓周，他说肝脾都不大，淋巴节未及，病发现的还算早，一天两片药，一周五次注射，注意观察，这就是所有的治疗。医生的话对病人来说是神圣的。妻子和我最想知道治疗的真实前景，我们想了不少的办法去接触他，缠来缠去，也没缠出个十分确切的所以然，但总算知道了以下几个基本的事实： 第一，病程分成慢性期、加速期、急变期，这三个时期自然过渡，到急变期便无药可救了。我目前处在慢性期。 第二，根据国际已有资料的统计，从生病日起算，平均存活时间为两年。不过对个例而言，三两个月以下不足为奇，而三至五年也是有的。 第三，按理论，通过骨髓移植可以实现根治，然而骨髓移植不仅意味着不低于30万人民币的投入，还要以寻找到合适的配型为前提，更伴随了非常巨大的风险。本院此前共做过5例，这5例全部失败。 我们追问失败的概念，周大夫说——病人死在手术台上。他还说了一个例子，在数月之前，常州电力系统某职工就在本院做了移植，甚至累计花去99万，由于出现的合并感染不可控制，术后第30日，在抢救中死去。 如果赖以短暂地维持着生命的化疗被视作“保守型”，而走钢丝一般的骨髓移植被视作“激进型”，此时此地，大夫的看法还是倾向前一种。 （作者特别注明：三年后的现在，由于骨髓移植手段的不断成熟，全国各地的所有医院在治疗白血病上都已首推骨髓移植。） 这些，已经足够让我和家人胆战心惊的了。 怕我受不了，胡敏晚上也在病房“住”下来。好在那天管得很宽松，值班的人走过场般地串一圈就休息去了。不料第二晚故戏再演的时候，却碰上了“铁面包公”。时钟敲过11点，护士开始查房，遵照病友的指点，胡敏赶紧到开水房躲起来，不想还是被抓个正着。 “必须离开这里。”护士的话丝毫不留余地。 胡敏央求道：“让这一个晚上，明天一定不会这样了。”病友们都过来求情：“时间这么晚，旅社也不好找，算了吧。”护士说：“不行，这是病房的规定。” 胡敏的眼泪淌了出来。出事几天来她已经承受的太多，此刻看到她为难的样子，我实在感到心痛和可怜。忽然间血往上撞，我把几天里压在心底的无名愤怒一古脑倒向那位护士，我说：“我选择出院可以吗？” 她说：“那得明天。” 我说：“为什么？” 她说：“都休息了。” “什么？”我说，“收费结帐的人休息了这是理由，外面旅馆的人休息了你怎么装做看不见？你现在就得给我办手续，我现在就要出院。我要出院！” 我蛮横无理，我的语气竭思底里，简直象个发作的疯子，连胡敏也吓傻了。结果，护士无奈，默默地选择了退让——想起这件事，我一直心中有愧，觉得太有些对不住那位认真的护士小姐。 用药的第三天，白细胞降到3.6万，幼稚细胞降到9%。大夫说很好。我和家人感到了许多宽慰。苦中有乐也是乐。如果不是总在魂牵梦绕地念着那个最后结局的话，真可以去买一瓶酒庆祝庆祝。病友们也都查了血，几个结果不错的互相道喜，当前面说过的那个小许不在病房里的时候，有人小声地说，他的血象一塌糊涂。果然，他回来后脸色阴沉阴沉的，他的爸爸也不高兴，除了喊痛，他不再和别人说话。 因为小许的状况，病房的气氛变得很沉闷。他整夜都在叫痛。白血病到了最后的阶段，癌细胞的疯狂复制是控制不住的，它们大量地增生浸润和压迫，拼命地吸取和争夺养分，使担负造血任务的人体骨胳产生难忍的疼痛。 这一夜艰难地熬了过去，随后的白天却是阳光明媚的。小许说疼痛忽然消失了，现在的感觉是酸溜溜的。他爬起来，坚持不要父亲的陪护，自己到花园走了一圈。回来时，他对大家说，空气真香啊。他的父亲照例为他捶胳膊捶腿，我坐过去，说，我给捶一阵吧。他接受了。他说生病一年零一个月了，反正已经没希望，就盼着多活一天是一天，受罪的日子也是想过的。他还以“老兵”的身份告诉我平时的生活里应该注意什么。——慢骑自行车，多吃些带鱼，少吃辣的，这些都是最先从他嘴里知道的。 当晚他却死了，是死于血小板低导致的颅内出血。死之前窗外正在刮风，他说：“天阴了。”我至今记得他咽气前一直不肯闭上的黑眼睛。他的尸体在病房躺着，凌晨才被抬上车。他的家人哭天嚎地，令所有的听到者心颤不已。我和病友们回避到了周围的病房，既吓且凉，无人不是瑟瑟发抖。 小许的离去对我的打击是大的，我平生第一回清晰地看到生与死的界限只在举手之间，我一下子体会了死亡的残忍和死亡的真实。我似乎听见自己越来越近地踏向死亡的脚步，又似乎闻到在自己身上越来越浓的死亡的气息。 大概是《读者》杂志曾有篇文章描述广州某家令人发指的餐馆吃猴子，许多猴子分别被关在餐馆门前的笼子里，要吃哪只，客人自己去挑。每次挑毕，被选中的猴子拼命哀鸣，其他没有被选中的猴子欢天喜地。而人类却不象猴子那般单纯，我们不由得总会担心自己终将成为那只被选中的猴子，不由得总想算计自己何时成为那只被选中的猴子。 我开始做一个一个奇怪无比的梦。有时侯全是色彩，我看不到其他东西，红的绿的白的花的飞快地变换，到最后却成了一个色彩。很久以前曾经玩过吹肥皂泡，把吹好的肥皂泡放到阳光里，泡膜上的色彩绚丽迷人，并且变来变去。肥皂泡爆炸前的数秒钟，色彩就定格了，不论试几次，定格后的色彩总是一个样子的，很难看。我所梦的好象就是这种色彩，我费力地跑呀跑，要离开它的笼罩，然后常常满头大汗地睁开眼睛。我想它没有一丝一毫生的气息，一定是可怕的死亡的色彩。 我数次梦见我的爷爷。一生严厉、到老温和的老人家去世快满两年了，他总在一条小河里走来走去，他一直想对我说什么，我却听不着。他气愤地打着手势，我却看不懂，我最终在满腹的惊诧和不解中醒了过来。 我半当玩笑把梦境告诉家人，几天里走投无路的父亲好象得到什么启示似的又是烧香又是拜佛，还专门打电话安排母亲去爷爷的坟上烧把纸，家中的母亲得知此事更是四处算命打卦忙得焦头烂额。 说到这里，也许有的朋友会嗤之以鼻，但我的心中很想替他们解释：人在绝望时做这些完全可以视作迫不得已并且给予一定理解的。几乎每一个肿瘤病人都曾去算过命，为什么？惑也。想一想，面对绝大多数种类的癌症、面对爱滋病、面对很多无法列举的疾病和困扰，我们的科学至今仍然那么地束手无策。人们自己的问题自己一天解决不了，唯心的事情自然就一天避免不了。算命是唯心的，这个说法我想它必是唯物的。 一位“神仙”说，我是天上某颗小星，调皮下界，如今要回去了。当然她又给了对策，我母亲花了一张凡间大票，一切都圆满解决。风水先生说，我住的房子正门对圸（注：圸即是别人的屋脊），大不吉；父母的房子布局失当，亦不吉；祖坟周围流水方向发生改变，再不吉。凡能纠正的，父母麻利无比地一一作了纠正。又有测字先生说，我的名字有问题，姓名加在一起19画的笔画是凶的，至少中间的那个“金”字要换掉，他甚至当家作主给我起了新的名字“朱英贺”。 上了十几年的学，读了十几年的书，接受了十几年的马克思主义，我当然早就知道世间没有鬼，也没有神。但父母需要寄托，我也需要安慰，在命运的捉弄面前人人都是那么的脆弱。
终于等到了染色体检查出结果的日子。我明明是在暗暗地等待，但我对胡敏说：“连治疗白血病的药都在用着了，这么多大夫不可能全是傻子啊。这结果你不用去拿了。”胡敏说：“结果得去拿来，但我告诉你，事到如今，我心里的打算早就是最坏的了。”拿到最后的“裁定”，她竟然不敢来见我，可是诺大的世界哪里又将是她逃避的角落呢？她在外面磨蹭了三个小时，回来了。眼睛已经红过、又用水冲过，她说：“横下一条心，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吧。” 最后的“裁定”：染色体100%阳性。在单子的最后头，粗粗的一行提示下面加了一道重重的线。 一切正如大夫所预言。 这是我一生之中最最绝望透顶的时刻。 夏季的苏州城几乎没有晴朗的时候，阴雨天接着阴雨天，简直是为我们的心情作了最相宜的衬托。有一次很难忘的感受，那是一个晚上，我和胡敏走到了病房顶层的大阳台，我们不约而同地看见了或远或近闪闪烁烁的万家灯火，两个人都被震撼了。周围，雨点在滴答作响，空中，隐约飘散着薄薄雾霭。我偷偷地擦眼，片刻的工夫，胡敏也已是泪水滂沱。一扇一扇的门，一个一个的窗，里面的人们正在做什么？不管做什么，他们都拥有一个温暖的小窝。也许还正吃着饭，也许斜躺在沙发上有说有笑地闲谈，也许早早地睡在床上看着电视或看着书……即使里面男女主人一人一句各不相让在吵着，我们的嫉妒又何尝不像万箭穿心啊。 胡敏，这个从未承受过波折和艰难的女人，在灾难降临最初的这段时间里完全懵了。到街里去买东西时，她把医院的饭票付给人家，惹得人家莫名其妙地吼；明明是去食堂端饭，竟然不曾带饭碗，串了一圈又返回；而打罢电话，磁卡还在话机里人便离开更是经常的。 胡敏的回忆 不知道他那天是怎么回来的。他刚好是在家门口的马路上遇到了我，他的脸色十分难看，我怀疑是和谁吵架了，也顾不得问，就把孩子交给邻居，跟他上了楼梯回到家。他说：胡敏，出事了。我说，什么事，把你吓成这样。他说，我病了，而且是要命的白血病。我根本不相信。他说，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十多分钟以后，住在县城的我的父母、弟弟都赶了过来，我明白这可能是真的了。讲不清那份感觉，我愣了一阵，嚎淘大哭。 关于赶往苏州的那段旅程，留给我的是这样一个画面：汽车在无边的黑暗里奔驰，同行的人都睡了，在车厢昏弱的灯光下，我和朱圆圆地瞪着眼睛。我说：“也许是误诊。”朱不出声，将身体背过去。 车的终点站是上海，到苏州时是凌晨。漆黑的夜，分不清东西南北，公公说朝有灯光的地方走吧。终于来了辆出租车，我问，离火车站还远吗。司机说，不太远，要是去，就进来吧。 想想没有别的地方好去，我们上了车。哪知不到200米便是火车站，白让他赚了10块钱。 我在售票厅铺了几张带来的报纸，上面又垫几件衣服，让朱睡了。看我的弟弟和公公也打开盹，我说，你们也躺着睡吧，我看行李。 太阳好不容易出来了，它撒给我的却是一片冷漠。 那段日子，我是多么的茫然。苏州医院里有五棵并排的石榴树，那些苍老的枝杈弯弯曲曲地向天空伸展着，这是挣扎的动作，我每天都走过去，对着它们看啊看。树的造型永远地、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复查结果出来前，我多少还抱着一点希望。朱做骨穿，我跟去了，我把标本从手术室送到了实验室。我不明白，那玻璃瓶里鲜红的骨髓液怎么能有坏的细胞呢！是不是什么都错了呢？ 结果是我去取来的。实验室的小姐说，电脑坏了，我给你手写一份报告吧。前面的是一大串符号，我看不懂，最后一行是用印章按上去的红色大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我找了一个地方从下午坐到天黑才去见他。他双手抱着我的双肩，我清楚地感觉到那双手的颤抖。我生平第一次体会什么叫绝望，我终于控制不住倒在他的怀里，任凭眼泪大滴大滴地落下。 我的心完全掉进了深渊。 我真的很心疼，很心痛。多么渴望找回那往日的生活啊，有一支《昔日重来》的曲子我流泪听了千遍万遍。为了昔日重来，我愿付出一切。如果有机会去做，我会做到一切，如果有什么可抓，我将抓住一切。绝望的灰堆里忽然蹦出了不愿屈服的反抗之火。 胡敏也看懂了我的心。 我们是心有灵犀、不谋而合的。 我们有意识地去结识不同的病友们。听他们的打算，听他们的出路，听他们眼中的骨髓移植，努力在他们身上找到一些证据、信心和鼓励， 结果我们很失望。谈到骨髓移植，很多人因为它的费用干脆不敢去想，当然更不可能去努力，可叹的是，几个有经济条件的竟因为它的风险缩头犹豫。泗洪某酒厂一位女病友，已经在化疗上面花了35万却终不肯越雷池半步。供职某市林海集团总部的一位病友，单位负责他95%的药费，自家还有数十万元的积蓄，他说，无菌仓他不想去。他也飞到过北京做研究，飞到上海做研究，还在上海住了几个月。研究来研究去，结论是亲眼看到进去7个，出来3个，那个比例（指成功率）太低了。 我隐含地向他诉述自己异想天开的（当时骨髓移植的诸多条件我无一具备）雄心，他轻蔑地不屑一顾。认识的病友百余人，只有两个和我态度类似的：一位叫郝朋，宝应人，与我一起入院，又与我同龄，属鸡的，他说，与其待毙不如一搏，闯过去是片开阔的天，闯不过也壮烈一番。方向的一致使我们相比其他人有了特殊的亲近，后来成了好朋友（在后面胡敏的回忆中将会再提到他）。另一位叫王国成，60岁，淮阴人，老人甚至梦想坐上飞机飞到美国去，以寻找更好的技术、更大的成功率——太遗憾因为他年龄太大，做移植已经不合适了。 我翻来覆去地盘算我自己。乡里能给多大的支持我不能预料，但机关里百十号职工一年下来也报不了几万块钱药费的事实我是知道的。再说，骨髓又有多大的几率找得着？我给乡党委书记刘贵益打了电话。我说：“检查结果出来了，什么都定了，我的心很灰，刘书记。”他说：“你别急，这种时候什么你都可以没有，但你不能没有信心。”我说：“看到您的态度，我应该有信心。”他说：“你稍等几天，处理完手头的事，我马上去看你。” 入院第二周，书记、乡长和财政所长到了苏州，他们和大夫长谈了一个上午。他们谈话的每时每刻，我和妻子都忐忑不安，俩人一直担心大夫会怎么说。吃饭时刘书记问，打的针剂叫干扰素吧，胡敏说是，国产的叫干扰素，进口的叫干扰能。刘书记说，今后就打进口的吧，乡里来出这部分钱。 刘书记的态度使我感动，这个决定却让我如坐针毡，我知道周大夫没有建议做骨髓移植。果然刘书记随后就提到这个医院前5例骨髓移植失败的事。我当时多希望他们住下来，让我能有机会好好地谈一谈自己的想法啊，但单位的事情很忙，他们吃了饭就回去了。 保守地化疗就是束手待毙，我不甘心，胡敏更是不愿接受。我们不能等待，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这时候领导、同事和亲人每个人都怀有最大的激情。同情和爱永不会消失，而激情却能被时间磨蚀。时过境迁，我依旧可能一成不变地得到关心，但是，也许许多情况都会有所不同。我没有亵渎的意思。不承认这一点，毕竟有点掩耳盗铃。 抓住机会才能抓住生命。 妻立即打电话到北京给妹妹怡敏（她在北京铁路学校上学），让她请了假挨个大医院挂骨髓移植专科门诊，尽力搜集更多有用、有份量的信息，并用最快的速度把搜集到的信息反馈过来。 随后是一夜的焦急等待。上午十点，病区的电话里终于响起妻妹的声音。北京的专家说，大约的费用是20多万，成功率70%。 70%，好诱人的概率！70%，刘书记，生命的诱惑太大了。我想和别人一样好好地活着，我不要等待，也不要放弃，我想选择争取！ 我万分不安地拨通刘书记的手机。我用5分钟左右的时间诉说完妻妹在北京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愿望后，刘书记又追问了一遍：“得多少钱？”我说：“至少20万。”电话那端大约沉默了10秒钟，刘书记说：“我答应你。”在场的人都哭了。 这个决策没作任何“敷衍”、拖延，包括理应例行公事的开会研究。 一次至少20万的投入，对一个乡镇来说，当属特级重大决策，按照程序，估计两套班子会议也批不了，应该人代会来批。 10秒钟，这特殊的10秒钟的决策过程，对我意味着什么？天空，太阳，开端，未来，奋斗…… 而20万对我又意味着什么？ 这是生命的资本，生存的资本。 我一直想说：刘书记，在我心中，您真了不起。 活着，是最重要的 我珍爱自己，但生命面前的这份珍爱不是自私。如果当时的所想所做是出于本能，那么今天，当我坐在电脑前双指翻飞的时候，我的心中更多出一份理性的思考。 刘书记绝对是伟大的，而我的要求也无可厚非。其实我今后还有多大的用还可以创造多少价值都无所谓，也许将“一文不名”，也许会小有作为，甚至也许永远是社会和亲人的累赘，但我的单位、家庭、家乡父老对我的挽救、对生命的挽救的举动却是意切深情正义正确的。本来生命就可贵，在融进了情和义，人的生命就更是无价了。如果这样的话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说说，那是人类对自己最大的一笔戏弄和蔑视，真的。 这样的想法，我是在生病、治病的日子里一遍遍地和病友们比较、再一遍一遍地思考才算梳理透彻的。也可能是我的偏见，但我相信自己是真诚真挚的，是抛开了肤浅、切入实质的。 生存的权利是最高的权利，人们应该从生命的高度看自己，人类应该从生命的高度看自己。 追求生命甚至是神圣的。为家人节省一份金钱，为社会减少一份负担，也许你认为这样做才是问心无愧，才是对得起自己和别人。怎么说呢，如果你把这个当作理由或借口，如果你仅仅为此便放弃追求生命、放弃生存的可能性，你不仅迂腐而且可悲，极度可悲。 金钱、负担需要考虑，而相对于生命，我认为形同胡箩卜之于阳光，无法比拟。 当然，我不是让你不顾现实。 我已经说的罗唆了，但我还是要说：我珍爱自己，但珍爱不是自私。我坚信。我热爱自己的生命，并热爱所有的生命；每一个人都应该热爱自己的生命，并热爱所有的生命。 在此很想讲一讲我知道的病友中的两个，他们曾让我感慨，也应该能让读者产生深思。 第一位病友——刘小宾的故事 他的家住在安徽北部的一个小村，村子里祖祖辈辈从没出过像样的秀才。小时候，母亲指着她结婚时的那床红缎面新被子对他说：你考上大学，这床新被子就给你。 几番拼搏，几番辛苦。当邮递员送来华东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正在田间劳作的父亲闻讯哭了。启程赴沪上大学那天，母亲翻出那床红缎面被子，把她的祝福装进了背包。 他是学电脑的。平时爱跑到上海市中心的计算机市场转上半天，也喜欢去泡图书馆，他说，总觉得自己是张空白软盘，有大量的信息需要输入。但谁也没料到，正在储存信息时，他的人生会突然“停了电”。 有一段时间，他莫名其妙地觉得学习比以往吃力，上课打盹，下课还想睡，走路越来越慢，上楼也抬不起脚，仿佛有一种什么怪物从身上不断地吸走精气。 开始并没在意，以为只是缺乏锻炼，直到有一天，有位同学踢球受伤，他去帮着打开水，突然在开水房倒下了…… 然后发高烧，眼睛充血看不清黑板上老师写的字，甚至难以分辨迎面走来的同学。他一个人偷偷去上海新华医院作了检查。 结果是白血病。 回学校的路是个沉寂的旅程。他在日记中写道：“多么美好的世界，可它就要远去。大街上刚才还呛人的汽油味也显示出了生的气息。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阳光穿过树叶间的缝隙照到我的身上，暖融融的让人有些依依不舍。看到往昔的同学们，他们正在运动场上尽显青春活力，在树荫下尽享青春的浪漫——这—切正是我昨天的拥有，不，这也正是我今天的失去。不知不觉中，泪已成行。” 终于到了宿舍，或许不幸已刻在脸上，同学们都紧张地过去询问，面对一双双惊愕的眼睛，他说：“真想穿上学士服拍张照，那是我渴望已久的梦。”夜里，他怎么也睡不着，听着时钟“嘀嗒嘀嗒”地响，他知道了时间的宝贵。虽然昨天还在和同学们大谈生活的空虚与无聊，但今天，逝去的每分每秒都是那么可惜。 第二天，刘小宾住进医院。他想翻翻书，每次都有一种莫名的倦意迫使他放弃——他的确再经受不了任何一种劳累，此时，只能静静地等待死亡，抑或是一种奇迹。他怕入睡，因为那沉重的梦境和几乎无法承受的心理压痛。 病友们都患有疑难血液病，每周都有病友逝去。死者亲友们的痛哭像重锤一样敲击着他的心脏，太可怕了，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总以为说不定自己已经死了。他合上双手，感觉到掌心的热力，这双手没有死，只消把它们开合一下，就能感到生的力量；他用尽全身力气揪自己的胳膊，辣辣的疼痛随之而来，他欣慰地体验到还有生的痛楚。他说：“那天宣传栏上公布了国家“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多么诱人的前景。我哭了，为了不影响病友的情绪，我躲在厕所里偷偷地哭。” 为他主治的董医师是位好心的女人，她以一颗母亲的心告诉他：“并不是没有一丝希望，异体骨髓移植还可能根治白血病。”这话激起了巨浪狂澜，曾经决意等待那个无言结局的他再也无法平静，生的欲望紧紧地攫住了年轻的心。他说：“哪怕那希望是根稻草，我都要尽全力抓住。” 他向一位主管老师提出配型要求，老师很有些吃惊，告诉他，学校的医疗经费相当紧张，连老师的肾移植款项都要全校师生捐助，何况一个学生? 医院也不相信刘小宾的话，只当不懂事的小孩说着玩，并没给主管老师谈骨髓移植。这时的刘小宾在日记中写：生命是自己的，必须行动起来！于是，第一步，他请校大学生记者团团长来医院，对血液科主任进行采访，并请他巧妙地将全校师生的真情关注告诉医生，借此来引起医院方面的重视。 第一个计划成功了，记者团团长采访之后，医院答应配型。 与妹妹的配型也成功了。 当然，更有可怕的问题摆在面前：移植手术需要20万。世代务农的家庭，哪来这笔巨款？学校又怎能负担得起这笔额外的开支？他拿出患病后搜集的一大本白血病人的资料仔细地研究，发现他们全部因为新闻媒介的披露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社会各界的帮助。 他开始第二步行动：向这个充满爱心的社会发出了求救讯号。 首先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信，并附上了得病后的伤感之作《无泪的沉思》。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晚八点半》专栏播出《无泪的沉思》，并向全国听众介绍了他的窘境。他收到了许多人们的电话和汇款。 但这笔汇款并不能解决问题，他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求助。基金会认为学生会出面较好，他分别走访了学校分管卫生、学生工作的科室，谈了自己的情况和想法。他又支撑着疲惫的身体去图书馆查资料，抄下很多大的宣传机构的地址和电话。 他说：生命只有自己去抓，我不应该放弃每一个可以求得帮助的机会! 以后的日子，他不断地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信，给《解放日报》打电话。 不久，《解放日报》刊发了长篇报道《请伸出援助之手》。机遇来了！——因为这篇报道，中国华东电力集团公司做出决定：捐助10万元。 他说：“接受华东电力集团10万元捐款的那天，病房里挤满了记者，闪光灯亮个不停，我没有哭，也没有笑，看上去非常冷静。旁边的病友很吃惊，说这证明我与众不同，很有气魄。其实，我的心情很复杂，为10万元所代表的爱心感到不安和激奋，也为尚有10万元的手术费缺口而焦急，我不能因为一时的欢愉而“坐享其成”，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单位都有如此雄厚的财力和这么浓烈的爱心，余下的钱还要自己一点点地去艰难争取，我不能停止我的步伐。” 为争取更大范围的援助，他想到家乡安徽。给《安徽日报》写信，结果几天后有了回应，记者将电话打到上海的宿舍。《安徽日报》记者不辞辛苦驱车两百多里，到他的家实地采访，写成特稿，发表在《安徽日报》上。 经过他的努力，社会给了这个濒临绝境的大学生越来越多的回馈：华东工业大学在承担了前期4万元医疗费的情况下，积极动员全校师生捐款6000余元；上海东方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方舟几次打电话到学校询问情况。随后专程赶往医院看望，她本人捐赠了2000元；上海《青年报》头版头条报道了他的情况；淮阴师专政史系的团总支、学生会寄来了同学们的心意。 他的病得到了京、沪、皖三地新闻媒介的重视，牵动了千万人的心。 他说：“一个大学生的病牵动很多人的心，确实有些不同寻常。有人问我有没有什么背景，我笑了。我只认识同学们都见过的学校领导，帮助我的人基本上都无缘见面。有人说这证实了我的能力与才华，连最朴素的护士小姐也说：‘你的书没白读。’” 经过积极争取，他由学校的定点医院——新华医院转到了治疗白血病更有经验、设备也更先进的华山医院。 1999年2月，刘小宾得以进入骨髓移植的无菌仓。 第二位病友——王轩的故事 王轩，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博士生，专攻“瓦斯突出”这一世界难题，是中科院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正当他事业如日中天时得了白血病，去世时年仅27岁。 王轩家是地地道道的山里农家，父亲是农民，母亲是一个每月只领87元工资的乡村民办教师。 王轩是家里老大，底下还有5个弟妹，都要上学。那时爷爷奶奶都还健在，爷爷双目失明，奶奶全身瘫痪终日卧病在床，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父亲种田和妈妈那87元工资来维系，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王轩以乡里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中学。考进中学后，父母又高兴又着急，高兴的是儿子为他们争了光，着急的是家里太穷，连给王轩买一双胶鞋的钱都没有。父母暗自心酸，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光着脚板进学堂呀。 父亲忍痛把母鸡抱到了集上，用卖鸡的钱买回了一双胶鞋。 王轩穿上这双鞋后一脸的灿烂，可当他发现家里的老母鸡不见了时，像脚踩热炭了一样连忙脱下鞋，死活不肯再穿上。父母都急了，哄了好半天，他才穿了鞋泪汪汪地进学堂。 王轩门门功课都要争第一，他在日记中写道：“不能辜负父母的一片苦心，要对得起脚上这双鞋。” 有一次全县统考王轩得了第一名，学校决定不发笔记本与钢笔之类的奖品，需要什么奖品由他自己权衡。他很高兴，立马脱口而出：“我要大米！”老师非常奇怪，问他为什么，他没有回答。于是，在表彰会上，出现了学校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奖品：50公斤大米。 王轩连夜把米挑回家，他知道青黄不接的季节，全家很久没有吃大米了。当天晚上，全家人吃上了香喷喷的大米饭。 15岁的王轩以全县总分第二的成绩考上了重庆大学。本来他的分数足够上清华大学的，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填“清华”，他回答：“北京好远，要好多路费！” 4年之后，他大学毕业，分配到攀枝花矿物局花山矿工作。一年后，他又考回重庆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分配到重庆煤炭研究所工作。同年考上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师承著名科学家郑哲敏先生，专攻“瓦斯突出”这一世界难题。 在博士生宿舍里，王轩是最用功的学生之一。他差不多每天都是第一个去实验室，最后一个回到宿舍。当中关村设立博士点英语强化班后，他被选为A班的班长，力学所的同事们也很快对这个既腼腆又勤奋的年轻人产生了好感。 一天，他告诉指导老师：“这段时间，我的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东西了。”老师一听，仔细端详了一会，发现他脸色煞白、虚汗直冒。老师慌了，当时就拉着他的手朝医院奔。一验血：白血球25万！中关村医院的化验师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王轩，谁叫王轩?”化验师趴在窗口上高声喊道。 可是没有人回答，他早已回实验室了。 3天后，白血球已上升到57万的王轩住进了医院，他不知道自己生的什么病，但看到周围那些患白血病的病友，他一切都明白了。 力学所为挽救他的生命，很快开了会并最终研究决定为他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领导找他谈话，他流泪了。 当他得知骨髓移植要花那么多钱，他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拒绝。 他说：“太贵了。现在一天50元的住院费已经使我很是不安了。再说，力学所一年的医药费才10万，如果我花掉了，那么别人的药费怎么办呢?” 领导的态度是严肃的，但他固执己见，甚至干脆以不住院相“威胁”，使领导没有了任何办法。 力学所的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无不怅然泪下。大家重新商量一下，想先给他换一遍血，谁知他又同样地拒绝换血。既不移植又不换血就意味着死亡，他才27岁啊!当领导决定强行为他换血时，短短10分钟，力学所大院里就聚集了两客车人要求去医院为他献血。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有与他一样废寝忘食拼命工作的青年学者……谁也没料到，王轩对他们的献血也拒绝了。 一位与他同在一个实验室的博士生急了，哭着大声喊：“王轩，我俩亲如兄弟，我的血你要不要？” 王轩说：“谢谢大家。” （他的弟弟王璇回忆时说：在生命最后岁月里，大哥想了些什么已不得而知了，我很想从他遗留下来的信件中找出他的真实思想，特别是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面对死亡，他对他27岁的人生有一种什么样的感悟。我没有找到。） 平日里总是笑眯眯的王轩变得沉默寡言。一天夜里，当班护士隐约听到病房传来压低的哭声，她打开门一看：王轩正蒙着被子哭。护士刚想劝劝他，他一抹眼泪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对不起父母，他们还没来得及享我的福……” 入院不到20天，他又办理了出院手续，出现在实验室里，让自己所学的知识白白浪费掉，他是不愿意的。他与指导老师商量，停下选修的课程，先投入做博士论文所需的实验工作。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探讨煤与瓦斯的机理，这是至今尚未解决的国际性难题。他一头扎进实验室，放弃了所有的休息日，晚上也常常加班。说来谁也不相信，来北京一年多时间，他连天安门广场也没有去过。其实他非常想去看看北京风光，可实在抽不出时间。生病以后，他的同学硬拉着他去了亚运村和圆明园，这一天，他特别激动，在家信中感叹：“北京真大呀!” 在郑老师的指导下，王轩很快完成了“瓦斯突出”的二维模式实验课题报告。 当郑老师带着王轩所完成的预报系统前往煤矿实地安装调度的时候，他终于挺不住了，他的脊背剧烈疼痛起来，白细胞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其中绝大多数是尚未发育的幼稚细胞和原始细胞。 直到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上滚落时，同事们才发现他的痛苦，那时他的病情已经让医生无能为力了。因脊椎神经失压引发脑血栓，他的双脚失去知觉，高烧使肺部布满了燎泡，巨痛使他满身大汗。 许多老师和同学来看他，他对他们说：“我对不起老师，对不起郑先生，力学所的事我不能做了，我再也不能为国尽忠了。”这几句话成了他的临终遗言。 王轩走了。 告别仪式凝重而悲戚。一位老师丢掉拐杖，上前抚摸着他的遗体：“你要是晚去20分钟就好了，国际劳工组织在你去世20分钟后发来贺电，祝贺你的成功，并邀请你去英国讲学，可你先走了。” 王轩的早逝在中国科学院引起强烈震动。当年还健在的著名科学家陈景润很难过，他说：“王轩太可惜了。” 父亲把王轩的骨灰捧回老家，全家人哭成一团。 王轩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活鲜鲜的一个人走出大山，回来时却是一堆骨灰，老来丧子的痛苦让他的父亲实在承受不起，仿佛一夜之间，他的头发全白了。王轩的爷爷、奶奶也相继在这个时候去世了。不到两年时间，家里死了4个人。 王轩的弟弟王科在大哥去世后曾一度精神失常，每天深夜呼唤：“妈妈，大哥，你们回来！我要到你们那里去。”后被送到重庆精神病院治疗了4个月，痊愈后学习成绩出类拔萃，极似王轩当年。 中科院力学所党委在王轩逝世一周年的时候，给他的父亲写来一封信，高度评价了王轩的一生。 据说，读信的时候，老人家老泪纵横，握信的一双手不住颤抖。
同一家媒体在不同的时间分别曾对这两件事做过报道。 编者在报道刘小宾的时候这样评价：刘小宾是好样的。他凭着对生命生活的无限留恋和强烈渴求，与死神与命运展开了不屈的抗争，他的一系列自救活动正体现了人性最本质的辉煌和灿烂。 对王轩，则高度地赞扬了他的情操。 王轩，论学历、论才华、论价值，刘小宾及我都无法与他相比，但是，坦然地说，我为他惋惜万分，为他所受的教育惋惜万分，为他的满腹才学惋惜万分。他高尚的情操我不能去否定，但这更加会使我为他惋惜和遗憾万分。他才27岁，如果能活下来，还有无数的事情要做，还会出很多的贡献。当他的父亲、那位老人家读完力学所写来的那篇评价的时候，相信在老人的心中，骄傲难以与痛楚并论。 也许有人因为王轩的道德情操而认可他的生死选择，我很想说，这种认可是残忍的。 一个人落水了，又一个人跳下去，这是舍己救人。一个人的一沓钱落水了，你跳下去，为此死了，与前面的舍己救人不一样。 这是我的认识。我无法了解王轩当初是怎么认识的，也不能预知读者将是怎么认识的.
第二章生机 来到北京 得到刘书记的承诺，胡敏马上就买了火车票。偏偏又是个星期天，跟医院的帐目结不了。住院处值班的大夫自然不会设身处地理解我们的心情，他认为，有什么事这么急，非得今天转院，岂不是笑话。他坚持让我们等到星期一。 胡敏说不想拖延一分一秒。我也不同意等待。协商来协商去，我的岳父留在那里做“抵押”，医院勉强放了我的行。 火车在徐州站中转，我们得逗留三个多小时。我的岳母、胡敏的姐姐还有我的几个朋友从电话里知道这件事，已经提前赶到徐州等候。在火车上我一直想，他们会不会把我的儿子带来。 儿子真来了。三岁的孩子不知道为的什么一直在身边的爸爸妈妈突然就离开了，总也见不到了，他不知道在他生活里面发生的到底是什么。他们是怎么解释的？幼小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突然想，能亲眼看着孩子长大这应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孩子哭着扑向妈妈。 哭声如一把锋利无比的刀子剜进我的心。 我戴了口罩，在儿子的眼里，或许爸爸成了怪物，他一下子无法接受。当我用手去抚摸他的头，他竟然跑开了。 生病不是我的错，我无法埋怨自己。但我清晰地感到，我对不起孩子。 来的几个朋友都是念高中时的至交。上学时形影不离，情同手足，后来各自有了小家，但经常有电话里的关注和问候，有时候也相约小聚。 他们流泪了。 我突然生出一种不平等的感觉，同在一个世界上，明年大家依然可以相聚，我呢？ 我多想留住他们、抓住他们；我多想象原来的我们或今后的他们一样，想见了，一个电话，便从四面八方赶到一起。生活的随意、悠闲真是值得回忆和羡慕。 是谁要剥夺我的权利？ 从徐州启程的场面是万分悲痛的，我有壮士一去不回头的感觉。胡敏默默流泪。儿子被我的岳母强硬地抱走，他的手和脚都在舞动，嘴里叫着妈妈，哭嚎得嘶哑了嗓音。 北京是我从小就向往的地方。没想到“如愿以偿”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以这样的方式。 我们（同上北京的还有我的弟弟、妹妹）一下火车，就看到妻妹怡敏。这时是上午十一点，兄妹五人乘地铁转出租直奔解放军301总医院。 此后的几天一连挂了六个专家门诊，专家的说法真是令人精神振奋。虽然每一个专家的说法都大体相同，但每听一次，我们都感觉一次新的振奋。 他们说，鉴于我的病型、病情、体质、年龄，首要的考虑就是骨髓移植，这已经没有疑问。骨髓移植的条件是：第一，病情得完全缓解。这是配型的前提，也是做移植的前提。通过化疗的手段使外周血的血象在数目上达到正常或基本正常，在分类上达到无幼稚细胞或幼稚细胞比例小于5%，这就是缓解的标准。第二，要找到同型骨髓。父母与子女配型相合的概率是千分之一，同胞兄妹间配型相合的概率是四分之一，在无血缘关系的人群里配型相合的概率是大约万分之一。第三，足够的费用保证。 座座独木小桥，座座都必须通过。 我们首先担心病情完全缓解是否有把握，大夫说，因为我的病发现的较早，估计缓解不会存在大的问题，也许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甚至更长些。 钱的问题，除了依靠单位、依靠刘书记，我们又盘算一下，从朋友手里能借到三、五万元，两家的父母兄妹也能帮我们借到几万元。 在当时看，相比之下，骨髓配型的独木桥是最窄的。 我想住院完成缓解过程，但301总是“客满”，排了一个星期也还是没有影。在一个老专家的介绍下，我最终住到了距离301不远的武警总医院。 我觉得应该把此前一个星期兄妹五人住在哪里向读者描述一下，这是值得描述的。找来找去我们找了一家小旅馆，主体建筑是一层的平房，在平房顶部，用木板和石棉瓦临时搭建了大约10个平方米的空间，通过一个窄窄的铁梯子攀援而上，我们就选定了这里。 铺了三张床，我独睡一张，妹妹睡一张，弟弟睡地上，胡敏和怡敏一起挤。每张床收25元，这样一来，还省下了两个人的费用。而其他的宾馆旅社我们问也没敢问，单张床位没有低于60元的。妻说，钱要用在刀刃上，用在住宿上不划算。 按家乡的风俗，姐夫和小姨子是要回避、不能同居一室的，但大家哪里还有心思去在乎。七月份的首都气温接近40度，虽然泼了很多水，小屋子里还是象蒸笼一样。为了避免中暑，五个人轮换着不断地洗澡。如果不是在这种特殊的时候，如果在平时，两姓兄妹、四人守候、一人洗澡的场面又怎么可能见得到啊。 洗了澡，我们只穿了裤头背心围在一起商量下一步应该干什么。 大家相互用纸扇扇风降温。 我在心灵相依、生命相依的感受中沉沉地睡去。 （近一年以来，在已幸运地找回生命的我的心中，数次有一个奇怪的愿望涌动——兄妹五人再去住那间小房子，兄妹五人痛痛快快地再游北京，重新感受北京，重新感受给了我们希望、给了我们恐惧又给了我们圆满结局的北京。 12：06，孩子要放学了，突然间十分想逗逗他、亲亲他，然后父子俩弹玻璃子，玩上一会儿。这份感觉竟然惹得我无法再写下去。这就是幸福。 能看着儿子长大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生活，真的是妙处无穷的。) 言归正传，在武警总医院所度过的时光也是刻骨铭心。 大夫叫黎君，女的，刚刚结婚。胖胖的黎大夫非常友好并且善良，她负责着十多个病人，其中有两个是为了配型和移植等待缓解的，一个姓马——军人小伙子，都叫他小马。一个就是我。 寻找骨髓配型 小马与他的妹妹配型成功！这件事成为整个病区的重要新闻，大夫、护士、病友们，人人都向他祝贺。 我们羡慕极了。 妻提出，不能把配型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弟弟妹妹上。两个25%，就算可以简单地相加，也只是50%，这种寄托岂不如同抛硬币。是正面，很好；可反面和正面的可能是一样的啊。要是反面呢？ 我们同时想到了台湾骨髓库，然后分别给琼瑶、陈静、辜振甫等台湾的一些名人写信求助，又以妻的名义写了一封信，打算送到中国妇女报。 不管会不会有结果，能做的都要去做，可努力的都要去努力。 向大夫请了假，抱着地图跑了整整一个上午，快下班时终于找到中国妇女报社。在心目中这是国家级的大报啊，我和妻都稍有胆怯。 根据门卫指引，去了信访办。 值班的是一个姓黄、看上去接近60岁女的老主任。胡敏几乎是抖着手把写了三页纸的稿子递过去之后，我们就静静地等待对方的反应。 翻到第二页，她自语起来：“一片苦心啊，很感人。是的，很感人。”说了好几遍。“尤其这段‘我志愿捐献自己的骨髓，并动员兄弟姊妹和朋友捐献骨髓，倡议全国白血病人的亲属都能够率先捐献骨髓’，说得太好啦。我得直接去找祖保中总编辑。”她当即就拿着稿子出去了。 得到的答复：明日见报，头版头条。报纸的原文是（1999年8月4日）： SOS！期盼爱心骨髓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25岁的农村女教师，丈夫在乡镇工作，我们生活得很幸福，可是丈夫6月份突然被查出身患白血病，我下决心想尽一切办法救我的丈夫! 我们先到了江苏的苏州医学院，那里的医生安排保守治疗，较理想的情况下丈夫能活三五年。我不能接受这个结果，丈夫太年轻了，才刚满三十岁呀，我又带着丈夫来了北京。 在治疗白血病比较有名的301医院和307医院等连续挂了数个专家门诊，我的精神振奋了。专家们的意见是一致的：鉴于我丈夫的年龄、病情和体质，应该施行骨髓移植手术；而通过这种手术可以治愈我丈夫的白血病! 只要有希望，再大的困难我们也会努力。手术费用大约需要二十到三十万元，我们不畏缩，丈夫所在的乡镇会帮助我们，亲戚、朋友、同事会借给我们，我们能筹得到这笔钱。我们已经做了还债一生的打算。 可是现在面临又一个巨大的难题：要找到同型骨髓。在同胞兄弟姐妹之外，大约五万人中才会有一对同型骨髓。专家说目前大陆尚没有正式的骨髓库，台湾有骨髓库，型号也比较全，但必须在台湾有亲友才有可能获准前往配型。我们在台湾哪儿有亲友呢?我想啊想，开始给作家琼瑶写信、给诗人舒兰写信、给运动员陈静写信、给海基会辜振甫先生写信……给许多我知道的台湾名人写信求助，让人失望的是，这些信都因地址不洋(我找不到这些名人的详细地址)给退回来了。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我打算继续努力。 我想到了中国妇女报社。 我愿意无偿献出自己的健康骨髓并动员我的兄弟姐妹和朋友无偿献出骨髓给台湾或大陆在建及将建的任何一家骨髓库。将来我的儿子长大了，我也会让他捐献骨髓。我也呼吁政府卫生部门能尽早组织建好全国性的骨髓库，我们的国家那么大，应该有一个大型的骨髓中心。呼吁所有血液病人的亲友率先献出自己的骨髓；呼吁所有健康的适龄人都向国家的骨髓库捐献骨髓。有多少生命会因此而获救啊。 愿普天下人人健康平安! 一个年轻白血病人的妻子：胡敏 （在这里，我想，生命的话题是最能引起人们关注的。在此衷心感谢那些关注生命的人们。今日是2002年3月27日，一周前我把自己找回生命的经历写成5000字的文章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寄给南京《周末》第15版的一个专栏，得到编辑部左元先生的回答是：头版、二版整版刊出。2000年12月，《扬子晚报》的陈金山先生亲赴邳州采访，随后作两次报道，一次报道了我要创建骨髓捐献网站的愿望，一次报道了网站开通的消息，都在江苏新闻的头条。） 投稿中国妇女报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多的信心，两人都有一种首战告捷的振奋和慰籍，一下子感觉士气大增。 而文章本身的反响也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台湾“中华妇女菁英联盟会”会长黄喜慧看到了这篇文章。她通过全国妇联组织处与报社信访办的黄主任取得了联系，又辗转找到我所在医院的联系办法。1999年8月6日晚7点半，一个来自台北的长途打到病区办公室，是找胡敏的。打电话的人正是黄喜慧会长。她说她的心里很感动，她和花莲骨髓库联系过了，骨髓库的李主任已经答应提供寻找配型的帮助。 胡敏激动极了，眼泪流了出来。她什么都不会说了。电话接了很长时间，但从头到尾她除了“哎”“哎”只重复说出三个字——“太好了。” 我在一边为她急的跺脚，甚至淌了一身汗。 热心的黄喜慧会长告诉了胡敏骨髓库方面的联系办法和联系人。她说，下一步，你们自己联系就行了。 电话打到花莲骨髓库，没想到那边同样讲着普通话。接电话的女士非常热情，她说一旦病情达到缓解，就抓紧在北京做免疫分型，如果我的弟弟妹妹没有合适的，把我的分型结果传真过去即可。 我们有一个疑问，在骨髓库配型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是100%吗？ 当时花莲骨髓库的捐献资料约有17万份。而捐献资料越多，患者寻找到成功配型的可能性越大。 得到的答复是：20%。 骨髓配型啊，你真是叫人心惊胆战。 武警医院的护士长看到了文章后不仅把我的床位费降低一半，还把我改到一个单间里，给胡敏加了一张军用床，让她能够休息，能够时刻陪护。 后来，又收到了许多人的来信，都是希望为我捐献骨髓的。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房产管理办公室郑冬云女士说：胡敏，您要尽一切办法救您丈夫的态度震撼了我，我深深体会着你的一片良苦用心，我决定做这5万分之一的捐献者。如需要，我会尽快去北京。但愿我能配得上，即使我不行，定有后来人！ 相遇李静 我们新接识一个病友，更确切地说——接识了一家人。是缘分。 一个周日的下午，在医院门前的报摊上我们发现《北京青年》周刊登着一个准备做骨髓移植的白血病女孩的求助信，上面有照片，很漂亮很文静的样子，看了之后一种同病相惜之感油然而生。而且我们迫切地想知道有关白血病和骨髓移植的更多信息，于是决定去看她。 第一次见李静让我很惊讶，她住在307医院血液科病房楼道尽头一个很小的单间里，当时她正一个人在病房里叠着纸鹤儿，漂亮的头发，很高兴的样子，和我见过的脑袋光秃、面部臃肿苍白的病人截然两样。几番询问后才知道她距离骨髓移植比我还要遥远，她唯一的同胞哥哥李伟已经为她做过配型，兄妹骨髓型号不吻合。“李静，你爸妈说今后怎么打算呢？”我问，“我现在一边化疗，一边吃中药，中医说吃中药有的人能活十来年。”一句话就把胡敏的眼泪引了出来。临走的时候，妻向她解释，我们也是白血病人，住在武警总医院，也想做骨髓移植，没有更大的力量帮助她，留一百元钱，只算个心意吧。 从307出来，心里原有的不平衡感忽然少了很多。真没有想过还有更加不幸的人，她还太小，生活中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她都没有去体验，上苍实在不应该夺走她生存的权利啊。 此后因发作支气管炎，几乎天天输液，慢慢地将这事给忘了。但是有一天一个男病号忽然敲开病房门问，你们去307看过叫李静的女孩吗？我点点头，心里在发愣，不知是什么意思。“有人来探视。”他告诉我们。 我们下了病房楼，远远就看见李静一家站在医院的花亭里。李静的爸妈是地道的农民，李静的爸个子高高大大，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我们前面来过了三次，门卫总是不给进，今天亏得那位穿病号服的朋友！李静的妈说你们也病着，还给静静送钱，怎么说我跟静静爸也得来认识你们。北方人特有的直爽和真诚都写在了这对夫妻的脸上。原来他们一直在寻找，跑过北京的好几家大医院了。 大家在花亭的石凳上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从这时起，我们经常应邀去李静父母租的房子聚餐。李大嫂做内蒙古焖面、牛肉饺，妻带上家乡煎饼、干烤鱼，两家人时刻都承受着灾难的煎熬，却也从这种相处中感受着特殊的安慰和温情。 让李静和我都能有机会走进骨髓移植的手术室是两家人最大的心愿。我们互相鼓励，向骨髓移植靠近。 配上了！！！ 衷心感谢黎君大夫。1999年8月中旬，我的血象完全得以缓解。 8月19日开了配型单，我同我的弟弟、妹妹去307医院做了骨髓配型。这也是求生过程里惊心动魄的一个关口。只有配得上型，求生的路才能继续走下去。配不上型，一切的希望都将化为灰烬。什么都可以努力，惟有配型是不能努力的，抽取完血样，检验的大夫让我们次日下午取结果。我一遍一遍地追问概率到底有多少，大夫说：“按总体的统计，同胞兄妹之间是25%；对具体的某个人而言，要么是零，要么就是100%，说到底，就看你的造化喽。” 兄妹五人（我、胡敏、我的弟弟、妹妹还有当时也在北京的胡敏的妹妹）的心情是一样的，饭也吃不下去了，也不睏了，弟弟到街上买了书——《概率论》，对着书研究他和妹妹二人至少有其一配上的可能性。虽然有两个25%，在一起却不是50%，原来并非简单的相加，运算的结果是：43.7%。 我们又一遍遍地对照比较着姊妹仨的脸型、五官的比例还有手指以至脚指的纹路，意欲为遗传相似寻求更多的证据。 被等待煎熬了一天一夜，我们坐卧不宁，彻夜不眠。 8月20日，去医院取结果。 兄妹五人是步行着去的，一路上我的心高高挂起，难言详尽滋味。记得每遇上一个迎面走来或向前走去的行路的人，我都在心底默默地对他（她）说，给我一点力量，给我一点力量！ 那天取结果的有三个家庭，另外两家已经取出来了。一个清洁工告诉我们，两家人都是哭着回去的，没有配上，而且，其中一家参加采样的是姊妹六个人。 为了不让他们把希望抱的太大，为了缓解大家将来可能出现的巨大失望，我说，我已经有了一个预感，配不上。 检验室是在二楼，到了一楼的楼梯口，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谁也不敢再跨一步先往前面走，大家的腿都开始发抖。我说，还是我跟胡敏上去吧。 我想应该我俩来承受。 但我的心里还是抱着很大希望的。我和胡敏咬咬牙，然后两只手拉在一起，就上去了。 （他们三个也紧紧跟在了后面，但当时我们不再有心思去注意，也没有察觉。） 一个值班的女同志正坐在里头，我感觉自己的心跳猛烈地加速起来。象站了半个世纪一样直直地站了半分钟，俩人终究没敢开口。人家看了我们一眼又算了。胡敏终于鼓起勇气：“我们想取配型结果。” 那个女同志抬起头：“是取配型结果的？” 我们同时点头。 “那位病人姓什么？” “朱——！”，胡敏声音在发颤。 “姓朱的？”她甚至没有去看任何的单子或记录，就把我弟弟的名字说了出来：“他的弟弟大概叫做朱金链吧？” 我们拼命地点头。 “完全相合的。”她说。 见我们楞在那里，她又加上一句：“是配上了呀。” 也说不清是谁去抱的谁，突然之间，我们兄妹五人就紧紧地抱到一起了。四个哭的，全都抑制不住地哭出声来；一个笑的，那是我的妹妹，她笑着笑着就哗哗啦啦地淌了一脸眼泪。 我们缠着大夫问得很多，大夫也由衷地替我们高兴。她说：一般的超过四个点就可以做（移植），你的六个点全配上了呢。妻仔细地看了好几遍报告单上的提示，说，大夫，你看，这个混合淋巴细胞培养的结果偏低了，没有多大关系吧？大夫说：哎呀呀，你不懂，却还要问。这个值越低越好哇！妻喜极又泣。 配型成功是一次重大转折。在配型之前预计生存可能性应该是这样的： 生存可能性=43.7%（配型成功的几率）×70%（骨髓移植的成功率）=30.59%。而现在，生的可能从30.59%一下就变成了70%！ 回去的路上，五个人那份热烈劲读者可以想象。兴之所至我们还买了一个大菠萝抱回去一分五半作庆贺。 晚上，终于吃了生病以后少有的一顿饱饭。 第三章重生 准备 看到生命有了希望，我和妻越来越变得小心翼翼。 到底去哪家医院做？我们跑来跑去地调查打听。当时找了许多人，既有病友，也有医生。有些问题问得很可笑。在几个医院，胡敏都追问医生，您们这里是最好的吗？做骨髓移植在哪里算是最佳选择？有的医生避开不答，有的医生说这种问法太幼稚了，在人民医院有一个医生这样回我们：你这么问，应该怎么答才好呢？若论设备各个医院都大体差不多，若论技术谁敢标榜自己更强一筹？与其他医院相比，我们的优势就是开展得早一些，经历的多一些，而且，说是这样说，仓位一直很紧，你们一时也不可能住得进来的。 随后从武警总医院护士长的口里我们了解到亚洲骨髓移植最早的倡导人叫陆道培，而他正是人民医院四位院士之一，我们开始有了心中的理想。 但是，象人民医院那位医生所说的一样，许多病友都知道这样的事实：人民医院排队等待的太多，不等上几个月或者半年的，根本不会被考虑。 我选择等待显然不理智。单位不可能单独拿出这笔钱为我存着，随时随地的变化都是可能的。我和胡敏商量，干脆选307，或者301。 那时我的母亲来了。我们在李静父亲的帮助下，在307医院附近租了一个小房子，和李静是邻居。 一件事却更改了我选307的打算。说起来好可笑，那时候我可是怕极了。我们租着的那片房子平日里流动来流动去都住着白血病人，房东是位老大妈，人很爱说，那天晚上，她在闲聊时可惜地说，生这种病，不可大意啊。上个月曾住西屋的一个病人死去了，是在骨髓移植后。本来挺好的，已经出院回去了，突然在老家栽了一个筋头，赶紧坐飞机返回307，刚到这里人就不行啦。我问她那人多大？他说30左右，男的，是个公务员，爱人是教师，骨髓是他弟弟的，他弟弟好象也是教师。 竟然什么都一样！我弟弟金链也是教师呀，我心底的吃惊可想而知。怎么能吻合得这么厉害？难道是某种提醒？ 生病后那思想真是脆得不轻。我对胡敏说，坚决不能在307，咱们抓紧去301。 到了301，一个大夫说，我的看法，你半年到一年以后再做也不迟。骨髓移植手术是伴着较大风险的，以你的状况，在一年内的生活质量应该是不错的，先稳当地享受一年的生命不是挺好的吗。 我说：“对于手术本身是早晚无所谓还是越早越好？”他说：“那当然越早越好。但是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这个事情是矛盾的。怎么决策当然在你自己了。” 我说：“如果有可能，现在就做。” 他看上去多少有些不解。他说：“那好吧，我给你填上入院申请单，估计得一个月到两个月后能住进来。如果你们有固定电话，住院处到时会通知你们；如果没有，就隔一段时间过来看一看。” 我们三天左右就去看一次，一直没有结果。 资金、医院两件大事没落实到位，我和胡敏的心里很不踏实。 骨髓配型成功后，我把喜讯告诉了刘书记，刘书记特别高兴，说我还要去北京，正好把入院的钱给你带去。 我们就盼着刘书记早一天到北京来。 8月30日，刘书记来电话说机票已经买好，我激动得心咚咚跳，想必胡敏也跟我一样。 9月2日，刘书记来京。同来的还有副书记黄兴运、秘书惠中义。 说是10点到，我和胡敏提前一个小时就在武警总医院门口等着了。 一见面就说起确定医院的事。胡敏把对几家医院的比较和我们的期望告诉了刘书记。 刘书记做事情真是永远的利落。他决定，打的去人民医院，行与不行闯一下再说。 那时，他们的行李还在身上呢。 真是好事多磨，也许是我的运气特好，这一闯竟然戏剧般地闯上了。 几个人先挂了二楼的血液门诊。年轻的门诊大夫听说我是要做移植的，建议我下星期四上午挂骨髓移植科黄主任的专家门诊。刘书记说，要等待下周四，那太久了。我们现在能不能见到他？大夫说，平时他忙得不可开交，不会接待客人的。刘书记问我，骨髓移植在几楼？我说，九楼。刘书记说，走，咱上九楼。 九楼一个护士问我们找谁，刘书记说找黄主任。护士说他就在办公室，不过现在有事，稍等一下就行了。我们被带到黄主任的办公室门口，看到黄主任的办公室里正有一个客人。只过了两三分钟那位客人就起身告辞了。结果没费力气就见上了黄主任。 想不到黄主任非常的客气，见到我和弟弟配型相合的检验单后，他也为我高兴，不断地点头：“各个位点全都相同，配得特别好，不错不错，下周一就可以入仓。” 天啊，下周一就可以入仓！黄主任说病人要求入仓而立刻就有仓位的事以前是没有的，我们来得太巧又太巧。院方早上九点才从一楼儿科协调了四间病房让给骨髓移植科，所以，也恰在今天，九楼的病人一下子下到一楼四个，九楼的特护病房一下子腾出来四个，仓里情况较好的病人一下子出来四个。 黄主任甚至当场就开了入院通知，并开了一厚摞的检查单让我下午就进行全面体检。 这个结局谁都没料到。 好象打胜了一场战役，从九楼下来的时候，几个人都无比激动。我说，刘书记，这真是您带来的运气。刘书记说，哪是我的事，你的造化还真的大，我相信，你是命不该绝的。黄书记兴奋地面目通红，说，都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看起来还真是不错。 刘书记一行在靠近医院的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住了下来。这时已经是中午12点了。刘书记说，饿坏了，我请客，咱们可得吃饭啦。记得我的弟弟也赶来了，我们吃着、说着，我看着眼前的场面，觉得内心有一股湿湿的温暖在汩汩流淌。 晚上，在刘书记的召集下，我们开了一个“小会”。刘书记说，我代表单位，胡敏代表家庭，咱们碰个头，做最后的拍板定案。家庭的板得胡敏来拍，单位的板我来拍。 看得出胡敏多少有些迟疑，她说，刘书记，我决定了。 刘书记说，胡敏，你这么说，咱们就定下来了。本来想让吕乡长过来的，我想了一下，还是我来最合适，这个板应该我来拍。 刘书记问我的弟弟金链，我这边已经定了，你嫂子这边也定了，你这边得给我有个保证，你能否保证没有闪失。 金链说，刘书记，您放心，我不会有问题。 刘书记说，你爱人呢？ 金链说，她同意。 刘书记说，万一到时候有什么变化怎么办？ 金链说，肯定不会有问题，您放心。要是您还不放心，我这么给你保证，假如我爱人反悔了，就是偷偷地跑出来，我也会到北京把骨髓献给我哥哥。 刘书记说，金链，我代表乡里、代表金平的同事、同志们先感谢你。 金链的眼泪淌了出来：刘书记，应该我来感谢您。 第二天上午刘书记他们就要回去了。我的依恋情绪在分别的瞬间突然变得很重。我已经朝最好的方向在努力、在前进，但这一分手今后能否再见在谁心里都是问号。我说，刘书记、黄书记、大惠（平时都习惯这样叫），您们放心，我一定尽最大努力争取咱们还有机会再见。医院说70%的成功率，我会让这个比率大一些、更大一些。 每个人都哭了。我想起一件事，把大惠拉到一边，告诉他，要是我拼不过去，今后不在了，胡敏和大跃生活里为难的事还托你多多照顾。大惠说你一定拼得过去。我说你先答应我，大惠呜呜地哭出声来。在单位里我们都是年轻人，交情甚笃。当然此时相托，既有一份暖意，更有一份凄凉。 出租车的后影渐渐远去了。 胡敏的回忆 惠秘书将存折递给我说：“带来的20万现金存在武警医院附近的中国农业银行里，密码是654321，记清了。13万是乡里的，2万是宣传部的集资，剩下这5万是市里的，刘书记去找了市委佟明泰书记，佟书记给批的。数额大，取的时候要小心，别自己去。”我紧张地看着他的脸，努力地点点头。我知道这20万要多少血汗汇集在一起，我要为这20万向父老乡亲有个交待。刘书记走过来说：“胡敏，剩下的担子都落在你身上了，好好照顾好金平，回到岔河，我给你庆功，咱们放炮。”我哭了，刘书记、惠秘书也淌下泪来。我说不出是感动还是对未来没有把握的害怕。擦完眼泪，我抬起头对刘书记说："刘书记，一年后，我一定交给您一个健康的朱金平。" 我们从武警医院转入人民医院时，我和金链去取钱。金平做事心很细，事先交待了顺序：先选择一辆女性开的出租车，打好车停在不远处，金链在车里等候；看到银行周围人不多了我才进去；拿钱时只要核对钱的沓数，不去数每沓的张数，迅速离开。 填好单子，我看清是一百面钞，而且点钞机上每次显示的数字都是100。营业员从小小的窗口一叠一叠地递给我，不错，20沓。我把它们装进书包，带着若无其事的神情走出银行。出租车司机向我招手，我跑过去，一头钻进车里。 20万，拿在我的手里，我觉得好重，从来没见到过这么多的钱，更没感觉过钱的重量，我又将它紧紧地抱在怀里，我觉得它就是金平的生命。 十多分钟以后我们来到医院。按原来设计的计划，由金链向出租车司机付钱，我抱着书包直奔住院部的交费处。我将一沓沓的钱从书包里拿出，惊呆了左右两边窗口排队的人。 "治的是什么病，要这么多的钱！" 我顾不得回答别人的惊奇，只是朝他们笑笑。 "十八病区骨髓移植的吧？"收费小姐毫不怀疑地问。 "是。" "住院号？" "305520。" "收据收好，出院时拿它结帐啊。"小窗口递过来一张红色的单子。 就这么简单，象赌博一样，我将刘书记他们送来的父老乡亲的20万元血汗钱连同我爱人29岁的年轻生命押给了人民医院。 无菌仓中 我对进仓的心理准备不足，有措手不及的感觉。 我的主治大夫姓任，叫任汉云。在刘书记回去的那天中午，我们见了第一面。 我随后接受全面体检。做骨髓移植有五个项目很重要：是否有缺齿、是否有痔疮、心、肝、肾的功能是否正常。缺齿和痔疮在术后血小板极低的时候容易导致控制不住的出血，是进行骨髓移植所忌讳的。 所好一切都正常。 9月5日晚上，我要去刮光头。任大夫交代说在外面不刮，到里面也一样要一根不剩，护士清理床单时将会很费事。胡敏陪我找了几个理发店，没有会刮光头的。终于在一个小巷口碰上一个摆摊的老人，他说从10来岁理发到现在，什么样的发都理过。不用10分钟我就感觉毫毛不剩了。 那时不知怎么突然觉得心里很慌，很烦。分离在逼近我，危险在逼近我，而一切都不可预知。 胡敏说，糟糕，忘记把帽子带来了。 我光头走在街上，心里象打翻了五味瓶。我狠狠地对着胡敏发了一通火。 心不能平静，夜里怎么也睡不好。 9月6日 胡敏早早起床去购买棉布内衣、不锈钢餐具、卫生戴、卫生纸等入仓必需物品。 事情太突然，加上东西太琐碎，我们又没有经验，虽然马不停蹄，到11点半才一样一样地买齐。 我和胡敏急急地向医院赶，俩人都估计得下午入仓了。 几个大夫都怨我们来得太晚了。他们没听解释，狠狠地说了我们一顿。在胡敏到负责消毒的师傅那里点交所买物品的时候，我被通知：进仓。 在第一道门里，我脱了鞋子、衣服，依照护士指点，先洗了一个消毒浴。 踏着专门为我而铺的无菌毯，我进入第二道和第三道门。 这时候，一切都已经身不由己。我甚至没有机会和胡敏说声再见，或吻一下什么的作分别的亲昵。 我住在六号无菌仓。 我心中的无菌仓是神秘、神奇的。出仓以后我多次从外面的各个角度观察仓里的人——“原来的我”，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 光头而臃肿；如大象一般缓慢的举止表示着吃力与艰辛。 我真切地感受，这是在完成脱胎换骨的蜕变；这是新生命的艰难。 不由地想到每年开春时螫伏万物的苏醒和蠢蠢欲动。我觉得骨髓移植既是医学的奇迹更是生命的奇迹。 还得描绘一下无菌仓。许多人认为它是密封仓，那是误解。 看上去就是一个单间的普通病房，面积小一点，大约等于半间屋子。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小凳。什么都是经过严格消毒的。靠床头的那面墙壁布满了无数的金属孔，墙壁里面有一台时刻轰鸣的风机，它强制仓里的洁净空气永远是一个流向。从机器的声音估计，马力应当很大。 床尾对着的那面墙挂着壁钟，还有一个摄像头。 左侧是软的半透明的活动墙，估计为的便于清洁。 右侧是窗，窗外就是阳台。窗内窗外隔了厚厚的七层玻璃，里面的病人和阳台上的家属模模糊糊地可以相互看见。 仓内非常干燥，干燥中又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气味，闻起来不很舒服，但可以接受。 我认识了我的护士吴冬青。她说：从今日起我就负责你。不知怎么，心里觉得很亲切。口罩严严实实盖住她的脸，看不到她长得什么样子。她告诉我，骨髓移植成功的关键是护理和预防。从很大的程度上，成败靠自己。 对仓内生活细节，她一一作了交代。 胡敏在窗外出现，我们互相摆手。虽然身单力薄，却能为我永远坚守，我的妻，她是我精神的放心依靠。 但愿还有机会，今生常相厮守。 下午，按体重服了164片马利兰。这是一种产自美国的化疗药，日常剂量是一次两到5片。 9月7日 仍然有一种新奇感。早晨6：30，妻买的步步高对讲机装上了。我们都很兴奋，宛如分别多日。两人叽叽哳哳一气讲了一个多个小时。 这种对讲机特殊的六响连珠的铃声成了最能牵动我灵魂的东西。后来出仓了，有时偶然在什么地方听到这种响声，人总会猛打一个机灵，心情仿佛一下子就重新飞回到仓中。 妻说其他病友都是策划了多日才进仓，进去时什么都已是备齐的。我们毫无准备，所以显得被动许多。 9：00，来了两个大夫给我插胸管，这是今后输液、输血和输髓的通道，将一直保留到出仓。 缝合固定的时候一阵剧通几乎忍不住，流了许多的血。 弟弟在配型结果出来后曾返回老家一趟，这回他是在刘书记来的前两天，跟我母亲一起来的北京。 为了尽量减少捐献人的不适，骨髓捐献有一个循环采血的过程，在捐献前大约15天的时间里一共采血三次：第一次采400ml；第二次把上次的400ml输回体内，再采800ml；第三次把上次的800ml输回体内，再采1200ml。捐髓时，一边把上次的1200ml血液输回体内，一边抽取骨髓。 今天是弟弟第一次采血，一采罢血他立刻就到我的窗外看我来了。他看了插管的全过程。后来我听说，插管时大量流血的场面竟然让他晕了过去。大夫说，那是他采血以后不去休息又加精神紧张造成的，不要紧。 爱我的兄弟。 哥感谢并心疼。 再吃164片马利兰。恶心，饭量正常。 9月8日 超剂量的化疗发挥作用，身体发虚；手哪怕是去拿很轻的东西，也控制不住地抖动；早饭被吐了出来。幸好还没有吃药，否则，还要重新测算，吐出多少就要补入多少。吴冬青说吃药时千万不能吐，只要出现了第一次，下次一定吐。她说那位7仓可惨了，一天补来补去补了十几次。 马利兰又来了。远远地看到装着它们的那只蓝色杯子，我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只吞下去几片，胃里就翻江倒海。如果让眼睛看到药丸或者让思绪触及到药丸，就吐定了。我赶紧去想别的，老天保佑，终于过了。 为了让药物老老实实地呆在肚子里，午饭没敢吃。晚饭更加恶心，好歹扒下半碗面条。 我开始数日子，读高中的时候金庸的书曾让我入迷，我让妻到书店多买一些。我想：千方百计熬完这10天。10天后停止化疗、输入骨髓，那时就该轻快了。 9月9日 早上醒了觉得心慌。 手抖的感觉更严重。 吃下一个鸡蛋，喝了一碗粥。 几天来的排尿量让吴冬青吃惊。要求每天1500ml，我达到了3500ml。这是我的努力。就是那种普通的保温瓶，我白天喝2瓶，晚上喝3瓶，用茶杯计量，大约是25杯。只要在醒着的时候，我就不住地喝。如果不及时排出药物的残留，肝肾都可能出现大的问题。听说相当的一部分人因为肝肾受损衰竭而失败了。 口服化疗的过程宣告结束。妻和弟在外面用手指打出“V”字表示为我骄傲。 入仓后化疗的整个阶段大夫称作预处理。预处理的原理是：致于死地而后生。打得愈彻底，以后复发的机会愈少，痊愈的机率就愈高。虽然是致命量的预处理，而人又不可以死去。大夫告诉我，医院之间技术水平其中一个重要方面的悬殊正在于预处理的极限程度。 上午，更大剂量的静脉输液化疗拉开序幕。 感觉有点象要给已经夷为平地的碉堡再来几轮猛烈的轰炸。 叫你顽固。 不妙的是：白血病细胞呜呼哀哉的同时，我也奄奄一息。 让它们通通死去，让我坚持。 9月10日 弟弟第二次循环采血。我告诉他，采血后可得好好休息了，他说，哥，没事。 9月11日 有一种日本研制的新药物，叫刺激因子，是促进血小板生长的，研制的目的是减少骨髓移植过程中的输血量，既降低输血的费用，也尽量避免许多会因输血而带来的问题，比如肝炎、输血反应等等。它在部分国家已经经过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卫生部在批准进口前选择人民医院进行至少10例临床试验，而作为临床试验的药物是免费的。病人的代价是每天提供一点点血以便观察、研究、分析。据说如果收费的话，大约应收人民币5万元。大夫征求胡敏意见愿不愿意给我用，胡敏又打电话问我。我问她其他病人都用了吗，她说目前在仓里的11个人还没有谁愿意试用的，都说试用难免有风险。我觉得很可笑，人正在海里，还怕什么水，我的态度坚决：机会难得，一定要用。 胡敏就签字用了。 在仓中的50多天我一共才输了5次血小板。其他人一般都得输上20次到30次，一次1700元。愿意做这个临床试验算不算为别人贡献了咱先不提，在输血上我节约了几万块钱呢。还有，一个早我两个月骨髓移植的病友因为输血染上了丙肝，发现后他沮丧万分。我和胡敏曾去安慰他，他对未同意做试验的事后悔不迭，并一个劲地羡慕我。“人啊，心中总希望好了更好，不知走哪条路算是对的。”他说。 9月12日 白细胞计数降到170。实习大夫告诉我，白细胞低于200，医学上称为零期。 16日骨髓移植，大夫的说法叫“回输”，总是盼着这一刻，心里就有了奔头。实际的痛苦有多大谁也不能计量，但痛苦在精神上被缩小了。 任大夫一般每天8：30以后都要进仓查房。每天的8：30就成了我的期待。很喜欢同任大夫说话，我能从话音里听出许多使我振奋的东西，我十分需要这个。 9月13日 还剩最后一天的化疗。明天、后天就可以休息了。 许多规定的自我护理，我实在不能完全地遵照执行。于是自己瞒着大夫、护士作了“改版”。 每顿饭后要分别用棉球蘸着酸性的洗必泰和碱性的碳酸氢钠清洁口腔，起初还行，用了几次之后，再也无法忍受洗必泰的味道，我干脆免了洗必泰。不是我不够坚强，我是经过冷静的分析后这么决策的。硬用洗必泰导致呕吐是没有疑问的，保证足够的营养并且让所有吃进去的口服药老老实实呆在肚子里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后来每次抬眼看到洗必泰我也要恶心不已，我只得把那个瓶子塞到床下的角落去了。 由于仓里的空气相当干燥，鼻腔容易出血，就要用一种润滑剂进行涂抹，一天三次。润滑剂的味道同样要导致呕吐，我也把它换成了凉开水。凉开水也能起到湿润的作用，缺点是蒸发太快，我把涂抹的次数给加大了，每半小时一次。 这两件事我也犹豫着想对大夫说，最后我还是保持了“理智”。病人不能要求大夫设身处地。大夫讲的是原则，该用的药你不用，该做的是你不做，他是不能容忍的。要是说出来，除了得到严厉的批评，什么意义都没有。我非常希望自己在任大夫的心里一直有个不差的印象。 还有一件事我也想写出来。在连续化疗的摧残之下，体力虚弱得非常厉害，人几乎下不了床。医院提供的坐便器过于低矮，使用的时候双腿要极力去支撑，回回都会大汗淋漓。苦恼之后，我按自己的尺寸重新进行设计，画了草图，让胡敏到木匠铺照图制作，一换，效果还真是好，节约了不少力气。护士先有些不解，最后竖了大拇指：你真聪明呀！为此我甚至很有点洋洋自得。我想，类似这样的事，医生只能顾一般，不可能顾个体。医院是没法为每个病人按各自的尺寸设计坐便器的。有些事情必须靠自己。 （出仓后，这条“专利”被我传给新入仓的多个病友，它在他们的实践中得到了绝对的认同。） 9月14日 又有一件事“靠”了自己呢。很奇怪，每天晚上七、八点的光景都会起烧，38度多，间或39度，不算高不算低，难受一阵子，熬到夜里又会自己退下去，查过多个项目没有找到原因。 前天晚上曾闪了一念，别是大蒜素的事呵。大蒜素是用来预防病毒感染的。一上大蒜素我就浑身不自在，大蒜素刚好又是在五点左右输进来。任大夫已经下班，我赶紧告诉值班大夫，哪知他不以为然。 昨天上班再跟任大夫说，他起初也是不相信。我干脆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又说一遍，他才心动：“那就给你换种药试试。” 整个晚上，温度计保持在36.6的刻度上不再有变化。 上午刚见面任大夫就高兴地表扬了我的细心。 我告诉他，我的口腔里面很痛。任大夫检查一遍，说：“口腔溃疡在每个移植病人身上都会发生，别紧张。” 今天的白细胞计数是150。 9月15日 任大夫说，造血系统和免疫系统应该被完全摧毁了。 我知道，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也是最有希望的时候。 以前的一切到此告一段落，结束了。老的生命要去，新的生命要来。 人的灵性再好，也不知道在母腹中到底是个什么滋味。无菌仓或许正是与母腹同样道理的一个所在。孕育中的婴儿依我想来一定是度日如年的。生命的到来是神秘的，你什么都能领会，但不能领会自己当初的到来。 上天安排人在出生时没有记忆，冥冥中或许自有其道理。 我思考： 为什么骨髓移植的无菌仓是与世隔离的呢？这是医疗的需要，是科学的创意，但科学的创意一定也隐含了某种自然的神秘，因为我感觉，在生与死之间有一种神秘。 你要想获得完全意义上的新生，就必须经过残酷、孤独的“炼狱”。“炼狱”的极端痛苦，别人不应该看到，于是他们就看不到。 9月16日 本预计今天热闹非凡，结果呢，出乎意料地冷清。读者也许会认为骨髓移植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场面，跟我一样，你可错了。 一切力量都集中到我的弟弟那边。原来每到这时，血液科的精兵强将总会围绕在捐献者的身旁。胡敏和当时在京的我的母亲、岳父也都去看我的弟弟去了。 一大早吴冬青就告诉我，朱金平啊，8点开始抽髓，等到11点你弟弟的骨髓就来了。200ml每袋，大约是6袋。 我点头。 刚过9点半，信息就来了。弟弟那边特别顺利，抽髓已经结束。原计划抽1300ml左右，经过化验分析，弟弟骨髓里面造血干细胞的比例高于正常人的平均值，1100ml就足够我用的了。 抽出来的骨髓还需要一个处理的过程，要滤出骨髓渣、再就是把血清给分离开。听说在四楼抽髓，得拿到十二楼处理。 不到10点一刻，第一袋骨髓来了。鲜红鲜红的。 那正是新生命的颜色。我的心跳起来。 我看见吴冬青在处理的时候，是那么的小心翼翼，生怕出了什么差错。 实际上又是那么简单，就是把输液的插头从抗菌素的袋子里拔出来，再插进骨髓袋，与平时的换药一个模样。 这便是骨髓移植。在不少人的心里它几乎是一个谜。要把骨头劈开吗？是一个怎样复杂的过程呢？…… （说起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后来回到家乡某医院，连血液科主任都问我这样的问题：骨髓是怎么输入的呢？）
鲜红的液体顺着静脉流进我的身体。完全是刚才输液的感觉。不同的是心情。 也许还是温热的，它来自我弟弟的身体。 它载着我对新生命的希望——我的全部寄托。 吴冬青说要用最快的速度输下去，可能的不良反应是发烧。 后来没有起烧。 在第一袋马上就要结束吴冬青已经多少有些着急的时候，第二袋到了。不到一个小时，架子上就排了整整齐齐的五大袋。 看着它们，我的眼泪忍不住象断线的珠子一般流下来。 链子，给我生命的好弟弟，你的感觉怎么样？疼吗，受得了吗，身体虚弱吗？ 任大夫从弟弟那边赶过来问我是否起烧、有没有别的不适。我告诉他没有。他说：“小伙子，今天是你获得新生的日子，从今年开始，九月十六日就是你新的生日啦。”他又说到我的弟弟：“今后可不能忘了你那位弟弟朱金链，抽的时候，他不住地告诉我要多抽些，再多抽些，千万要让我哥够用的，因为我哥太胖了（注：我当时86.5公斤）。几个护士差点都被他感动得淌眼泪。” 看到了窗口妻和岳父的影子。电话铃响起来。我问链子怎么样，妻说你放心，他很好，在休息。 她关切地问我的情况，我答，我也很好。 整天都很安静，但它又是生命里最最不同寻常的一天。嘿，预想里轰轰烈烈、关键无比的这一天，除了任大夫来过一次，竟只有吴冬青一个人在我身边。 9月17日 据说，什么时候能确认植活，在不同的病人间是有很大差异的。有人只要几天，有人要十来天、甚至二十几天。也有比例不大的病人没有植活，如果没有植活，结局，当然移植的病人就死掉无疑了。 等待。所有的人都开始等待。 等待新骨髓的植活，等待新的造血系统的建成。 妻打听了许多消息，3仓的老刘是第几天植活的，7仓的大学讲师是第几天植活的，等等。 白细胞计数：110。 9月18日 弟弟已经可以下床正常走动。大夫让他在病房中静养几天，他躺不住。早饭一过，他就跑到我的窗外跟我通开话了。 “哥，一点难受的感觉也没有。”他说。 我问，抽髓手术时是个什么样的场景。这是我很想知道的。 他说： “手术室里有二十几个人呢，各种仪器此起彼伏地响着。先插导尿管、输液管，各种各样的输液管在手臂和手面上一共插了5个。麻醉后两分钟就开始进针。 本来麻醉之后应该用工具蒙上眼的，护士却忘了。我的眼睛一直在盯牢着任大夫的手，任大夫问疼不疼，我说，真有那么一点。任大夫尽量把动作做得柔了一些，又问一遍疼不疼，我说还有那么一点。任大夫赶紧问麻醉师，麻醉的剂量打足了吗？麻醉师答打足了。任大夫自言自语，不对呀。这时候护士喊到，哎呀，忘了蒙眼喽。 接着赶紧用工具蒙眼，还真是的，连一点都不疼啦。”（当时弟弟捐献时采集的是骨髓，现在中华骨髓库的采集方式则为通过手臂静脉采集造血干细胞，只需50毫升——作者注） 他讲得很开心。我深受感染，中午闭眼干掉了6只鸡爪和一个馒头。 想起了小时候。我一出生就拉了一摊血，接着不知道啼哭不知道吃奶就人事不醒了。那时没有住院的条件，从东庄请来的接生员说：“扔了吧。”我的爷爷、奶奶却舍不得。六九年，那是一个天寒地冻的春节，到处都下了树泠子。他们把那个小东西揣在怀里焐了两天，大命的我突然睁开了眼。 我的身体总很弱，三天两头地不是打针就是吃药。后来，我弟弟出生的时候，当时还在世的我的曾祖母说：“给这娃儿起个名叫‘链子’吧，好能拴着他的哥哥。” 我的弟弟就叫链子。念书时，学名就叫朱金链。 弟弟差我三岁，小时候总象个小尾巴一样跟着我。他很胖，脸蛋上肉嘟嘟的，又因为排行老二，我们都戏称他叫“二牳子”。 童年的许多细节都已被岁月冲淡，但我始终记着还在他呀呀学步时的一件事，这是一件对他不起的事。俗话说，光腚戳麻蜂，能惹不能撑，有一天，弟兄俩却贼胆包天地戳弄起邻居一只大黑狗来啦。当然我是绝对的主谋。那只狗本是安静地趴着的。我们先学狗叫，它没理；再用沙子撒它的眼，它没理；拿一截小木棍碰碰它的屁股，它依然没理；我瞅准了，用脚猛地跺一下它的尾巴，拽弟弟的手就拼命跑。我跑在前头，后面的弟弟可吃了大亏：右腚帮子被狗牙狠狠地啃掉一大块血淋淋的肉——父亲揣了我两脚，虽然还小，我也知道心疼弟弟的腚，一连多少天都不好受。 我的成绩好，他的成绩却不怎么的。我的表弟也与他在同一个班上，我有时模仿考试卷的形式出了很多题让他们去做，要是做得很糟糕，一般就会挨我的揍。他并不怵我，两人撕打起来也是常有的。 一九八六年，我成为小庄子里解放后的第一个大学生，在弟弟的心目中，哥的形象“英勇”起来。那一年，他竟然考高中没录取，他沮丧极了。苦闷的他不断地给我写信，一个学期下来，哥俩通了二十多封。 我说，虽然那个笨法子你也可以试一试，但重要的还是信心。别老担心基础差，老担心自己比别人笨，哥的例子就是证据。 有人说，如果家庭里的姊妹多，老二的性格总是最好的。我们姊妹仨当数老二最节约，也最孝顺。一工作到了小镇泇口教书，一个月领160块，自己留六十，那一百一把交给母亲，还从不借帐。对自己这么“苛刻”，我做不到。 刚查出病的那几天，弟弟这个堂堂七尺男儿，终日以泪洗面不能自已。我去苏州后，他向学校请了假，先赶往徐州二院、四院，又到郑州、济南，拜访了许多医生，把所有了解的情况写了满满六页纸让爸带给我。 生病的人最少不了的是什么？ 精神的支柱。弟弟、妻、刘书记，都是我精神的支柱，有了他们，我才有了力量走下去。 （听岳父说献髓后扬子晚报的记者采访他了。记者问：“疼不疼？”他说：“不疼。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一点也不象原来想象的那般可怕。”说完他又憨憨地朝着人家笑了：“就算疼，两个人活着总比一个人活着更有意义，即使有影响的话，也比眼睁睁地看着我哥含泪而去，而自己痛心一辈子强多了。”） 9月19日 预防排斥反应的药物叫环胞A，副作用很强，输了以后人变得更加恶心、烦躁不安，口腔里莫名其妙地出现许多泡沫，总也清除不尽。 三餐的饭菜按时送到，远远的闻了，我胃里就翻江倒海。 每一回妻都预先问我想吃点什么，我想破脑子说出来一样，比如以前上大学时爱吃的青菜烧肉、炖杂烩等等，妻辛辛苦苦买来、做好，我仍然很少吃得进。 原本胃口便差得可怜，饭菜偏又要经过高温消毒。在医院200摄氏度的蒸锅里过了一遍后，什么都烂了，青菜成了黄颜色，期待中的色香味无影无踪。 听妻说，有几个仓的病友吃什么都吐，然后再吃再吐、再吃再吐，真是折腾得不轻。 我自定目标：少就让它少，只要吃下去，就不叫它吐出来。坚决保住已经进嘴的药和饭。不论如何，决不能形成习惯性呕吐的局面，否则的话，麻烦会更大。 下午，弟弟说班里的课落得太多就不好补了，非要回去，并硬说身体已经完全没事了。这才献髓两天啊。大家都不同意，但谁也劝不住。 临走的时候，他告诉我：“哥，你照顾好自己，过几个星期我就来看你。”我说：“那你千万要买张软席票啊。”他说：“一定的。” （几天后，从当时去火车站接他的父亲口中得知，为了省钱，他竟然连硬卧也没坐。老天！我不由得追问胡敏为什么不在事先就把票给买到手。估计后悔已经使她受不了了，再加上我的抱怨，她呜呜哭了。哎，满车的同行者谁又能想到这是一个捐完骨髓刚刚两天的人啊。要是那趟火车挤的话，他可能是站着颠簸了1200里的路程。要是真的站着，估计他永远也不会对我、对大家道出实情。） 9月20日 白细胞计数：70。 我急燥起来，问任大夫：“已经输完骨髓了，白细胞为什么还在继续下降呢？！” 任大夫说：“药物的机制你是不懂的，那些化疗药还在发挥作用。吃饭、吃药，按要求做，其他的事情你目前最好别去想。” 我又怎么能不想呀。一句话从我嘴里滑了出来：“任大夫，您肯定植得活吗？” 任大夫瞪了我一眼。 我不敢做声了。 口腔的溃疡又进一步加剧，并蔓延到喉咙。 9月21日 早上起来，感到阵阵剧痛。口腔和喉咙已经不是溃疡的问题，变成了大面积的溃烂，包括胃壁都疼开了。饭和药全吃不下，甚至一口水也不敢喝，连说一句话的动作都要导致撕心裂肺的痛苦。 妻一次次打电话进来。我只能回答简单的几个字或干脆向外摆一摆手、摇一摇头。 怎么会这样呢？ 任大夫也急了。他把我的情况告诉了资格较深的一位教授——郭乃澜，她是中华血液学杂志的编委。在全国，很多学习、研究血液学的人都知道她。 她进了我的仓。 “你是叫朱金平吗？” 我点了头。 “任大夫说你的情绪起了些波动，他要我来劝一劝你。” “其实溃疡、溃烂、感染对于每个移植者都是正常的。因为，你现在的机体自身的免疫力是零，免疫系统没有任何作用了。” “你的条件不错啊。你和你的弟弟都很年轻，移植前你的身体素质也很好，你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病人里是很优越的。” “光大夫有信心不行，更需要你自己有信心。” 她又讲了一些病例，大约讲了一个多小时。她的声音带有明显的母性，非常温和，不慌不忙，确确实实给了我一定的慰籍。 9月22日 白细胞60，血小板竟低到可怕的地步：6000。血小板的正常值是10万—30万，一般低于2万就被视为高度危险状态。读者可能知道，血小板的功能是凝血，当人体失去凝血功能后，任何地方的出血都没法止住。尤其是内部脏器的突然出血会让人在顷刻之间死亡。 前文已经提过，在苏州时的小徐正是死于血小板低导致的颅内出血。 吴冬青说：已经预约了，血库里没有A型血。今天又是星期天，不采血，大夫说至少得明天。 它偏会低得这么巧。 我被要求俯身静卧，不能咳嗽、绝对避免打喷嚏、不能做稍微用力的动作。 特别紧张，不由己地想着许多“如果”。 这个时候，死亡容易得就象不懂事的孩子吹破了泡泡糖。 胡敏和家人在外面的焦急也可想而知。 9月23日 11：10，终于在揪心中等来了希望。血到了。 我听见吴冬青狠舒一口气的声音。 这是我移植后的第一次输血，也是我生平的第一次输血。白血病人输血是常事，我因发现得及时，病情处在早期，始终不需要。 我有点神经过敏。不知处在这种境地的别人是否都会神经过敏。无绳电话的通话时间是自动记录、显示的，上午跟岳父和胡敏通了两次话，时长一次是5分44秒，一次是12分44秒。我烦了：怎么这么巧，都赶上“44”。下午又与胡敏通话，结束以后一看：6分44秒。 真他吗的有鬼？我狠狠把电话摔三下。 结果电话不能用了，得修。 9月24日 血小板升到17000，白细胞60。 几天里进食极少，严重虚脱。原来的各种剧痛非但没减，肚子又要命地痛开了。任大夫查房之后，郭教授再次进仓。 她试着用手在我腹部不断地更换地方按下抬起，问我疼不疼，在哪一处更疼。我的汗珠滚了下来。 他们最后的判断相同：阑尾炎。 正常人碰上阑尾炎，若稍稍治疗不及时，也足以致命。这时候的我，自然就更不必说。 依现在的状况，绝不可能按正常的办法切除阑尾。别的不讲，就凭这1万多个血小板，谁也没法动刀子做手术。 郭教授也皱了眉头：“我出去跟任大夫商量商量。” 形成的意见是：先输一天的“泰能”看一看。 泰能是一种价格不菲的抗菌素，一支大概200多元。其实从入仓一直输着多种抗菌素。人体不能自免疫，就用不停滴答的抗菌素顶替预防可能到来的感染。 此时，我还能想什么，我还能做什么，我还拥有什么呢？！担心？害怕？但是，担心有什么用，害怕又有什么用。在我生命的辞典里只剩了三个字—— “看一看”。 只有等待奇迹，大家都在等待奇迹了。我几乎无法把握我的情绪，我清楚地看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波澜。有几个瞬间我控制不住地闪出这样的念头：突然拔掉身上的插管，冲出去，纵身跳下所在的九楼。 求生之路，你是如此的艰险。 9月25日 晚上，由于痛苦、虚弱和精神的紧张，出现了重度幻觉。虽然用“幻觉”两个字就完全解释了一切，但当时所发生、所感受的却是那么的真切。我把幻觉中的情景原原本本记在这里。 八点半，病区的大灯被熄掉。 大约象是一股微弱的电流从头到脚流过，我忽然有马上就要痉挛的预感。仓壁风机的轰鸣声听不见了，变成钟鼓齐鸣的声音，夹杂许多人大合唱的声音，象是寺庙里为谁超度亡灵的场面。 我猛地想到：难道这是死之前吗？ 是我的脑血管象小徐一样正在破裂和流血吗？ 我极度毛骨耸然。 很遥远，有许多人交织在一起的哭声。他们由远而近，越来越清晰。我分辨出哪个是妻的、哪个是母亲的、还有岳母的。妻撕心裂肺、完全嘶哑了。 我意识到自己在巨大的无奈中流下泪来。时间象是在中午，那么，这应该是明天了。我怎么能看到明天呢？这便是死亡的力量吗？ 我要死了。 我想：这是正在死亡吗？自己的回答：肯定是啊。 难分难舍的亲人们，我得离开你们，我即将置身另一个世界了。我再一次体会到巨大的无奈。跟命运相比，跟自然的力量相比，人的自身又是多么可怜、多么渺小。该来则来，该走则走，竟然谁也挽留不住，谁也把握不了。 在仓的入口怎么会有人走动呢？有人自顾自地走来或走去，有人歪头瞅我。病区走廊微弱的灯光是蓝的，那是一只或两只夜间常开的紫外线消毒灯的发光。灯光下，我吃惊地看到他们都是光头的人。 我进入了从未有过的恐惧状态。外人进不来，各仓的病人不可能出来走动，不是医生，不是护士，那他们将是谁？是鬼吗？是魂吗？ 小时候常听大人讲鬼的故事，大人说，真的遇了鬼，你就大声唱歌。鬼怕唱歌。 情急之中我扯开喉咙唱：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村又一庄。看夕阳，落下去，又回来，地不老，天不荒，岁月长又长。一路走，一路望，一路黄昏依然。一个人走在旷野上，默默地向远方…… 也不知怎么的就想到了这支歌。 唱着唱着我的声音抖起来。我拼尽浑身力气地接下去：一路游，一路唱，一路蒙蒙山岗，许多人走过这地方，止不住回头望。 这时，声音断了。任我如何努力，再也没有声音发出来。 身子被牢牢的固定了，什么动作都做不了了，除了能瞪着眼看那墙上的挂钟：九点整。 忽然间万分悲恸堵心头。我没想哭，但不觉中两行眼泪从眼角滚落。 一股透骨的凉意从脚袭入，逐渐向上弥漫。凉得似霜，顷刻就达到头部。估计应是濒死的时候吧。 不知为何，人到这一刻，连精神加肉体反而一下子坦荡、安宁、豁然开朗了。象是从狭狭的窄道猛然走入宽宽的大道的感觉。 要解脱了，痛苦就要走远了。所有的痛苦都要走远了。谁能知道，解脱前的轻松感竟是舒服和美好的。 一件轻轻的东西从我的身体轻轻地挣扎着向上、向上，做了几次努力，它要向上飘去。它象什么呢？有点象是一层壳或皮，又象贴在身上盖着的一条棉毛毯，还象蝉儿的薄薄的翅。 我大悟：它就是我的灵、我的魂。 我还没有死。我还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妻，我的跃儿，我的亲人们，现在我还是跟你们在一起的啊。这一刹那，多留恋你们！多不愿离开！ 它又一次尝试向上挣脱。忽然间我意识到：一旦离我而去，它肯定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不能让它飘去！怎么也不能让它飘去！我什么都不要，我要我的亲人；我什么都不要，我要我的生命；我什么都不要，我要活下去！我想去按床头的按铃，我的手、脚、身却动弹不得。情急之下，我用心和嘴一起在喊：谁来救我！谁来救救我！ 嘴里的声音出不来，记忆中，发自内心的呼救我自己可以听得到。已经忘记喊了多少遍，终于，象是有一个声音回应了我。 永远也不知道那个声音到底是什么。 我的手突然动了！它摸索、摸索，摸索，抓到了按铃。 我听到值班医生（是个男的，差不多30岁吧）说：“朱金平，你有什么事？” 我从原来的情景中渐渐清醒过来。顾不上去想那一切是不是真的，也说不出来有什么事，我恳切地对他说：“请您陪我一会。”尽管莫名其妙，他仍然答应了我。一个多小时后他才出去。 后来，察觉那种特殊的刺骨的寒意还要来临，我再一次按了铃。这次进的是个护士。我可怜巴巴，我央求她呆在这里。 9月26日 惊心动魄的一夜，好不容易地熬了过去。 已经两天多滴水未进。而一切如故，不见好转的任何迹象。我绝望了，一瞬间想到坚持，一瞬间想到放弃。 做梦也想不到，在这种时候，会收到一封信。 这是妻子写进来的一封信。我看见窗外她的影子一遍遍地拍打胸口，很长时间，我不知道她要说什么。终于有一刻，我明白了。她在说我的口袋。原来是一封信！她的信夹在换洗的衣服里跟衣服一起经过消毒被送了进来！在被消毒时的水气熏蒸弄得既软且湿的纸条上，我看到了那些既熟悉又亲切的字迹： “我深深地感受到你的痛苦和所做的努力，相信我的心和你溃疡的口腔与肚子一样的疼。这种等待比配型时的等待还要艰难。金平，让我们共同面对这次挑战。静静地躺在你的怀里享受健康的生命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流着眼泪回忆这段艰难的日子。经过这场病，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金平，上天让你经受这些苦难才能得到幸福，你会做到的。我用眼泪给你加油。 答应我，按时吃药吃饭，听医生的话，按医院发给你的小册上所说的去做，好吗？我用全部的生命守护你一生一世。” 我泪如雨下，我拼命地向外挥手。 妻啊，我爱你。 我把心横了下来。娘的，疼痛算得了什么呢？索性就让它放开手脚自由自在疼去吧。我开始大口地吃药，大口地吃饭，咕噜咕噜地喝水。听说，吞咽时那种惨不忍睹的表情使通过电视监看我的护士们也落下泪来。 我回了她一个字条： 吃药也是为了你，吃饭也是为了你！ 下午五点，电话重新装上。厂家的售后服务很到位，给调换了一部。我迫不及待地说起了信。 还有昨夜的事。 回忆夜里的情景我还是觉得害怕。我想，也许冥冥之中是有一个力量在拉我的意志。意志还坚持，生命就会在坚持；如果意志歪下去，人马上就要死了。 妻告诉我：从今晚起，我天天在窗外陪着你，直到你平安出仓。 我在心里说：哪怕还剩一微丝甚至再小的希望，我也得为你坚持。 我一定负隅顽抗，顽抗到底。 9月29日 上天给了我奇迹：阑尾炎竟被控制了，消化道溃烂的情况已见好转，而且白细胞达到了110。即便这110仍算低得可怜，但毕竟是有所增加。刘书记说的不错，我呀，命不该绝。 虽然电话通了，但是，从那封信开始，胡敏每天都写一封信传到我的手中。 凭心而论，那些字所传递的力量以及所引发的感动是电话永远都不能替代的。在最艰难的时候我感受了从未有过的震撼，这一切身在局外的人也许无法想象。 到我出仓那一天，她的信变成厚厚的一沓，一共是52封。 后来，有一位记者这么写：这些特殊的信写在丈夫最孤独无助的时候，鼓励、慰抚和抗菌素一起源源不断地输进了朱金平的体内，成为朱金平的精神支柱。谁读了，都会为妻子的执著和真情感慨万分。它们不仅是一个妻子全部的爱，也是一个垂死的人的生命奇迹般得以继续的秘密。 他的说法不过分。 我尤其偏爱第一封。它对我的影响最深，我视之为救命之符。不管换哪身衣服，我总把它放在贴身的上衣口袋，一直装着。难挨的时候，就拿出来读。读哪一遍，我总要泪眼摩挲。后来，直到今天，我都可以一字不差地把它给背下来。 以下是出仓时保留下来的一部分。 1 再也不能坐在一张桌上吃饭了吗？再也不能一起牵着孩子的手散步了吗？回忆以前我心如刀绞。金平，不希望曾经拥有的一切再回身边吗？ 咱有机会啊。你知道多少病友凑不足这20万元的手术费？你知道多少病友找不着合适的配型只能在绝望地羡慕你？实习的张大夫听说我们是农村来的，一直感到很惊奇。她说在这都已半年了，没见过几个农村的病人来做移植的。她还告诉我，全国每年生白血病的不下5万人，有机会进仓者加在一起也就是几百个。你又多幸运啊！听说新的造血系统建立起来一段时间后免疫功能就能逐渐恢复了。平，你想过没有：闯过这段日子，你就有了新的生命，咱就有了正常的生活、长久的家。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勇敢的，求你忍住这场磨难，让我们携手从痛苦走向新生，快乐的人生在等待着我们！ 护士长说，移植病人的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可是，对接受无关供者骨髓的病人来说，他们承受的痛苦又是你们所不能想象的。5仓叫尤建新，就在你的隔壁，骨髓是台湾来的，目前的状况比你更危险，可他昨天还嚷要吃煮好的玉米棒呢。
2 你辗转而睡不着，一举一动都如此艰难。痛苦之大，是我们没能预料到的。付出再大的努力都值得，这是一次必须珍惜的机会，你一定得知道珍惜……” 3 阑尾炎已经控制住，你的肚子不疼了，是吗？爸淌了眼泪。都知道要是抗菌素控制不了的话，就麻烦了。大家日夜在担心，都睡不着觉。你又走出危险的一步，过了一大关。命运之神还爱着咱啊！ 比较你一天天的进步，我更加充满信心。生活给我们这么大的磨难，我不抱怨。疾病给你的痛苦，你也别抱怨。所有这一切，一定会过去，将来我们还会有我们的幸福生活。金平，生活多美，生命多美！ 4 不管有没有上天，我每天都要祈祷，虔诚地为我们祈祷，为你我和儿子大跃祈祷。你的生命并不就是你自己的，至少，你属于3个人，你受的罪是为着3个人受的，你做的挣扎是为着3个人做的。还有许许多多关爱你的人，你也不能忘记他们。坚持是你的权利，放弃不是你的权利。就因为这所有的人，你永远都不能选择放弃。平，你心中肯定知道，我现在宁愿放弃我的生命也不会放弃你。我期望你什么呢？我所期望的并不高，只期望你像我对你充满希望一样，能时刻对自己充满希望，坚强地、一关关地挺下去。 5 你曾告诉我，扬州城虽然不大，但是别有风味；你曾告诉我，扬州有个瘦西湖，瘦西湖是因瘦而美；你曾告诉我，扬州的小巷又弯又深，两个人穿小巷肯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你又说，你的校园附近有家茶社，名字我记得叫富春茶社是吧，那里不管是菜包、肉包和豆沙包，味道一律好得迷人。你感叹，上了几年的学，你还从来没舍得饱餐一顿。 金平，带我去扬州，带我游扬州，跟我一起吃包子，这是你许多次挂在嘴边的诺言啊。 兑现它，我会永远等待的。 6
街北的小道走着三个人，那是你、我和儿子。每人拿了一串冰糖葫芦，这么吃着说着走着，儿子的被他弄到地上了，他就羡慕地看着妈妈的。我的那串儿给他了，但我接着又夺了你手里的。你也觉得不公平呀，你却咧开了大嘴乐呵呵…… 天气好热，大家都装了空调，咱家一时还来不了。你猜有啥好注意？——搬出三只小凳子，准备三把竹扇子，于是，在门前的石榴树底，儿子对着我，你对着儿子，我对着你……这么扇呀扇呀，到后来，隔壁的修玉嫂一定前仰后合笑坏了大牙加肚皮…… 房子不希望大，却有一个小院。一条砖铺的小路将院子分成两半，左边种满各种各样的蔬菜，两棵丝瓜爬满了丝瓜架，右边从南到北依次种着樱桃葡萄月季玫瑰木香和向日葵……为了一起给它们浇浇水，我大声地冲着屋内连喊你的名字，你终于慢腾腾地走出来：“这么一点儿事，叫什么叫。一切我包啦。”儿子应该正在写作业，他趁着我们不注意，偷偷摆弄着不知从哪儿捉来的几个小乌龟、几只大田螺、还有他数来数去总也数不清的一盆小蝌蚪…… 知道吗？这些就是咱们未来的生活。 …… 9月30日 妻咬牙给了我一个意外。 吴冬青说：“有台电视机正在消毒，你的。过一会就能拿进来。明天有阅兵式呢。朱金平，你爱人真好。” 明白了，50周年国庆阅兵。 若不看确实是个不小的遗憾。这是可能的：今年是我生命中看阅兵最后一次的机会了。 不知妻是不是也想到了这一点。 84年阅兵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时我念高一，是用家里的半导体收听的。我喜欢那种场面。那种壮观激动人心，谁都会忍不住地热血沸腾。在这种时候，人心凝聚是不自觉的。 白细胞计数：110，血小板计数：1.9万。 10月1日，国庆节 在这里头看阅兵竟别有一番滋味，我在盛大的仪式里置身一天，几乎忘我。直播一遍，重播五遍，都没落。跟着乐队哼唱国歌真是一种快乐、开心、幸福的宣泄。眼泪洒了很多。我囚在无菌仓，什么也不能做，但我挺相信自己是很爱国的。 妻说到做到，一丝不苟，天天在仓外的露台陪我过夜。她有一股犟劲，别人劝不了。这是北方，深夜肯定已经怪冷了。问她冷吗？她说不冷。听说专门买了一只竹椅，困了便睡在竹椅上头。 一份来自心底的感动鼓励我活下去，好好活着。 白天把电话充足电，晚上一开就是几个小时。说白细胞又长了，孩子快来了，9仓的人要出仓了，刘书记打来电话了…… 我们一起听收音机的歌曲，最喜欢听《我亲爱的父母兄弟》：云儿飘来飘去似乎在缩短着遥远的距离，燕子飞走飞回是否在诉说古老的回忆…… 听到《渴望》，仓里仓外的我们便一起唱起来：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北往的客。恩怨忘却，留下真情从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过去未来共斟酌。 平常的一段歌，但不少句子都使我不能自已。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二套节目午夜休台时总播这些歌。 早晨4点，她得赶回租的房里弄饭。6点整是送饭进蒸锅消毒的时候，6点10分，她的身影差不多又该在外面出现了。 熟悉无比的身影成为我生活里完全的依恋、完全的支撑。每一次，身影走的时刻，是我难言的空落；身影就要来的时刻，是我翘首的巴望；而身影在这里的时刻，则是我由衷的踏实、满足和坦然。 没吸过大烟，这种依恋使我想象起吸大烟——让人成瘾的吸大烟。成了瘾就如痴如醉，成了瘾再也割舍不断。 这想必是我生命里最独特的一段光阴。我的印象里永远刻下了这样的画面：窗外，一个来去匆匆的、模糊的、亲切的、瘦瘦的、单薄的、刁然的身影。 实在苦了她了。想不起曾在哪本书里看过这句话：这个女人不容易。 我的鼻子好酸。 我的妻你可知道，因为你，我所体会的幸福的感觉是至高无上的。我不想死。但是，即使死了，我也很幸福，因为我是死在幸福中。
胡敏的回忆 7楼病房 天上的星星越来越少，从九楼望下去，大街的路灯下已经有早起去卖菜的小贩们拉着木板车在那里穿行。我估计差不多是凌晨四点了，我得回去做饭了，我必须在六点以前把做好的饭菜交给那个专门负责给饭菜消毒的女师傅，她要在七点半以前把饭菜在蒸锅里用200度的高温蒸出来。 我回过头看舱里，他还在昏昏地睡着。我不打算等他醒来了。 阳台尽头的拐弯处，在大楼的侧面有一个露天的楼梯，大概是意外时用的紧急出口。这个紧急通道和每一层的病房有一个矮窗相隔，平日里除了七层呼吸科病房，其它楼层都从里面将矮窗封锁上。(我猜想可能是呼吸科的病人更需要清新的空气才将窗户一直开着。) 我不可以总是叫醒九楼的护士来为我开门，就只有从七楼走过了。 我轻手轻脚地下到七层，推开半掩着的矮窗，然后跨了过去。 前面是一个长长的甬道，墙角的指示灯闪着昏光，我从每一个病房门前轻轻走过。抢救室的门是开着，呼——呼——呼——，里面清晰地传来呼吸机低沉的声音，监测屏上心电图还在弯曲地走着。我看不到病人，但我能想象那个微弱的生命正在死神面前苦苦挣扎。 虽然每天都要从这里走过，我仍然觉得害怕，我不敢再转回头看。呼吸机上抢救过多少人，死过多少人，恐怕谁也数不清。我觉得有好多个影子在跟着我，他们的眼睛就潜藏在暗夜里，正窥视着我，我甚至害怕听见自己的脚步声。 “昨夜和他商量今天早上吃什么来着？” 我拼命将我的思绪与眼前的情景分开。 快到洗手间门口的时候，我放慢自己的脚步，我担心深夜里碰上病人，也许我会吓着他们。 “嗙”的一声，我的脚踢到了一个矿泉水的瓶子，心“突”地揪成一个硬石头，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长长的甬道终于到了尽头，大门是关着的，我轻轻地、慢慢地推开一个门缝，侧身闪了过去。 电梯口一个人也没有，我进去，然后一路不停地开到一楼。出电梯转过几个弯，远远看见值班的门卫正坐在大门口的椅子上打盹儿，一颗紧张的心才完全地松弛下来。 这是其中的一天，差不多每一天都是如此。
阳台的中秋夜 今晚是中秋夜，九楼的阳台真是热闹非凡，各家的电话彼此起伏，来自天南海北，什么样的语调都有。 我打开对讲话筒问朱：“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饭盒里多了两块月饼，我还能猜不到是什么日子呀？！” “吃了吗？” “还没有呐，想和你一块吃。今晚的月亮好吗？” “好，和去年一样好，过一会就能照到窗子里了，你会看到的。” 我高兴地拿出两块月饼，递一块给爸，另一块拿起来对朱晃了晃。在玻璃的那一边，朱也拿起一块。 爸说：“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爷儿仨会在这地方过一个中秋节。” 爸停了一会又说：“明年八月十五，咱们就能回戴庄老家过了。” 话筒离爸很近，想必朱是听到了爸的话，他放下手里的月饼，惘然地看着窗外飞起的烟花。 明年中秋，是啊，谁能预测明年等着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中秋。我不敢想这一切，也不愿去想。朱示意让我拿起话筒，他说：“胡，明年中秋我们还会在一起。” 我擦了擦嘴角的泪，笑着对他使劲地点头。 隔壁7仓的家属，哈尔滨的尤老师拿着一瓶白酒走过来对我爸说：“来，大叔，咱们喝一杯。”东北人热情起来让人不好推辞，爸便和他边喝边聊起来。 酒进肚话也多了，他说他和爱人都是哈尔滨某大学的讲师，在体检时查出的再障性贫血。“要不是这病，我俩副教授都当上了。” 他爱人在仓里打来电话，让他少喝，他果真就不喝了。 我看到许多家属都围在一仓的窗前，原来是在逗仓里的小龙云。他是个一岁半的小男孩，长得粉装玉雕般的可爱，每次从他窗前走过，我都逗他一翻，一见我，他的小嘴就对着我一张一张的，他奶奶说，他在叫我“阿姨”。龙云用的是他六岁的姐姐的骨髓。由于不懂事，他老是爱玩插在他前胸的输液管，已经连续拔了六次，拔掉后就得重插，每次插管缝合时，大家都心疼地掉泪。 这孩子运气很好，有三个病人在仓里发生了超急性排斥，就他一个小家伙挺了过来。 我突然发现袁大姐一人在窗前哭，我赶紧走过去。 袁大姐是山东曹县人，我们老家隔得不远，口音差不多，不用说普通话，彼此都能听得懂对方的方言。她租的房子离我们租的地方也很近，我和她经常地来回作伴。她丈夫韩明和朱一样是慢粒，住3仓，听说这两天肾出现问题，腿跟脚都肿了起来。 “还没消肿吗？” “没有啊，上午又开始尿血。” 夫妻两人一个在里面哭，一个在外面哭，这怎么行呢？我把她拉到一边：“袁大姐，你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会影响他的情绪的。” 袁大姐看着我。 “用药了吗？”我问她。 “从今天开始，用白蛋白了。” “袁大姐，会好的。” 她递给我一张小纸条，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催款单。他们已经欠了9000元了。 “袁大姐，你再求助他的单位不行吗？他的单位怎么说？” “入院以前我说20万就行，他们才研究同意做这个手术。说好了一次性给20万，以后就不能再给了。” 谁能为焦急的袁大姐想出一个办法来，谁知道这个城市一角的阳台上，有我们这一群无奈的人。 我避开袁大姐呆滞发愁的目光去凝望那完美无缺的月亮，去凝望那无数颗一闪一闪的小星星。我迷惑了。如果一颗星代表世上的一个人，那么星与星之间的差异又是多么的大。 “别让你爱人知道欠费的事。”临走时，我小声地对她说。 袁大姐点点头。 记得前几天我和爸一起走过2舱李遥晨的窗外，看到那位李妈妈正用针修补着一双布拖鞋，我对爸说：“爸，您知道吗，2舱李遥晨的爸爸是黑龙江省公安厅的领导，这位李妈妈也是哈尔滨市一个大机关的干部，听说他们的行政级别都很高，要是儿子不生病，这样的拖鞋，一定不用李妈妈去补了。” 我是用家乡的土话跟爸说的，没想到李妈妈听懂了我的话：“是啊，早就扔啦。” 一说完，她的眼泪就淌出来。 我想到托尔斯泰的那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儿子来了 他非常喜欢儿子，我让家人把跃儿给送来了。小家伙在舱外的阳台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担心太阳晒了他，他自己却不愿意下来。父子俩各拿一个听筒说个不停。儿子说：“爸爸，你闻一闻，这一回我的脚丫子洗干净了吗？”一边说，一边认真地把脚放在听筒上。朱哈哈大笑。朱幸福地告诉我，连护士都说，朱金平，你们的儿子真好。 听我的姐姐讲，我的表妹结婚那天，因我和金平没法亲临，儿子代表我们去了。农村的喜事办的是流水席，凑够几桌就开席，客人吃完了就回去，然后下一轮的客人再吃。大家都忙，顾不上他，到了中午才想起来，一看，他已经被撑的哼哼叽叽了，嘴里面还说哪：“原来结婚就是不停地吃饭呀，我都吃了六回了。”我讲给朱听，朱再次乐得开怀。 晚上11点，朱睡了，我趁着这个空儿回到租住的小屋。我轻手轻脚地推门、拉灯，灯亮了。“妈妈，”跃儿叫，一双眼睛大大地睁着。“跃儿，都几点了，怎么还没睡呢？”“妈妈，我等你。”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记不清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搂着他睡觉了。 下午曾带他去了一趟超市，就在香蕉货架前，他站住了。我知道他爱吃这个，我想了想，选了一把，可孩子怎么也不要，他说：‘妈妈，我看一看就行，我就是想看一眼，不想吃。” 灾难改变了孩子，他好像懂事了。
10月2日 正在热播献礼片。听了一位原国民党将军的回忆，虽然时过境迁，我心里还大捏了一把汗。真是头一回知道这样的事。说的是一次围剿，如果国民党某部早两天赶来，我们的队伍就会被全面包围，历史指不定就不是这样了。而国民党某部先是按兵不动，想起来的时候，天倒不给机会地下了雨，山里无法行军。 将军自嘲：这就是天时。 很感叹。历史与人生大概是一个道理吧。 夜里醒来，看见了窗口趴着的妻。她在看我。11个仓的病人有大人也有小孩，此时此刻，在外面，惟有她依然守候。 一个人的她会想什么？我猜她大约是肿着眼睛的。 多希望有机会给她擦掉泪痕。谁能对我说，到底还有多大的机会呢？ 10月3日 几日来，白细胞计数总在110、120上下徘徊。 10月4日 白细胞计数：260！这是吴冬青最先知道的。隔着口罩也看得见她的兴奋：恭喜你，朱金平。我猜新骨髓安好了家，开始生长啦！ 真算令人激动的消息，赶紧告诉妻。看不着她的脸色，一定是红扑扑的。 10月5日 白细胞计数：500。又翻一番。 任大夫通知我，为了确认骨髓植活，等一会将做一个骨髓穿刺。 胡敏请求我打开电话“直播”穿刺的全部过程。她希望看见，也希望听见。 “完全可以！”我说。 任大夫亲自动手抽了骨髓。当时，我身上面的手术针管还没有拔下来，他就高兴地晃动着试管说：“不用上显微镜，靠经验，靠我的肉眼，已经可以断定这是新的骨髓，你弟弟的！”天下谁又曾经历、谁又能体会这一时刻我们的心情。果然，随后的镜下检查、染色体检查和基因检查都表明，白血病细胞已不复存在，新的骨髓植活了！ （注：两个月后我的血型也由A型转变成弟弟的O型。） 弟弟的骨髓植活了，我就此告别了白血病！我欣喜若狂，恨不得把这条消息立刻告诉全天下的人。 闯到今天，一切是多么的不容易！ 这是移植以后第十九天。 10月31日 随后的日子是快乐的。如果有上帝，他肯定也改变了当初的残忍决定。我和大夫、护士都相处得非常愉快，为了早日康复，我还自编了一套基于病床的“躺着的舞蹈”，日日习练。我的精神状态感染了从窗外经过的人们，受到每一位病友家属的关注。 当我被通知出仓的时候，发觉自己在精神上对无菌仓、对这50天的仓中生活、对刚刚习惯的和妻交流的方式、甚至对天天相处的护士吴冬青都产生了一份特殊的留恋。 几乎希望自己再能在这里多呆上一会儿。 但仓外有等待我的我的妻。 我象鸟儿一样“飞”了出去。 这一次见面很难忘。那时，妻站在无菌仓入口的走道里。在拼命的激动下我们越来越近。经过了漫长的思念、揪心的担忧之后这才是世间真正的“再见”啊。 到跟前了，竟然有一种说不清的生疏使我不敢去碰她的手。她也怯生生地打量着我。 她说：“你好吗？” 我说：“当然！我是神雕侠侣的小龙女，古墓派的，艺成出山了。 我们抱在一起，妻痛哭失声。
仓中生活补记 补记之一：求助潘石屹 入仓以后，李静一家经常从307挤公交车来人民医院看我。当她从话机里说“叔叔你好吗？”的时候，我完全听得出那溢于言表的渴望。我安慰她，“李静，你等着，筹足了钱就可以去台湾找配型，你很快也能来这做移植了。”李静总认真地答应：“好的。”一天，妻子告诉我李静的钱已经花光了，她们很快就得放弃治疗回到老家去。我享受着新生的惊奇与喜悦，她却如此无奈，我非常难受，跟妻商量怎么帮帮他们，妻算计一下，手里的生活费还有9000多元，就从中拿出2000元借给了他们。我们的钱也都是别人给的，恐怕别人误解，此事干脆对我岳父、母亲他们也绝口不提。 2000元又能维持多久呢？我猛地想起一个人——潘石屹。 还是在武警医院住院那阵儿，为了调节我的情绪，妻每天都买来一些报纸，我从那些报纸上知道了潘石屹。他的公司叫现代城，当时现代城内部出了一桩事，四个正好好干着的销售副总监被另一家公司高薪挖走了。北京多个媒体都作了报道，潘石屹自己动笔写了篇文章登在《北京青年报》上面。他详细叙述了销售副总监们被挖走前前后后的经过，且加了一段精彩的议论： “我们得知挖人的事，组织全公司部门经理以上的员工与‘起义队伍’谈话。金钱的诱惑是有力的，也是巨大的。其中一位销售副总监说：‘先拿到这笔钱，宁可几个月后回家抱孩子。’谈话以我们失败结束。胜利的他们吃鱼翅、喝酒庆祝去了。失败的我们十几个也聚在一起，买了一些‘肯德基’。据说有人在欣喜若狂，高呼：‘打败了潘石屹！’‘我们胜利了！’‘在潘石屹彻夜未眠时我睡的很香，他哪是我的对手。’但胜利和失败都是常事，我不会因此彻夜未眠。五年前，我陷入了单位里的一场‘争斗’，越陷越深。双方都为一点小小伎俩得逞而欢心鼓舞，把人性最恶劣的东西，全都调动起来了。我方从被动地位渐渐转向了主动、有利地位，很快就要大获全胜了。有一天，我穿鞋上班，忽然在穿衣镜里看到了我‘小人得志’的样子，内心按耐不住的兴奋，从脸上全表现出来了。我忙用双手托住我的脸腮，让这张兴奋的紧张起来的脸松驰下来，让我的心平静下来。一连许多天，我都是偷偷看完镜子后，带着一张平静的脸和一颗平静的心再去工作。多少年过去了，但我一直不能忘记这件小事，非常感谢那面镜子。” 读罢觉得灵魂受到触动，我还专门把报纸保存起来了。 骨髓配型结果出来后，我和家人都为我的绝处逢生欢呼不已。那些日子，虽然我也明白前面的路注定还将很难走，虽然最后的命运会怎样仍然不可先知，但面对这个靠努力全无作用完全凭运气得来的求生机会，我的情绪怎么也平静不了，当时失眠了。翻着报纸，无意中又看到那段话，我的心猛地一震，潘总啊潘总，这些话倒真的是在提醒我呀。我想了很多，最后决定把心中的感觉记下。我抓笔写道： “潘总，您的那面镜子让我十分感动。以前每每有了一点小的成绩心里总会暗暗地沾沾自喜，后来我病了，是一种可怕的病，对生几乎不抱什么希望，我开始反思过去，发现自己身上许许多多正如您所说的那种‘人性里恶劣的东西’。我想如果有来生一定要彻底地纠正它们。慢慢地我也懂得了泰然处世，起与落乃至生与死的欢喜及悲哀在心中日趋一日地平淡。但命运在突然间又有转机，专家说生的希望变得很大，甚至会完全治愈，重新成为原来那样的健康人。多日前读了您的文章，我曾到街上买了一面小镜子，刚才又用它照了一下脸，还好，并没见到‘小人得志’的样子。我认为，自己永远都不应该露出这种表情了。谢谢您和您的文章，祝您的现代城一路顺风。” 本就想自警自励的，写完了，就随便地把它放起来，并没打算寄出去。 对，潘石屹应该是个容易动感情的人，我替李静写一份求助给潘石屹试试看！ 我问妻要纸要笔要信皮，妻马上买了崭新的一套交与护士消毒。我斜着躺在床上（胸部插了管）画呀画，画了整整五页纸。我说，我是因为拜读您的文章后怦然心跳才记住了您，我读出您是一个理性既强而感性更强的人，我曾为您感动。我是一个白血病人，但写这封信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另外一个白血病人。 我用了三页的篇幅叙述自己生病以后面对死亡的诸般感觉，希望潘总能籍此体会在生死边缘挣扎的那些人的心。我写了李静的出身、经历、现状，请潘总伸手帮她度过困境。由于动了真情，很多眼泪撒在信纸上。我又让妻找到以前写好没打算寄的那页纸，和这五页放在一起装进了信封。记得寄件人一栏落的是：一个朋友。 我认为只要潘石屹亲自拆看这封信，他决不会置之不理。可是转念一想，在秘书成群的公司，如果他读不到又怎么办呢？ 就加了一个保险——让妻查了现代城的号码，然后朝现代城秘书处打电话，描绘一下这封信，问人家收到没有。回答说没有。妻依着我事先的交代说，马上就能收到了，收到后千万要交潘总亲拆，因为写信的人是潘总的一个“老朋友”，信的内容又急又重要。回答说请放心，一定会交潘总亲拆。妻仅仅是想满足我的愿望让我高兴而已，她哪里相信会有什么结果。 但几天后现代城的人就找到了我的6号仓窗口。潘石屹亲笔回了一封信，他说他也很感动，想替李静一家谢谢我。他鼓励我振奋精神，早日恢复健康。她们（来的是两个人）送给胡敏1.9万元现金让她转交李静。 我的信被原文刊登在现代城客户通讯(1999.10.31)第32期。潘先生又加上一份感想： “我曾经设想过去面对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事情.，吃饱也好，饿肚子也好，有钱也好，没钱也好，得病也好，病好了也好，但我从未设想过面对死亡，有时念头一晃而过，反正自己今天还算年轻，这事离我还远着哩。今天收到一位病人的来信，一位患了白血病，住进了无菌室，在生与死的路口的朋友给我写来的一封信。信中反思着自己一生走过的路，信中呼吁大家帮助一位年仅14岁患有同样绝症的少女。这封信对我的心灵是一次震撼，健康的我应超越自己，超越是是非非。” 署名那三个字不是打印体，而是潘先生的手书。 现代城客户通讯给我的信起了个题目，叫——《“一个病人、朋友”的来信》。还有以下的编者按：10月21日，潘石屹收到两封信，确切地讲是装在一个信封里的两封信。寄信人叫朱金平，是一个白血病患者。得病后“对生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于是在患病期间，他反思过去，发现自己身上有许许多多“人性里恶劣的东西”。有一天他在报上读到了潘石屹在“挖人事件”时写的一篇文章，讲述与人争斗获胜后“在镜子里看到自己那张沾沾自喜、小人得志的脸”，正好当天医院的专家讲他的病情有治愈的可能。这段文字深深地触动了朱金平，于是他“到街上买了小镜子回来，照了一下，并没见到自己‘小人得志’的样子，我想永远都不应该再有那种表情。”这封信很短，很草，看来写完之后没有打算寄出，仅作为留给自己人生的一段箴言。 第二封信朱金平写于无菌室内，信中呼吁大家救助年仅14岁，同样患有白血病但无钱进行骨髓移植手术的少女李静。在落款时，他犹豫了一下，“一个病人”后又加上了“朋友”。此时，在他心中，已经把未曾谋面的潘石屹作为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是代表一个悲观的无力者向自己的朋友求助。 10月22日，潘石屹将自己的工资捐给正等着接受骨髓移植手术的李静。 得于潘先生的帮助，李静在北京又住了下来。 当时好为李静高兴。尽管我只是动笔，我也自豪不已。 补记之二：两个苹果 农历九月十七是妻的生日，而我正在仓里。以往每年此时，我都会给她买一件小东西。今年的生日，她自己当然不可能会想起。那时我的身体状况虽然已不是很坏很糟，但一起手术的11个病友已经有两个死去，这完全有可能是我给她过的最后一个生日，我想，这个机会我得珍惜。我打算用我特殊的方式为她过这个生日。 我知道她最喜欢苹果。我写了一张字条，请护士送了出去。 我说我想吃苹果。 胡敏非常高兴。自入仓至今，这是我第一次主动、自觉地提出来想吃什么东西。她赶紧借来病友的一辆自行车，转悠了小半个北京城，结果，在西单某商场以38元一斤的价格、花70元挑选了两个硕大的苹果，还是从瑞士进口的。护士进行几番苛刻的检查后，确认苹果无疤无痕无缝无破损和变质，又用消毒药水浸泡了3个小时，两个苹果终于到达我手里。 我吃了其中的一个。吃的时候，胡敏就在外面看着。我明白我咬下去的每一口都会使她很快乐。 另一个，我要在上面刻出我的心意、我的祝福。 我费劲地寻找合适的工具，后来终于想到用温度计的外壳。 我认认真真地刻，那些字儿围绕苹果转了整整一圈。 我把它包在仓内供应的卫生袋中，又请护士送了出去 妻后来告诉我，接到退回来的苹果，她的第一反应是苹果检查不合格。这又不可能呀，曾经挑的那么仔细，两个苹果的确不存在一丁点的瑕渍，难道送给护士以后又被她们碰破皮了吗？ 妻纳闷地打开包装，一眼看到了上面的刻字： “可记得咱们的‘鼠’诞节？——Happybirthday!”（妻是属老鼠的） 她的眼泪汩汩地涌了出来。 妻一边哭着一边吃完了那只苹果。 病房外的哭声 出仓后继续住院，改住两人间的普通病房。其实骨髓移植病区的普通病房也与众不同，一台空气消毒机不停地消着毒，外人进入均要洗手和带口罩。 一切正常，平安无事。第七天，有一个插曲。 正输液，一个女人的哭声从外面传来，撕心裂肺，并且一直在持续。妻出去一趟，回来告诉我，他们没有钱了。是黑龙江伊春农村的一对夫妇，孩子迟景龙刚做完骨髓移植手术，等着输血小板。血小板计数才5000，情况非常危险。病友家属们正在为他们凑集一个血小板的钱。 我在六仓的时候，迟景龙在十仓，他是和我一前一后做的手术。 我大致是受到李静一事的鼓舞吧，说：“胡敏，干脆你把她叫进来，我再替她向报社写个紧急求助稿。” 老妈妈带上口罩进来了。正巧是在左手输的液，我就边问边写。 我的同室病友姓吴，是山西某大机关的秘书，他一脸不屑和鄙夷：“你弄这个会有什么用，哪里有报社会理你。”我和老妈妈都没有接他的话。 写好了，天已黑了。我给装进信封。老妈妈说，你说送到哪，我明天一早就送去。 我手边正有一份当日的《北京青年报》，我给她找到了地址，对她说：“先去《北京青年报》吧。要是您当面见到编辑，然后再交给他们，应该最好不过了。编辑亲眼看到您的眼泪，同情心才会更大些。” 她说：“噢。” 老妈妈不识字，第二天下午，当核实情况的两位记者已经从医院返回的时候，早晨6点就赶去报社送稿的她由于迷了方向还在寻找医院的路上。听说，没有见到编辑，求助信被门卫放到了信箱里。 报上（见报于1999年11月7日）是这么写的： 昨天中午，编辑部的信箱里出现了一封很奇怪的信。信上没贴邮票，但写着大大的“SOS”。写信人要替他从没见过面的白血病小病友迟景龙求助。本报实习记者王帏、记者谭卫平核实报道，下午3点，在人民医院住院部一楼2病房的37床，记者见到了16岁的迟景龙。记者先是问他认识不认识朱金平这个人，景龙认真地想了两三分钟后摇摇头，说：“不认识。”但是，他可以肯定的是，妈妈上午去一家报社送过信。 当景龙知道记者的到访是由于一位素未谋面的好心人时，他的眼圈红了。他说：“去年11月，我查出血癌，那时我还在黑龙江伊春林校读中专。我现在已经欠医院2万多元了，药停了，父母也实在无力继续买药。真谢谢这位替我求助的叔叔———或阿姨，我……”景龙哭着再也说不下去了。 下午4点，记者在同一家医院找到了正在病床上输液的朱金平。由于他戴着口罩，记者很难看清他的脸。 朱金平一听说是《北京青年报》来了记者，立刻高兴得坐了起来。他说，他知道迟景龙的父母都是文盲，于是就亲自动笔在病床上完成了那封信。 和朱金平聊天，记者才知道他自己是今年6月份被查出是白血病需要进行骨髓移植手术的，做手术的钱是他的家乡江苏省邳州市岔河乡的父老乡亲凑出来的。在北京住了5个月的医院，动了一次大手术，进无菌室隔离了2个月，朱金平说他知道白血病人的痛苦，以及家里人的负担。 当记者问朱金平有没有想过为自己求助时，朱金平回答说求助是为了帮助那些最需要钱的人。以下是求助信： 为小病友紧急求助 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白血病人，刚在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进行了骨髓移植。现在躺在病床上给您写信———为了另外一个白血病人。我听不下去他父母肝肠欲断的哭泣，但在经济上又无力帮助他们，才写这封信给贵报，恳请您把下面的信读完。 编辑同志：当您听到这对父母在孩子的病房外绝望却又不甘心的哭声，您一定不会不动恻隐之心。而当您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您一定跟我一样为他们着急起来。 他们的儿子叫迟景龙，今年16岁，中学生。去年10月不幸患上白血病。为了救景龙，他们卖光了房子和一切家产，甚至连刚出麦芽儿的责任田也低价转包给了别人。加上借款、贷款以及所在学校师生们的捐款，他们好不容易凑了15万元钱，今年5月来到医科大人民医院做骨髓移植手术。手术取得了成功，新骨髓已经植活。可是这时交给医院的15万元押金却用完了。按照医院规定，没有钱就要停药。主治大夫、主管护士都替小景龙着急，主治大夫任汉云个人捐出了500元，但并没有办法为小景龙解决根本问题。刚刚完成骨髓移植的病人免疫力几乎为零，必须不断输注抗菌素才能免遭各种感染———任何一种感染都足以致命。更为可怕的是，小景龙血液中血小板的数量已大大低于警戒值，如不及时进行血小板输注，随时可能出现大出血。收到医院缴款通知以来，这对父母东奔西跑，焦头烂额，然而只借到数百元现金。他们实在走投无路了。编辑同志，我也是一名白血病人，靠社会捐助得以在人民医院做了骨髓移植手术，依我现在的状况，在经济上没有能力帮助他们，但我的心不由得不替他们焦急万分。我想到了《北京青年报》，恳请您用最快的速度为他们呼吁一下吧，世上不乏好心人，让经济上有能力的读者们伸出友爱之手救救小景龙！ 贵报读者（虽在病房，每期必读）：朱金平于1999年11月6日 求助信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一周以后《北京青年报》又发一篇追踪报道，题目是——《小景龙感謝好心人》，内容是： 本报实习记者王帏追踪报道 昨天下午，记者再次来到人民医院看望迟景龙。病床上的小景龙已经没有了7天前的衰弱模样，明显胖了一些。见记者进门，他马上利索地起身，笑着说：“您好！”据景龙的妈妈讲，上午体检的结果刚刚出来，景龙一切都好。从11月7日到现在，共有200多位好心人捐款4﹒5万元。 前天，来自新加坡和台湾的两位女士来到人民医院，她们直接到住院部付清了景龙欠医院的1﹒7万元医药费，把收据送到了景龙妈妈的手上。一位69岁的老大妈坐了两个小时的车为景龙送来500元……就在昨天记者看望景龙时，又有两位好心人为他送来300元。 景龙的妈妈说：“送钱、汇钱、寄钱又不留名的好心人太多了。每天有人送钱来，我就去替我们写求助信的朱金平那里汇报一次。据了解，目前景龙身体状况良好，争取以最好的状态迎接第二次手术（他做的是自体骨髓移植，需要二次手术）。临走时，她一再叮嘱记者，感谢所有的好心人。 这一阵儿我着实高兴得不轻，应算得上是我一生中最最快乐的时光了。每收到一笔捐款后，那位老妈妈总要从病房的门缝小声地告诉我：“又收到200！”或“又收到500！”……，当知道有人在住院处一笔结清了迟景龙的所有欠款时，我和妻跟老人家一道高兴得泣不成声。 看我的高兴劲儿，妻说，写这封信对你倒成了变相治疗了。 怎么不是。实际上我做的只是随手所做，没有付出。但我意外得到的却是许多人得不到的。因为别人快乐而生出的快乐是最真切的快乐，有时侯，几乎可以忘我。在给潘石屹先生的信收到回音的时候我就有过感受。 疾病中如果有什么能让你很快乐，我想，痛苦至少会轻一半。 来自内心的快乐当然是世间最有效的良药，而且，不苦口。 同室老吴可能对曾经泼出的冷水后悔了，讪讪的有点不好意思。一天晚上，他让他的妻子取出200元钱捐给了迟景龙。 那时《北京青年报》正开展有一项公益活动，每月评选见义勇为奖，想不到且也很有意思的是，我竟当选了。评论说：朱金平身为病人，还能想着其他病人，思想境界很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朱金平的行为也是见义勇为，因而当选。 我不认为这算什么思想境界。坦白地说，我只是心地不坏、不失善良而已。 而善良应该是人的本能。 最近看一本杂志，有人对善良做了分析，结果是，善良是人生的一种大智慧。作者说，你有钱、有房、有地位，但内心总在冲突之中，肯定是每一个人都不愿意选择的结果。而善意的一举一动同时也会滋润自己，就象一朵花，时时有人施肥、浇水，更有生命力。
我觉得，有道理。 善良的读者朋友，如果你心中有爱，如果你能帮助别人，就尽早去做吧。 下接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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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友故事
朱金平 《我的求生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