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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年贺卡 绝处逢生 1999年11月份，我在住院处的余额越来越少，预交的那20万元入院押金快花光了。妻去查了一下，还剩9000元，而妻手里的生活费还剩2000元。我不打算在医院耗下去，把原因向任大夫说了以后，请求出院。 一般，移植病人从移植日算至少要过3个月才允许出院，我才70天。虽然勉强了一点，任大夫还是答应了。但是，危险期并没有过，我不能离开北京。 为了省钱，李静一家退掉了原来的房子，我们在房租较低的石景山区合租了一处稍大点的房子。李静的病情很稳定，她的目标是将来去台湾做配型，内蒙古有一家广播电台正在帮着她筹钱。 那时，我惊奇地见了天空，见了太阳，心里头好个高兴。世界多么新鲜！曾以为再也见不到了呢。自由是什么，谁会比我更知道。尽管不可以挤公交，不可以看电影，不可以逛超市……而且口罩不离嘴，不可以吻我的妻，我还是感到自由无比。 如此的日子过了半个月，我和妻正幸福地憧憬着下一步，变故来了。 12月5日，我突发严重移植后异体排斥反应，上吐下泻，胃肠道粘膜大片脱落，人很快处于了虚脱状态。 情况紧急，不得不马上住院。妻和李静的妈妈把我送到了人民医院。一问，入院押金要5万元。好心的任大夫到住院处给协调了半天，但至少也得交3万元。 这回可糟了。前几天家里捎来一次钱，加上原来剩的，妻手里只有1万9。求助单位也来不及了。我的唇色越来越苍白，妻真的就要发疯了。这时，李大嫂突然说，我把静静的钱全取出来。一个小时以后这个善良的女人和胡敏一起把我背入特护室。我家的所有情况大嫂都是知道的，她当然明白我们并没有把握还得上。 （2000年元月，我们把这笔救命钱还上了。但事至今日我仍然会想：如果当初不认识李静一家，如果我们没有交情，如果李大嫂不是那么无私、那么善良，那我的一切又将如何呢？） 这次异体排斥反应被认定为一级。据说，植活骨髓中的T细胞损伤宿主组织，于是导致排斥反应。配型不同的骨髓移植难以成功，就是由此造成的。排斥反应的术语叫GVHD，可以引起多脏器损伤，肺泡与胃肠道的上皮损伤又会继发各种感染，因而它是异基因骨髓移植的主要死亡原因。 但GVHD又是骨髓移植成功的间接证据。对一个移植病人来讲，既希望它发生，又不希望它太重。对于那些移植后迟迟不能确定植活的病友，大夫要在他们身上动用许多手段诱发排斥反应呢。 我的消化道一度失去功能。起初任大夫还要求我每餐坚持着吃进一点点，但不论吃什么总是拉水，要不然就是刚吃下便吐了出来，他决定让我禁食。 GVHD后，我最怕的是吃饭。只要一想到“吃饭”这两个字，身体的难受便无以复加，听说禁食了，我激动得象个孩子。 体重下得很快，入仓时是164斤，出仓时是150斤，第二次入院时是139斤，10来天的工夫，竟降到了110斤。 1999年12月21日。还有10天，1999年就告结束了，全国上下都在喜迎两千年，喜迎新世纪。我呢，医院的帐告謦了，剩下了900元。当时一天的药费大约500元。 乡里说，春节前不可能再给了，教师工资已经被拖欠两个月不说，五保户、烈军属还有离退休人员的待遇也迫切地需要兑现。家里本来也正在借着，但不用说更多的数了，就是几千块钱，也不是三天两天能办到的事。三百五百、一千两千的兴许能借到，交到医院里却是杯水车薪，根本救不了我的命。可怜的家人心情再急，家里也是指望不了的。 就算写求助信也不是个时候，妻试过几处，均遭碰壁。自然，各媒体都在努力营造着喜庆的气氛，除了广告，所有版面都留给“迎两千”了。 无数的人兴高采烈，谁能知道我躺在这个角落，需要钱却没有钱，渴望生存却想不出办法。 等着我的是一条路——停药。 多不愿意如此！妻数数手里的生活费：1250。留了100，把1150交了医院。 我说：“胡敏，你跟妈（那阵子我母亲在北京）总得吃饭吧。”妻说：“到哪步说哪步，就别顾着我们了，我们会想办法的。” 我生了一个念头：她们娘儿俩能否去做点什么生意，至少把这几天吃饭的出路解决了。正好母亲也来病房里了，我说：“妈，我不用你们照顾了，咱们商量一下，看看干点什么，赚点钱，生活费总得有啊。” 妈想了一会，说：“那我去打包子卖吧！” 家乡有一种包子不是蒸出来的，是煎出来的，煎的时候得压紧锅盖，我们称“打包子”。 我想，打包子肯定行不通。没有手续、没有证件，卫生管理部门恐怕不允许制作食品；真要设摊叫卖，市政管理人员也不好对付。 妻说：“大人、小孩都在迎‘两千’，有什么迎‘两千’的事情最好了。” 迎“两千”，是的，我说：“去卖贺年卡！” 结果，全点头同意，定了下来。 别无他路，妻马上跑到不远的官园市场把货进来了。3毛钱/张，进了200张，60块钱。妈说，咱就一张卖一块钱。 次日天不亮，她们便赶往北京大学的校门口。因为我输着液，7点半多一点，妈让妻回来了。妻说早晨卖了近30张，最低9毛。 担心一天，下午五点多才见到妈。一共卖掉170张，卖得161块。妈把钱交给妻，叫她再去进200张，有人告诉妈地铁口的人流量大，妈就打算，明天上西直门的地铁口试一试。 晚上7点以后妈又来了病房。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室外温度大约是零下10摄氏度。妻看到妈的手，突然叫起来：“这么多血口子！” 我不忍心看，也没敢看。什么样的血口子？多大呢？到底有多少？我忍不住去想，心在打着颤。我翻开一张贺卡，含着泪写： 妈妈出去卖贺卡 在这命运的窘迫中 寒风里一消失她的身影 我的心便再也不安宁 此时本当报母恩 我却更加揪母心 祈愿同为人子者懂我意 视我母亲为母亲 夜里再也睡不着。医院帐上的钱最多还能维持两、三天，新世纪的钟声越来越近，不知我是否能听得到！我再次抓笔，翻开散着点点香味的那些贺卡，让心头的话随着泪水倾泻而出： 健康的时候 曾为许多琐事烦恼
如今与死亡四目相对
感到原来的烦恼日子多美妙 平平常常的美丽 在平平常常的时候却体会不到 健康的人们啊 每个日子都最好 可是您并不知晓 有些人跑向新世纪 有些人走向新世纪 有些人确实在爬向新世纪 爬着的向往走着的 而您，跑着的仍然不满意 朋友啊，其实今天的生活已经多美丽 多么值得好好去珍惜 家人为我燃香祈祷 我满脸不屑 夜深时却流泪把双手合什 上天呀，给我一条出路 能否，能否？ …… 太阳还得从东边升起，天又亮了，妈又出发了。还能给她做些什么呢？还能给自己做些什么呢？我打开夜里写的那几张卡，读一遍，自己感动了自己，眼里很热。 猛然之间，我看到了办法！ 这些能让自己落泪的象小诗的东西又何尝不算喜迎“两千”呢？妈妈卖贺卡又何尝不算喜迎“两千”呢？如此的境遇、如此的挣扎、如此的感受多么特别！而我们“喜”迎“两千”的方式又是多么与众不同！ 隐约地、不确切地感觉：“千僖年”会给我一个机遇，媒体有可能被打动，此时此刻会有人对我们的故事和我们的窘状感兴趣的！会有人来帮助我！ 我要把我的“小诗”、我们的故事还有那些贺年卡告诉媒体！ 这个想法太重要了！我已没有任何出路，如果我还有一丝前景，如果上天还给我留有一线生机，无疑，只能从这里得到！这一线生机只能来自这里，只能来自这里了！ 立刻跟妻商量如何告知媒体。 最后形成的“决议”是：由妻以一个过路行人的口气打电话，打给《北京晚报》的《百姓报道》栏目和《北京青年报》的《热线传真》栏目。我们想，若以妻本来的身份打，很明显，还是一份求助，极可能失败。 妻恐怕多少相信了我的话，觉得这是最后的一个希望，她竟紧张起来了。而且，又要借用别人的口气，为了不出任何差错，她把电话里将要说的话预先写在了一张纸上，打电话的时候，就捧着那张纸。 那张求生的纸到今日仍被我们保存。 纸上这样写： 您好：我是一名过路行人，致电贵报是为了述说街头出现的一幕景象。在西直门地铁口，一位老妈妈看着一堆“千僖卡”正在叫卖，她是淌着眼泪迎接的新世纪。她的儿子患了重病住在医院里，断了钱，他没有力量迈向新年了。母亲卖这些卡是为了儿子。 一家人艰难共守，她们正作最后的努力。 那一张张贺卡上写了字，是他的儿子在病床上写下的。编辑同志，让我把卡上的那些字念给您听好吗？ …… 妻从出去到回来用了20分钟。我的心七上八下，不知结局会怎样。她说，《热线传真》占线了，打通了晚报。一个女编辑接的电话，她听得特别仔细，并让我向老妈妈问一下你的住院地址，我告诉了她。你那些“小诗”，她还给一字一句地记下来了。 上午10点多，《北京晚报》记者张鹏和另一位摄影记者一块来到了病房。采访中她们几次夸我的“小诗”写的好，说题了小诗的贺卡的确具有很特别的意义。我说：“如果真能对其他的人有意义，这样的卡我会接着做，迎千年，我订个目标，就是1000张吧。” 妻把我的生存正在面临严重威胁的窘境讲给了她们，张鹏说：“朱金平，别失望，鼓起勇气，晚报有100万读者，我相信会有人来帮助你！”这是1999年12月22日。 23日，《北京晚报》在头版位置用几乎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我的故事、我的“小诗”。“小诗”原样放到了报上，用的是我有些吃力的、并不工整的手迹。那篇报道的题目是：绝症患者发出千份世纪祝福。 病房门前的人多起来，热闹起来。捐款的，买卡的，妻应接不暇。妈又去了地铁口，报上都说了，要为儿子卖完千张贺卡，当然得说到做到。 24日，《北京晚报》作了连续报道《北京人说新世纪要认真生活》。 24日晚，过了新闻联播，北京电视台来人了，《荧屏连着我和你》节目组的。护士竖着指头说，《荧屏连着我和你》是北京台最响的一个栏目哪！ 来了三个人，为主的田歌（后来知道她既是制片人也是主持人）说：“朱金平，今夜是平安夜，我们祝你平安。” 他们说，打算到中华慈善总会申请一个捐助帐号，然后在节目里开设一条求助热线，力求能给我们争取到最大的帮助。如果愿意做这个节目的话，两天以后就要录制。 我们怎么会不愿意啊。最残酷的问题可能要被解决了！我得以向新世纪迈进！心里好激动，我克制了一下，没让田歌老师他们看出来。 做节目那天，病区不当班的护士全去了现场，《北京晚报》的张鹏也被请来了。节目组事先联系了搜狐网站，搜狐有多名员工参与录制。他们组织网友进行在线讨论，并为我开通了网上求助热线。搜狐在时尚女人频道设了一个专栏——“生命寄语”。 右边坐着母亲，左边做着妻子，我戴了两层口罩，身体很虚弱。 但一切很顺利。两天来节目组的同志在病房预先了解了许多情况，我并没有提到当初在仓里胡敏所写的那些信。临去电视台，我犹豫片刻，把它们带上了。话题说到我的妻子，我就从口袋把那些信掏给田歌老师。当田歌老师用她那特殊的嗓音念出那些信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哭了，田歌老师泣不成声。 记得张鹏说，22号那天，采访朱金平前10分钟，我在天桥上，我还在为必须走过的长长的天桥而心烦，见到朱金平，我的心烦没有了。我从来不曾想过，同一个世界，还有人在渴望太阳、渴望天空、甚至渴望噪音和喧嚣。我第一次意识到，自由、健康、生命是多么重要！ 录制快要结束的时候，田歌老师说：“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的心中隐约还有一份遗憾，因为我们没能找到最早给《北京晚报》打电话的那位女士。” 妻与我对视了一眼，猜不出在妻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不管有没有必要说出来，当时，我们都开不了真实的口啊。 今天终于说出来了。田歌老师，您能理解当初的我们吗？您会责怪我们吗？ 可以不夸张地断言，如果没有《北京晚报》、北京电视台和搜狐公司，我的生命将终止在2000年元月1日以前。（由此推导，也就不存在我现在坐在这里写这些文字的机会了。） 录完节目的次日，田歌、张鹏两位热心人联合找到人民医院院长办公室。田老师说：虽然朱金平现在没有钱，但我们正帮助他筹措，希望医院能把朱金平当个特例，不要停药。那么多观众、读者关注着他的命运，如果他因为没有钱被停止用药而死掉了的话，院方的形象无疑将受到很大影响。 我就没有被停药。 田歌老师个人捐赠1万元，她又动员她的好友有名的舞蹈家沈培艺老师捐了1万元，加上其它义购、义捐款，一共是7万1，我活了下来，欠李静的钱也还上了！ 新世纪的曙光也有我的份！我心里的激情谁能知呵。我发誓，一定要好好地活着，为了一切好心人！1999年12月31日，我在《南方周末》世纪珍藏版发表新世纪畅想：别人是走进21世纪，我则是溜进21世纪的。较之常人，我的心中有一份更加澎湃的激情。我们国家至今还没有一个象样的骨髓库，我将会为此投入新生命的全部精力。争取到2003年库存样本达到500万份，2005年达到1000万份。届时，不单我们中国人，所有的黄种人都将不再害怕白血病！ 后来，“小诗”引起的关注是我所想不到的，搜狐作了日记式报道，《北京晚报》连续进行了六次追踪。在《北京晚报》、北京电视台和搜狐之外，许多其他的媒体也给予了报道或评论。 在此附上手头留存的一部分： 《北京晚报》追踪报道之一——《新世纪要认真生活》 本报报道了白血病患者朱金平发出千份世纪祝福的故事后，一直到今天上午，朱金平所住的人民医院骨髓移植病区一楼2号病房共迎来了许多热心的北京人，他们向这位坚强的年轻人表达了心中的感动和感悟。 昨天，一位不肯留下名字的中年妇女来到病房后，仔细阅读了朱金平写在贺卡上的每一首小诗，她说：“没想到你的处境这样艰难还能这么乐观，我们健康的人更应该在新的世纪里认真地生活。”她挑走了200张喜爱的贺卡，留下了200元钱。 来看望朱金平的人中，大多数是年轻人。今天上午，两位中央美术学院20岁左右的男孩来到病房，他们说看到朱金平的事，非常激动，很欣赏他写的那些诗，那种对生命的善待和珍惜是都市年轻人已经忽略和丢失很久的东西。一些中学生们则表达了对朱金平由衷的钦佩。 朱金平告诉记者，看到这么多北京人能理解他的小诗、感悟他的心情，他感到莫大的欣慰。他说，离新世纪没有几天了，他要尽其所能，制作更多的贺卡，向北京人发出更多的祝福。昨夜，他几乎一夜未眠，赶写了550张新千年祝福贺卡。 这些贺卡很多是他的妻子帮他抄写的，这位淳朴善良的女子曾告诉记者，他们的处境很窘迫。前几天，一位好心的病友把自己做骨髓移植的2万元借给了他们当住院押金，现在病友就要做手术，他们却还不上这笔钱，但是看到丈夫倾尽全力做这件事，她一定会支持他。 记者没有看到朱金平的母亲，一大早，这位老人又迎着寒风到师范大学卖贺卡了。（记者张鹏） 《北京晚报》追踪报道之二——《北京人跨越千年之际的一道“心灵鸡汤”》 本报连续报道的向人们发出千张祝福贺卡的白血病患者朱金平终于在今天实现了他的愿望，一条由他主持的白血病援助专线在搜狐网上正式开通了。本报报道了朱金平的故事后，很多人被朱金平对生命的乐观态度所感动，一周来，他所在的人民医院骨髓移植病房鲜花贺卡不断，看望他的人川流不息，对生命的感悟和对生活的信心成为北京人跨越千年之际的一道“心灵鸡汤”。 据了解，几天来，朱金平已经发出了1200多张世纪贺卡，这些贺卡经由他年迈母亲的手，送到繁华街头和大学校园，打动了越来越多的北京人。作为交流和回应，病房中的朱金平也收到很多贺卡，一位姓张的年轻警察在送给朱金平的贺卡上写道：“朋友，我们需要你，等着上你的网站！”一位姓江的母亲则带着17岁上中学的女儿找到朱金平，希望以朱金平的故事让轻生的女儿恢复对生活的信心。更多的人送给朱金平关于健康和美好明天的祝福。 今天搜狐公司援助朱金平开通的fishion．sohu．com白血病援助专线在第一天就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半天时间，就有多人留言，不少人询问朱金平在面对绝症时仍能保持乐观态度依靠的是什么，朱金平握着母亲和妻子的手回答：“是亲情、爱情和友情。”由于朱金平的健康问题，目前这条白血病专线暂由搜狐公司的工作人员代为主持，他们每天会把网友信息传递给朱金平，再把朱金平的回信传递给网友。据了解，朱金平移植骨髓后的并发症通过治疗已经得到控制，顺利的话，大约20天后，他就可以出院。他告诉记者，出院后他将竭尽全力帮助白血病人，为他们呼吁和求助，因为每一条生命都太宝贵了！ 《北京晚报》追踪报道之三——《网络传递生命感受朱金平和网友畅谈生死》 本报连续报道了白血病患者朱金平乐观面对生活向人们发出千张贺卡的故事后，引发了很多北京人对生命的认真思考。在北京电视台“荧屏连着我和你”的帮助下，朱金平的“白血病救助热线”在搜狐网上如愿开通后，每天都有100多条网友的留言，短短的时间内，网友们带给朱金平的问候、鼓励和祝福已达1000余条。 昨天下午4点到5点半，一场特殊的有关生命的交谈在搜狐网站的聊天室里进行着，这次名为“生命寄语———朱金平在线”的活动邀请了朱金平、以朱金平的故事制作了一期“荧屏连着我和你”节目的北京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田歌、以及最早报道此事的本报记者一起和网友们聊天，由朱金平的故事引发了大家对于生活、爱情和未来的畅谈。亲历网上聊天，记者深深感到，在这喧嚣的网络时代，都市人最渴望的是健康、信心和爱。 聊天刚开始，就有很多网友争先恐后地挤进聊天室关切地询问朱金平的病况如何，朱金平回答说，病情稳定，正在接受输液。有网友问，怎样才能买到他的贺卡，他说，搜狐公司已经把他的小诗制作成电子贺卡，希望网友们通过电子邮件把这些贺卡送给朋友。谈起这些天发生的事，他说，现在有些年轻人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想到死，实际上，只有真正面对死亡时才能理解平时琐碎的事是多么美好。这些天，他收到很多朋友鼓励的信，每天晚上都和爱人读上几遍。当网友问起他对爱情的理解，朱金平回答，五个字，苦难见真情。 作为报道这一事件的见证人，田歌和记者也加入了网上的热烈交谈，田歌说，朱金平给了她一个提醒和反思的机会，一个人只有健康的身体没有追求是可悲的，忘记了给别人的爱，忘记了感受和发现身边的美好更是可悲的，如果你心中有爱，如果你想帮助别人，就尽早去做。记者则认为，朱金平的妻子对家庭和丈夫最真挚和深沉的爱非常伟大，经历绝症的朱金平得到了这份人间至爱，这种幸福是很多人渴望的。不少网友表示了相同的看法， 一位网友充满感情地说，我爱朱金平的一家。 在短短的一个半钟头里，不断有新网友加入交谈，访问人数达到17000人次。在北京这个寒冷而繁忙的下午，网络上传来的生命和友爱的温暖消融了都市的冰层。
“生命寄语”——来自搜狐网站的日记 1999.12.26 搜狐公司接到有关朱金平的报道资料并于中午12：00及时开通了“生命寄语”栏目。下午2：30，搜狐公司市场部田晨女士及时尚女人频道主持人王悦女士等出席了北京电视台“荧屏连着我和你”的新年节目的录制。本期节目的主角是白血病患者朱金平及他的妻子与母亲。朱金平的故事曾在北京晚报以《癌症患者发出的千份世纪末祝福》做为题目进行过报道。节目制作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感人的场面，不少人为之落泪。搜狐展示了网友从中午12：00至下午15：30左右提交的近百条的发言页面。朱金平对网友的提问与祝福做了回答并表示感谢。这一节目将在1999年12月29日北京一台的《荧屏连着我和你》栏目中进行播放。 1999.12.27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昨天搜狐公司已经取得“中华慈善总会”的许可与帮助，短期内我们针对白血病患者朱金平的捐款热线有望开通。 届时我们将公布一系列捐款办法及监督办法，以使该项活动在法律的监督与保护下顺利进行。 朱金平需要我们的帮助，朋友们请伸出你的手。 关注生命，热爱生命，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让我们用爱心凝聚彼此，摒弃一切的阴郁与消极，融化一切的冷漠与残酷，在新世纪伊始之际，共同发出人性美的合声。 12.28 昨天，我们从朱金平本人的手中获得了由他亲笔提写的七首小诗。我们已经把这首小诗制成了电子贺卡，这些珍贵的贺卡保持了朱金平本人的手迹。贺卡界面拟在下午发布。网友们不仅可以将这些电子贺卡寄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还可以通过搜狐网站进行网上捐款。捐款活动由搜狐公司倡议，款项管理由“中华慈善总会”具体负责。朋友，请将你的一份关怀投向这里！购一封贺卡，献一份爱心。 12.29 朱金平的妻子胡敏打电话至搜狐，了解网上交流一事，以便使朱金平能够马上通过专门为他开通的“生命寄语”栏目与广大网友进行热线交流活动。搜狐公司表示将尽快在这一栏目中开通这条交流热线。 现在，搜狐与朱金平的联系更多的是采用电话及信件快递，以这些方式把网友信息传递给朱金平，再把朱金平的回信制作成页面传递给网友。朱金平本人表示，争取尽快出院主持热线交流活动，自己获得了帮助，他希望还能使更多的白血病病友获得帮助。 朱金平非常想鼓励更多的病友树立生存的信心，并把自己在身患重病后的人生感悟传播给每一位网友，以使人们更好地思考生命真谛，珍惜有生的每一天。 1999.12.30 搜狐公司时尚女人频道主持人去往医院探望朱金平并从其妻胡敏手中取得一些珍贵的短信。信的内容感人泪下，它表达了一位坚强的妻子对于重病中丈夫的关切与支持。据胡敏讲，目的是能够让他在封闭的室内痛苦不堪时感受到妻子对他的支持，也许还能稍稍缓解他的痛苦。 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可以感觉到朱金平今天的身体状况比较好。据他讲，在99年12月26号的电视节目录制时，他的状况很差，由于多日没有进餐，有很多话没有讲出来。但是他非常希望能够早日坐在电脑前与网友们进行网上交流。 2000.1.3 新世纪的第一个工作日搜狐时尚女人频道即接受了北京市有线广播电视台的采访。 采访中，时尚女人频道主持人表示，之所以开通了“生命寄语”的栏目，是为了使得更多的人对朱金平事件给予关注，献出爱心，帮助朱金平筹集治疗费用，使他能够再次象我们一样拥有健康。另外，此番网上救助病友的事情一旦成功，将会使人们更加认识到互联网虚拟世界对于真实世界的联系和作用。 2000.1.4 今天，搜狐公司与朱金平的家人再次通话，得知他目前身体状况尚好。只是腹泻反应仍时时使他感到不适。朱金平表示，现在的精神和体力完全可以以手书的方式对网友的问候与问询进行回答。 昨天，在北京有线电视台的采访中他又一次表示想要尽快出院，以便与关心和爱护他的人们在网上进行畅通无阻的交流。 2000.1.7 今天，专门为白血病病人朱金平举办的“爱心连着我和你”的在线活动于16:00准时开始。 被邀请到搜狐公司参加在线活动的有北京电视台“荧屏连着我和你”的节目主持人田歌女士（首次将朱金平故事搬上荧屏的主持人）以及北京晚报记者张鹏女士（最先通过媒体将朱金平故事进行报道的记者），活动的主要人物朱金平则因必需要留在医院进行输液而未能到场。搜狐公司田晨小姐专程赶赴人民医院守候在朱金平的病床前，通过手机与“爱心连着我和你”在线活动的现场组织者刘碧琳小姐取得联系再通过搜狐网站与网友们展开交流。现场活动的参与者们都为朱金平及其家人的感人故事及网友们的热心关切而动情，在线活动自始至终都被一种温馨的关爱之情所浸润。 17：30活动顺利结束，但网友们仍不断通过时尚女人频道首页放置的发言框提交自己的问候与感慨。提交的发言中不仅有真挚的祝福还有诚意的感谢，感谢朱金平的贺卡、小诗给人们带来的深刻启示。 2000.1.10 今天，朱金平骨髓移植后的排斥反应再次加重，情况令人担忧。胡敏说，费用支付情况是这样的：病情基本稳定时每日需支付500元左右；出现发烧等异常情况时每天支付1500到2000元左右的费用。 此刻，我们都非常焦急地等待着有关朱金平病情恢复的消息。祝愿他能尽早度过排斥一关。 2000.1.11 上午9点，朱金平的妻子胡敏打来电话，告诉我们朱金平的病情比昨日得到了一定的恢复。院方对他们也非常关照。他们表示会很好地配合医生的治疗，并且会坚定信念与疾病抗争到底。 …… 新华社12月28日——《满怀信心向未来》 身患重症、来京求医的江苏青年朱金平躺在病床上，一边输液，一边在新年贺卡上写下对生命的感悟：“今天的生活很美丽，值得很好去珍惜。”他制作的上千张贺卡成为一份特别的祝福。 中央电视台12月31日——《北京，祝福2000年》 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为明天祝福。“有些人跑向新世纪，有些人走向新世纪……”这是江苏邳州29岁的白血病患者朱金平，几天前躺在北京人民医院病床上发出的祝福。“新世纪要认真生活。”这真挚之情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 《生活时报》2000年1月12日——《绝症让庸俗落幕》 朱金平和他的贺卡，让北京人在跨进新千年的时刻，感受到了与众不同的祝福和灵魂的净化，使许多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有了一次对生命的认真思考。 作为一个来北京治疗的白血病人，起初为了筹措手术费用，朱金平建议母亲卖贺卡挣点钱，后来他在贺卡上写了小诗，没想到，不少人看过小诗后感动得哭了。 生病之后，朱金平说他现在想想，觉得以前在单位里和同事们的许多争执都是不值得的。只要能好好活着，就是幸福的。他最大的心愿是和妻子逛逛北京城，因为北京是他从小就向往的地方。 他戴着口罩，精神非常好，对生命的渴望溢于言表。 朱金平是幸运的。他的老母亲在这个格外寒冷的冬天站在风中卖贺卡，他的妻子没有弃他不顾，始终默默地陪在他身边。当人生发生重大变故时，亲人的坚守往往是支持人活下去的重要力量。朱金平在这样的时刻仍拥有亲情和爱情，也该很宽慰了。 更可贵的是，朱金平没有沉溺在自己的不幸当中，他用智慧和行动帮助了两个需要关心的弱者。 同时，他的小诗向这个世界开了一扇不同寻常的小窗，他告诉人们面对死亡时生命有多么宝贵，能平安、健康、无生死之忧地活着，是怎样一种幸福！何必把时间和心思浪费在评职称、涨工资、升职、攀比财富、你争我夺、相互倾轧等等琐碎小事上，拥有生命才是最值得珍惜的！ 当我们完好无损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时，我们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即将失去生命的惶恐不安、遗憾与留恋、痛苦无助、对活着的憧憬，而朱金平感受到了，并且用心把这种不可多得的讯息充满诗意地传达给我们，真的应该感谢他。 死亡是大家都避讳的，但我们常常没有尽享活着的快乐。 《北京青年》周刊2000年2月21日——《热爱生命热爱生活》 从去年末，身患白血病的朱金平与贺卡的故事就在京城流传。朱金平的近况如何？贵报《真情热线》的最新报道《我有一个梦》读后催人泪下。 目前朱金平的病情仍不稳定，他却燃烧火一样的激情，憧憬着新世纪“骨髓库”之梦———到那时，不单我们中国人，所有的黄种人都将不再害怕白血病。 热爱生命，热爱生活，是朱金平的故事能够告诉人们的朴实无华的人生道理。有生命就有苦难与困惑，有奋斗才会有美丽的人生。当新的千年来临，我们面对的是机遇和挑战，如雨果所讲：“生活就是面对现实的微笑，就是越过障碍注视将来。”看一看病床上的朱金平，我们每一个有健康肌体的人有什么理由不更加热爱生命、热爱生活，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哪！ 《北京晚报》记者张鹏的回忆（这是她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所说的话） 那是九九年年底的一天，我们从外面采访回来。这时，负责接热线的同志告诉我说：接到一个路上行人打来的电话，看到西直门桥头有一个老妇人正在向行人卖贺年卡，贺年卡是她得白血病的儿子自己制作的，上面写了一些小诗，非常感动人。我是一个跑了很多年社会新闻的记者，接触过很多都市情感故事，当时一听，觉得在这背后肯定有一些非常感动人的故事。 好象是下午，光线也挺昏暗的，朱金平在病床上戴着口罩，只露一双眼睛，头发没有了，他29岁，但看上去非常虚弱，非常苍老，床头大概有100多张贺年卡，有的是已经写完的，有的是还没有写的。一些小诗写得非常好，那是他自己特别真实的感受，他在经历一场生命的磨难，很多东西可能是正常人感受不到的， 一首小诗里面说，健康的时候经常会有很多琐事烦恼，但是呢和死神四目相对时，这种烦恼也变得非常的美妙。平常的美丽在平常的时候人们感觉不到，所以他希望健康的人珍惜现在这种最好的时光。 正值年底嘛，觉得很浮燥，突然有这么一些青涩的小诗，我一下子觉得心里面好像被人“咚”地敲击了一下，就是那种感觉。 我永远忘不了关于贺卡的这段往事。它给我的感受：生存需要机遇，机遇需要智慧；不放弃希望，就存在希望。
第五章 阳光总在风雨后
怎么也没想到单单这次排斥反应一气又花去十多万，我再次从死神的魔掌里逃了出来。 此后，乡改成了镇，不久，刘书记也调至市里的一个部门任副职。 经历一段风平浪静的日子，眼看一切都在慢慢地好起来，正憧憬着未来，更大和更严峻的第三次考验却扑向了我们。 我感染了间质性肺炎。这是所有的骨髓移植者最害怕的事情。在骨髓移植的教科书中是这么写的：这是骨髓移植的一种最严重并发症，发生在骨髓造血重建之后，发生率高达65%，约有40%的移植病人因此死亡。 这一次，我在鬼门关飘摇、晃荡了四个月。四个月里，我的鼻子挂上了氧气，氧气管几乎一分钟也没有拿下过；我丧失了行为能力，连翻身、说话都成为问题，吃、喝、拉、撒全然不能自理。 所有的担子全落到了那个已经瘦到75斤的女人身上。 下面是胡敏对这段往事的回忆。 厄运，我不愿屈服 排斥反应被完全控制以后，我们又要求出院，医生说出院可以，但一定要在北京找一个好的环境。房子要通风、向阳，空气要好。我们找了几天，不是条件不好，就是房价太贵，几经周折，最后得于病友李尧臣一家的帮助，在牛街教子胡同的一片居民区找到个一居室。房子是新的，七楼，条件也不错，因为没电梯，所以房价才少一点，月租1100元。 我用95%的酒精把地板、窗台和屋里的一床、一桌全面擦了一遍，然后又安上紫外线灯照射了36小时。 我把护士交给我的一瓶瓶、一包包的药，对着单子查了一遍，问清每种药怎样用、怎样减量。 阳历3月31日是农历的好日子，我们出院了。 出租车停在小区的院子里，我不费力地将从179斤减到90斤的朱（从结婚后我就这么称呼他了）一口气背上七楼，他环视了一下他的房间，问：“为什么窗台上放几枝桃花？”我说：“桃枝是避邪的，婴儿换地方都要带上几枝，你新骨髓上身，到今天还未满一百天呢。” 他笑了。我也笑了。 在这个充满阳光的小小房间里，我们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日子。 第二天早晨，我要到十里以外的华联超市去采购适合于他的食品。我骑着自行车飞奔在宽宽的人行道上，高耸的楼群和长长的堵车队伍被我远远地抛在后面，微风吹起我的长发，我的心情好个舒畅。 为了安全，我想让他在北京观察半年，半年以后，回到阔别许久的家乡，我要向我的朋友们讲述我们走过的艰难，我要对刘书记说，交给您一个健康的朱金平，这是您花20多万元买来的。我要在我的学校里安一个家，我要在我们未来的院子里种满各种各样的花，让朱在清新的家里慢慢地恢复…… 华联超市到了，放好自行车，我跨过天桥。这个超市比我们老家的大上20倍也不止，分两层，我上上下下穿梭，我要选生产日期最新的商品。当我选了满满一车就要离开的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他就站在我前面的不远处。我猛觉得浑身血液沸腾，这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胖胖的两臂不是他是谁，连衣服都是，T恤上印了我无比熟悉的WSD（万事达）！ 可几秒钟后我平静了下来，又如何可能呢？朱正在躺在家里等我回去，这个身影，只不过和他过去的样子非常相象而已。我几乎想走上前去看看他的正面，可我最终放弃了这个有些可笑的念头。我知道他不是他。 我看着手里牵着孩子的夫妇在说着笑着、选购物品，我突然想起我的儿子，跃儿在家好吗？他想妈妈吗？什么时候我能和他牵着跃儿的手一起来超市买东西呢？我们的这一天还要等多久呢？不知不觉竟走到超市的入口处来了，管理人员提醒我，再往前走，就成了偷盗商品的了。 （后来，华联超市在我们老家建起了连锁店，店里的布局和北京的那个一模一样，一次，我和康复后的朱经过那里，我执意要进去看看，他说那我在门口等你吧。我说不行，我要你跟我一起去，一定得去。他哪里知道我当初的这个强烈的愿望呢。） 一天，我从菜市场回来，朱说，胡敏，我自己能站了。我说真的吗？我给他穿上鞋，把他扶起来，然后松开了手，他真的站稳了，并且还扶着桌子走了一圈，我这才知道他前段时间腿之所以不能支撑住身体，原因不完全在于腿部肌肉的萎缩，主要是他的体质太弱了。 我说朱，现在加强营养、恢复体力是最迫切的问题了。 可加强营养又何谈容易，抗排斥反应的药环孢素A每天7粒，这种药的副作用大，使朱仍然摆脱不了恶心和呕吐，对什么东西都没有一丝的胃口。那段时间，为了吃饭，朱不懈地努力着，常常吐过了几分钟就再吃，所以每次做饭，我都尽量多做一点。 为了改善一下他的胃口，我费尽心机地变着花样：到水产市场挑大的螃蟹煮着吃，把鲫鱼放在微波炉里烤着吃，买来羊肉做成串吃，用新鲜的水蜜桃制成桃酱吃…… 每天的早饭后，是他练腿的时间。那时他已经能短时间站立，只是向前迈步、单足支撑时会突然倒下。象当初教儿子学走路的一样，我必须时刻站在他的左右，要倒时我就一把抱住他。 看着他蹒跚向前的样子，我心中涌着许多感动。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总应该伴着许许多多的痛苦和艰辛，他不正经历着一场新旧生命的交替吗？ 朱喜欢看报纸，《北京青年报》和《北京晚报》每天必读。我将买来的报纸用湿毛巾包好放在微波炉里蒸一遍，再拿给他看。傍晚的窗前阅读是他一天中兴奋的时光，有时他一边阅读，一边会伸头去看楼下荡秋千的那些孩子们，我猜他心里肯定在想象着幸福的未来。 又有高兴的事发生了，《北京青年报》发了朱的一篇关于骨髓捐献的感慨，一个叫马唯的美籍华人很快通过报社找到我们，他说他对大陆的骨髓库状况早有耳闻，美国的骨髓库有200万份捐献者资料，这之间的差距应该缩小。朱说对，等他能走出户外，一定会去呼吁、宣传骨髓捐献的。马唯说，你现在就能做呀，你可以利用互联网，我可以送你一台电脑。 第二天，马唯先生和他的助手真把电脑给送来了。
幸福的日子总是流的快，不觉过了一个多月。那段时间我们每隔一周到医院检查一次，血常规、肝功、肾功、电解质，所有的项目都在慢慢地趋于正常。朱说按照这样的恢复速度，用不了几个月就可以脱离医院，返回老家了。 想到回家，想到儿子，我心里快乐无比。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更再次给了我们致命的打击。出院第39天，朱起了高烧——39度5。 我第一反应就是肺炎。移植后的病人感染肺炎的很多，这两个字非常可怕，它象潮水一样吞噬一个个脆弱的生命。记得有一个已死去的病友曾告诫我们说：“不要看眼下情况还不错，考验在后头呢，移植后6到9个月往往要发生肺炎，那才是最要命的。”朱这时正是8个月，恐惧笼罩着我，它真的不期而至了？ 一分钟也不能耽搁，抓紧租车来到医院，可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跟急诊大夫说明他是骨髓移植后的特殊病人，大夫说有点象感冒，我临时给你们开一天的抗菌素输输看，星期一你去找你们原来的大夫。药用上了，体温在当天下午退下，我们又回到租的房子。到了下半夜，它再次升到39度5，我打了一个电话，让家里赶快来人。 终于找到任大夫，任大夫用听诊器听了一遍说：“可能是感冒引起的，暂且不住院，先在门诊用几天药。” 门诊用了三天药，朱的高烧升了又退，退了又升，我怕极了。第四天，任大夫说：“去拍胸片吧，正位、侧位各一张。 门诊拍片太拥挤了，我对收预约单的护士说，他是刚做了骨髓移植需要隔离的病人，不宜在人多的地方久留，请求她能照顾一下，让我们先拍，她说好吧，又问我，多交20元可以加急出结果，你们要不要，我说要。 朱躺在手推的担架床上，脚上还输着液，我想跟着进去，可拍片人员把我关在门外。可能他输着液很不方便，过好一会儿，才被推出来，看那样子肯定被折腾得不轻，他无力地说：“胡敏，是不是肺出了问题？”我说：“只是怀疑，等片子的结果吧。” 爸此时来了，他说：“在病房和门诊输液室找几圈，后来找到任大夫才知道来这里拍片了。”我说：“爸，你怎么才来？”爸说一个同事的儿子结婚，答应收来喜礼借给他两千，他就在家等了两天。 把朱推到一个人少的角落，我说你们等我一下，我马上过来。刚走到取片室的门口就听见里面在叫：“谁叫朱金平，骨髓移植后的。”我赶紧推开门：“是我的。”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医生满脸严肃，问我：“病人移植后多长时间了？”我说：“第八个月。” “两肺都有问题。”他把片子递给了我。 该来的终究要来，几个月以来我魂牵梦绕、最担心、最害怕的事情到底是发生了。拿着片子，我觉得一颗心缩成一团。跨出那道门，自己竟不知再往哪走好。 任大夫交代：“一楼还有一个空床位，抓紧住进来。” 爸高举着输液袋，我推着担架车，朱说：“要到哪里去？”我说：“咱还是住几天院吧，要不然来来去去，太不方便了。”朱沉默，爸叹了一口气。 来到住院部，管电梯的老太太说，多长时间啦，快一年了吧，你们怎么又来了？我苦笑一下，满心的沉重，我真是没有心情答她的话了。 这一住，从春天住到了盛夏。 住院后，朱的状况越来越差，而且因为缺钱，我们三天两头屡次多番地面临停药、面临治疗的被迫终止…… 生命是脆弱的，生命确实又是顽强的。回过头看，经过的事情几乎不可思议，但我们连滚带爬，真的挺了下来。 那11位数字我不知拨过多少次，我又拨了过去。这是吕镇长办公室的电话。吕镇长问了一下朱的情况，我说，他肯定能活下来，您就再给想想办法吧。这边实在是支撑不了了，已经走到这步，花了那么多钱，费了那么大劲，您能眼看着前功尽弃不管吗。 吕镇长说：“我理解你，你也得理解我。金平手术以后，有几个职工也要求报药费，他们确有各自的困难，都给解决我又解决不了。一样的职工，顾谁不顾谁呢？一个同志说朱金平能报二三十万，我报几万都不行，为什么？镇里没法答复。” 我说：“他的情况很特殊啊。再说，在苏州的时候，您曾说过四个字‘全力以赴’，难道您忘记了吗？” 他没有说话。 我说：“我的长假是您批的，批假的时候您说，你的责任是照顾他，回来后为你庆功，不是的吗？我觉得您象一个长辈，在您跟前，我想说出来我内心里的话，吕乡长。金平要是因为治不好，死了，那我认了；要是因为停药不治死了，那，我真的不能活下去，我会永远不安的。到了那么一天，吕镇长，我会撞死在北京。” 我是为了争夺生命，我无法再去顾及我的方式。 吕镇长说：“胡敏，你不要说这些了，我会尽力的。” 第二天，我再打了一个电话过去，吕镇长说：“给你两万，这可是最后一次了。” 两天里的两次电话把一张崭新的磁卡几乎用得一分不剩。 50元卡费要来两万元，我擦干眼泪想，过几天再打。 朱肺部的病情发展很快，从入院第二天就上了氧气。他不停地咳嗽，有时咳出鲜红的血。 从外面买饭回来，他正茫然地望着窗外，氧气管歪向了一边，记录体温的小本子也掉在地上，我给他整理好氧气管，将小本子拾起来，却看见他在本子上歪歪扭扭地写着这几行字： 还有多少时候 我能得到你的爱 还有多少时候 我能呆在你身旁 …… 这是《血疑》的主题歌。我顺着他的视线将脸转向窗外：外面下着雨，窗前的树叶被洗得很干净，那是一个花园，花园的尽头有一条小路，通向太平间的。每天都有送葬的队伍从这条路上走来，然后从我们的窗下经过，有时从带着黑纱的熟悉的身影就能知道是哪个病友又去了。前天，16床的白血病友郭瑞华去了，那是个说话声音很小很小的女孩子，我们亲眼看到看门的老头为灵车打开了大门，看到一列人在雨中慢慢地消失。 远处传来哀乐，我想肯定是刚刚有灵车走过，影响了他的情绪。 我将他的头轻轻掰过来，对他说：“金平，别这样想，我们还没到那一步。”我们相拥着哭了起来。 “23床家属，到医生办公室来一下。”护士叫我。 来不及多问，我赶紧走了过去。原来是任大夫来了，他指着一张椅子叫我坐下。 “胡敏，你得有思想准备了。” 我能清晰地感觉心的底儿在颤抖：“任大夫，还有多少希望？” 任大夫说：“希望很小，整个左肺听不到一点呼吸音，有一个肺叶应该切除，但以你们目前的情况，根本不能考虑这个手术。” 这我知道。 “还有,他的腿部肌肉正在萎缩，即使能保住生命，今后站起来的可能性也不大。” “只要我下了班以后能看见他，他就算躺着也行啊，再说还可以坐轮椅，任大夫，您千万不能放弃。” “那当然。” “任大夫，……” “你不用再说了，我理解你的意思。我当然尽最大的努力。还有，钱筹的怎么样？如果能用一段时间的丙球蛋白来做辅助治疗，也许会有效果。” “多少钱一只？” “每只460元，每天两只。如果有钱用，你可以直接跟厂家的销售总部联系，去那里买，能便宜一点。” “我想一下。” “我给你写一下厂家的地址和电话。” 我看着手里的字条：阜城门地铁东出口南50米，容生静丙销售处。 好感激任大夫。 回病房后朱问我任大夫说了什么，我说上星期预约的支气管镜检查，明天做，让咱做个准备。还有，就是打算给你用点丙球蛋白做辅助治疗，要我们自己去购。” 朱默不作声了。 晚上他睡了，我和爸商量用不用容生静丙，爸说，一天额外多出900元，咱们手里的钱能坚持几天？我说姐在家不是还在借吗，我公公也许还能借一点，我再打电话给单位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再给一点。爸说，两家一起借，也赶不上花的快。我说光用抗菌素都两个月了，烧还是退不下去，就这么坚持，也只不过是时间延续的长一点，还不如拼了，万一丙球蛋白有用呢？ 爸说，那医院的欠费呢？ 我想，反正已经没有办法了，先顾命要紧。 第二天，我按任大夫给我写的地址，很快找到了那个地方，开票小姐说，50毫升一瓶。单价是412元。我说，能不能再便宜点。她说那得找经理说。等了一会，经理来了，是一个40多岁的女经理，我把情况告诉她，她说既然是医院介绍的，就收你出厂价，390元一只。 因为丙球蛋白需要冷藏，提货人员告诉我必须快点回去，我没舍得打的，就近买了两块钱的冰把它围起来，一路上小心翼翼，下了公交，就跑向护士站，请护士把它放入了冷柜。 洗干净脸上的汗，我赶紧奔病房赶。朱的支气管镜检查还未开始，检查室的两名护师在做准备工作。 检查的场面我和爸都不愿意看。一名护师将他的头摁住不动，另一个将一根长约一米、前端带有扁扁的小镜子的黑色细管从他的气管插进去，还不准他咳嗽。那个护师大声说：“坚持一会儿，就要进入肺泡了——很好，再坚持——再坚持，好的，看到了，任大夫，里面痰不是很多，要不要吸痰？” “吸一点，做标本培养。”做的是那么慢，但终于完成了。我转过脸来，看见憋紫了脸的他正在喘气，大滴大滴的汗珠顺着他的脸往下流。 我心里说不出来的难受。 为了便于借钱，我对老家的亲戚朋友封锁了朱的病情。每次有人来电话，我都说他正一天天恢复，不久就能出院。 2000年7月19日，朱的神智出现昏迷，并持续五十多分钟。我糊涂的父亲此时竟往家里打了个电话，让家里作后事准备。第二天，突然来了许多人。朱的几个堂兄弟还有表弟、三叔以及我的母亲、弟弟、妹妹他们都来了，我们的儿子也被带来了。 我生了父亲的气，这么多人一起来，朱会怎么想。 我说，你们不能进去，这样会吓着他。 三叔说，我们大老远的来，见个最后一面都不行吗？ 不能让他的情绪有一点波动，我不能放弃，我还得坚持。我说，并不是不存在一点希望，现在还不是放弃的时候。 最后商定，三叔年纪最大，又是第一次来，让他一个人进去，就说是送钱来的。其余的人趁朱睡着的时候，到窗外看一眼就罢了。弟弟和我商量说：“姐，我不是和他们一起来的，我是为一个案子到天津取证，绕道走这里看看姐夫，让我进去和他说会儿话吧。” 我说：“不行。” 看了我的态度，别人也不好再说什么。 我心里很难过，不是我不近人情。我觉得我做的不错，否则我可能后悔终身。 但是在他们走的时候，我把儿子留了下来。 每天9：00以后，是朱最难熬的时侯。8：00一天的输液开始，护士小姐推着输液车每个房间去扎针。每次，他都要等到最后。因为他的血管太难找了,得等大家都忙完,然后一起过来围攻。四个护士一起上,每个人抓一个胳膊、腿开始找血管。 他成了护士们的难题。 长期输氯化钾（体弱病人维持体内电解质平衡所必须的）再加上原来的大剂量化疗,他的血管被严重破坏了,表面的静脉根本看不清,要靠手到深层去摸。而且血管的质量也太差,护士形容“象铁丝一样”，液体滴起来总是又慢又容易渗出,一般要扎两个甚至三个通道一起输。碰到好的血管,药滴完了也舍不得拔掉,就加一瓶空水（葡萄糖水）滴着,一直保留到下一轮。 起初是尽量扎手背，后来手背上的血管一点也见不着了，再找胳膊和指头。有一段时间，他的十个手指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针眼，输进去的液体常顺着手指往外流。一次一个护士在他的手心里找到一个血管,问他愿不愿意扎。手心的皮厚,扎起来难度又大又会很疼,他说,试试吧。由于那根血管太滑,不是穿了就是扎不上,整整尝试了十来分钟。我不忍心看他满头大汉的样子,将头扭了过去。 两个胳膊找完了又开始扎脚,后来又沿着脚一直找到大腿，大血管扎完了扎小血管，最后哪怕是一个毛细血管，只要隐约能发现，护士也舍不得放过了。记得一个叫张婷的护士被难为极了，说：“朱金平，如果我的血管能送你用的话,我准会给你的。” 时间长了,我也能认出静脉,护士不在的时候,我便扒着他的四肢寻找血管,觉得有点象的地方便记下位置,扎针时推荐给护士。 由于排斥反应后的大面积脱屑，朱的膝盖以上有一大部分地方被黑色的皮屑盖着。一个名叫魏高华的护师决定将这块黑皮除掉，她用酒精轻轻擦拭了一遍又一遍，半个小时以后，竟然有几根血管清晰地露了出来，我们高兴极了。第二天扎针的时候，一群天使全惊呼“谁开垦出来的这块地儿”，我说“是老魏！”大家都说佩服啊佩服，这块地足够三天用的了。她们高兴，我也倍受感染，但转念又觉得好心酸。 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不停的咳嗽令他连睡一个小时的长觉也做不到。早饭的时间到了，他却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想还是7点半吃药的时候再叫醒他吧。就在我湿了一个热毛巾帮他擦拭嘴角流出的血痰时，我突然发现：他原来紧帖骨头的前胸明显高出许多！ 是肿的吗，我用手轻轻一摁，好像压在松软的积雪上，我觉得似乎是唾液，又一想不对，唾液怎么会在皮下呢？同室的病友都说肺部感染见得多了，这种奇怪的现象从未见过。我盯着看，发现它随着朱紧促的呼吸越来越高。 不行，不能等到9：00以后医生查房了，我必须马上去找任大夫。托人照看一下朱，我赶紧朝九楼跑，可任大夫还未到。 我正准备返回去，正好在电梯口碰上任大夫。我把大体的情形向他描述一下，任大夫也没顾得上问我还帐的事，就勿勿穿上白大衣，跟我下楼了。 来到病房，我把他扶着坐起来，任大夫用听诊器前前后后听了一遍，又仔细检查了前胸。 “什么时候发现的？”任大夫问我。 “早上七点。” “夜间咳嗽得厉害吗？” “厉害。” “你觉得前胸发胀吗？”他问朱。 朱点了头。 任大夫收起听诊器，快步走出病房，我赶紧跟了上去。“我想是其中一个肺泡被咳嗽时的剧烈震动鼓破了，呼进的气体有一部分走入皮下，导致皮下气肿。” “气走入皮下，任大夫，你是说，他的肺露气了吗？” “可以这样说。” “任大夫，怎么办，怎么处理？” “先拍个胸片，加急出结果，8：00以后跟呼吸科专家会诊一下，再拿具体方案。” 加急胸片的结果也出来了。好不容易等到8：00点，呼吸科来了一位30多岁的大夫。我看见他们指着胸片上的纹理，在说一些术语。大体的情况是，呼吸科的那位大夫怀疑气体不但走入皮下，还可能走入了胸腔，胸腔会随着气体的不断增加而越来越胀、越来越大。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做开胸手术，并且，开胸还可以顺手将那个没有呼吸音的肺叶切除。 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时候做开胸手术，经济上没有可能不说，以他的身体状况也是根本不可能，他已经虚弱的连说话都困难了。 我将目光移向任大夫，几乎是哀求地看着他：“任大夫，您知道，恐怕不行。” 好在任大夫的意见竟和我一样。呼吸科的那个专家有些为难，他想起了一件事，说：“我们科主任半月前去的德国，正好是今天回来，估计刚下飞机，能否请他过来看一下。” 他们把电话拨通了。半小时以后，这个姓杨的博士风尘仆仆地赶到这里。他显得非常斯文，先看了刚才的胸片，然后问我：“你看气肿比刚才大了吗？” “没有。”我在印象中比较一下，肯定地说。 “马上再做个胸片，对照两次结果。”他果断地说。 手推拍片车又来了，朱又被折腾一阵。 第二个胸片又加急出来，杨博士对照两次胸片，说，皮下气肿并没加大，说明肺泡的破损处有可能在自行愈合，如果24小时内不继续加重，那就不需要做开胸手术。 说不出的感激和感动，我想这个个子高高的杨博士是上帝派来的拯救朱的神吗？婆婆曾说朱小时候发高烧，就被一个高大的身影救过的。 他们研究以后的最终决定：暂时观察等待。 我静静地坐在他的床边，等待着24小时一分一秒地过去。深夜降临，所有的人都睡去，病房里安静得只剩下氧气瓶的“嗤嗤”声。昏暗的灯光下，他的前胸轻轻地起伏着，他的两腮和眼睛深深地凹陷下去，颧骨突起，蓬松的头发乱糟糟地紧贴在两鬓上，而满脸的皮肤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斑点。他已看不出一点原来的影子，太瘦了。看着他的两条腿，我真正地理解“皮包骨头”这个词是多么的形象。在描述人瘦时许多人会用“皮包骨头”，但谁又会设身处地地想到这“皮包骨头”到底是个什么样。 我曾经千万次地想象过骨髓移植的凶险与艰辛，可怎么也想不到，出了无菌仓还是凶险必露。从家里出来一年多了，艰难挣扎到今天，白血病虽然没有了，我们却到了这一步，钱也光了，下面会怎么样呢，我和朱能否携手走下去。我的心惘然一片，不知何时，已经泪流满面…… 一天一夜终于过去，皮下气肿没有加重，早上7：00钟，我把这一消息告诉在病房值班的任大夫时，他的面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一张汇款单 经济上又处于最后关头了。将那本借钱的记录本又从头到尾翻看了一遍，从中抄下那些多少还有希望再试试的名字。我叹了一口气，无奈地看看手中的“黑”名单。这已经是第几次了？我怎么开口呢？但我还有什么途径呢？这是最后一次，我一边在心里暗暗下决心，一边努力地厚着面子将电话依次拨通。 一个个名字被我勾去，后面加上数字。最后累计的数字是3500。我满心的指望变成了3500元。我合上本子转身回去时，旁边卖报的老大爷告诉我磁卡忘了拔，我拔下磁卡，感激地对他笑了笑，慢慢走回医院。 进入病房的一刹那，我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朱自己拔了氧气，不知用谁的一部手机正借着钱！为了让人相信他的状况很好，相信他还能活下来，他努力提高说话的声音，显出轻松的样子，甚至和对方开了个玩笑。 挂了。他累得满头大汗，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一瞬间，我说不出心里是感动是愧疚，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够，我对不起他啊。 给他擦了擦汗水，我决定明天再去妇女报，找黄淑清老师。 中国妇女报社我曾经来过，我想黄老师也许还记得我。几番周折，终于见到黄老师，我说：“黄老师，您记得我吗？”黄老师说：“有点儿面熟，但记不清了。”毕竟黄老师快60岁的人了。我拿出去年8月份的几张报纸给她看：“黄老师，去年是您帮助我们发的这篇稿子。后来您又作了两次连续报道。”黄老师说：“想起来了，你是胡敏。” 我拿出昨天写好的求助信给黄老师看了一下，向她说了目前的窘状，黄老师说：“稿子写得不错，可惜我这里没有合适的版面。”我说：“黄老师，我想上妇女报的《家庭周末》版。” 黄老师笑了：“《家庭周末》的销量是普通版的好几倍，当然再好不过了，但我同他们不在一个部门，不一定好商量的。”我说：“黄老师，你先给他们打个电话，我过去试试行吗？” 黄老师想了一会儿，点点头说：“好吧，我这老脸就借你用一次。” 我拿着信按黄老师指点的路线去找《家庭周末》，我想黄老师是信访办主任，又这么大年纪，我可得抓住这个机会。从这幢楼到那幢楼，短短几步地，我认真地想好说哪些话，该怎么说好，可是就在我推开门的一刹那，除了满眼的眼泪，我连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一个四十多岁，衣服上挂满口袋的男同志给我倒了一杯水，温和地说：“来，坐下，别紧张，先喝点水。” “是黄主任介绍你来的吗？” 我点点头。 “把你的稿子给我看看好吗？” 我这才想起还没有把稿子拿出来。 几个人开始传阅我的求助信，我也开始环视这间漂亮的办公室，打量这些忙碌着的人们。我坐在沙发上，眼睛随着稿子移动在每一个人脸上。大家小声发表着意见，都说信写得还可以，最后把视线集中在给我倒水的那个人身上，我马上意识到他可能就是这里面的老总。 一个年轻小姐往医院打了一个电话，轻声对他说：“情况和她说的一样。” 他们又商量了一会儿，最后这个老总走过来对我说：“稿子我们决定给你用，但时间上得赶下一期了。” 我问：“下一期要等到什么时候？” 他说：“一周以后。” 一周，我手里的钱能坚持一周吗？不可能。 我眼圈红了，抬起头来看着他说：“不行。我们等不到那时了。” “可是这期的版，我们已经排好了呀！” 我默不作声了，大家都看着我，办公室突然变得很静。 这个衣服上挂满口袋的男人沉默了半天，突然抬起头说：“我们研究一下，本期版面看能不能辙下一篇。” 泪水顺着我的脸流了下来，我看着这些善良的人们围在了一起。 我紧张地等待着他们的结果。 当这位老总安排摄影师跟随我去拍一张照片时，好多人都朝我笑了，我也不由得笑了。 临走时，这位老总把我送到门口说：“你爱人会没事的，祝你们好运。” 三天后，我的求助信见报。让我感动不已的是他们还给加了一个编者按。我把那篇《编者按》和那封求助信附在这里： 编者按：救人救到底 办公室里，正是人人忙碌着准备出报的时候，她进来了，瘦弱的身体，憔悴的样子，一张嘴眼圈就红就湿了。 胡敏是江苏农村的一名普通教师，丈夫得了治疗很花钱的白血病，她是来找媒体哭诉求助的。 本报曾经为她这么做过，四面八方都有爱和悲悯的手伸出。她的丈夫很成功地做了骨髓移植手术。不料回家后一不留神，肺部又遭感染，而此时她家又没钱了。 好事得做到底，救人更得救到底。我们决定：帮她。 撤下了一篇已经上版的稿件。现在，你们，好心的读者们，将看到胡敏的求助信，这是一个不离不弃的妻子、一个苦苦支撑家庭的母亲的呼救，她几乎是在做最后的努力了。Ｈｅｌｐ 胡敏的求助信 我叫胡敏，２６岁，小学教师。我丈夫朱金平，２９岁，在乡镇机关工作。我们家住在江苏省邳县岔河乡。我们曾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好端端的家只在转眼之间就遭到了灾难的袭击。去年６年１８日，毫无预兆，丈夫突然被确诊为白血病。从那时起一切都变了。丈夫一直呆在病室里，我除了筹钱，就是在医院中护理。４岁的孩子被扔在我母亲家里。那些对别的家庭是多么平平常常的小事，而对我们只能是奢想了。再也不能坐在一起吃顿饭，再也不能牵着孩子的手散散步……看着窗外行走的无忧无虑的人，我多么羡慕！含着眼泪回忆过去平凡却显得无限幸福无限珍贵的家庭生活，我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治好丈夫的病，让昔日的美好重回到我们身边。 我拼命地筹钱，借钱，卖光了家中所有能卖的东西，找了每一个能够联系上的同学、同事和朋友，并获得丈夫单位的巨大支持……终于筹得二十万元钱，于去年底在北京人民医院为我丈夫做了骨髓移植手术。这是一种能够根治白血病的手术。手术取得了巨大成功，新骨髓顺利植活，经查白血病细胞在丈夫体内已不复存在，医生说丈夫已经告别了白血病，听到这个消息我欣喜若狂，满眼热泪，我们的努力有了结果！ 然而，就在这之后不久，由于丈夫术后身体虚弱肺部遭到严重感染，更没想到的是这次感染的治疗竟如此的艰难漫长。到现在时间已近三个月，再次借的近9万元钱已经花光，并欠了医院４万余元，而病情才刚见一线好转。我再也没有办法借到钱了，治疗被迫全面中止！一年来，为治病费尽了千难万苦，熬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尤其丈夫已经告别白血病，我们离光明离幸福仅一步之遥，就这么放弃了吗？怎么能甘心啊！我的心碎了。 丈夫是个热心人，知道国家的骨髓库没有运转起来，而那么多的病友急需骨髓，他张罗着要成立骨髓捐献报名站，他还打算建一条白血病互助热线…… 孩子需要爸爸，我离不开我的丈夫，报名站和互助热线在等着他。 在生的希望面前，谁也不能选择放弃，当所有的办法想尽，对着生命的诱惑，我思之再三，向社会，向善良的人们———求救。恳请您伸出援助之手！（我们的地址：北京西城区西直门人民医院住院部１楼１病房２３床邮编１０００４４电话６８３１４４２２—１病房２３床） 住院处的药物供应因欠费已经停了一个月，用药一直得拿现金到门诊取。上一轮的药又用完了，我要找任大夫再给我开个处方。 在病房等了好一会儿，任大夫来了。大概有个病人要入仓，他没问起欠费的事，匆匆给我开了三天的液体。我迅速离开，我得赶紧去排队，先排队交钱，再排队领药，必须保证9：00钟用上去。为了节约时间，我顾不得等电梯，从楼梯一路小跑下来。 取药回数多了，在哪个收款员的窗口排队最快，我都很清楚。20分钟后，我终于排到了最前面，处方递过去，电子报价器上显示2990元。我慌了，所有的所有，我只有2700元。 “小姐，请您将三天的药改成两天，我钱没带够。”我忙说。 “不行，得大夫亲自改。让他在涂改处加盖私章。”单子被递了出来。 我又求她，她说，她真的不可以改，没办法的。后面的一个人赶紧把单子递过去，我被挤了出来。 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求助信发了两天了，却没有任何回音。我妹妹刚才还打来电话说，家里只留她一个人照顾奶奶和孩子，其他的都出动去借钱了。我早就交待过，只要凑足了2000，马上送来。 任大夫这个时候肯定在无菌仓查房，两个小时之内，他是不会出来的。 我象傻了一样站在门诊大厅里，惘然地看着进进出出的人们，大家有规律地交钱，取药，然后拿着药走向治疗室。每个队伍短了又长，长了又短，大家都为自己的事不停地忙碌着，没有谁注意到旁边站着一个完全不知所措的我。我毫无目的地走出大厅，外面正下着雨，我仰起脸迎接着每一个雨滴，让它们冲洗着我脸上的泪水。 难道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吗？雨越下越大，我抬头看着满天的雨，什么医院、大楼、病房，什么今天、明天、后天，什么阳光、大地、生命，一切毫无意义。一瞬间，我恨不得天上下的不是雨滴，是密密麻麻、数也数不清的石头，把什么都砸的稀烂。 雨小了，别人的所有事情都在有规律地进行着。卖饭的流动车从我身旁推过，我知道9：00已过，朱一定在等我，他什么都不知道，不行，我得回去。我浑身湿漉漉地从护士站经过，护士长轻轻地问我： “你是23床朱金平家属？” 我点点头。 “你叫胡敏。” 我说是。 “等一下，有你一张汇款单。” 这是一张来自从广东汕头的380元的汇款单，一个名叫范春松的人寄来的。 几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不知道这个名叫范春松的人是大人是孩子、是男性是女性，他（她）的380元却让我们绝处逢生，挽救了我们的一切，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除了钱，他（她）还给了我信心和力量。如果范春松知道这一切，我想，他一定会觉得幸福和高兴。 随信寄来的还有一张回执卡，上面的字好象是孩子的字，又好象是那种专门的童体字。我回了一封信，将这个卡片永远地保留了下来，它承载着人世间的善良和真诚，也是我们艰苦岁月的见证。它永远让我记住：天无绝人之路。 被雨水冲刷过的世界，在片刻之间就变得那么清新和美丽。 （一个记者曾问我：“在他生病期间让你记得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我说：“他生病期间的好多事都让我刻骨铭心，但让我永远都忘不了有两件事：一是在最难的时候，他摘下氧气管和我一起借钱，这件事让我很感动，我觉得他非常坚强。二是收到汕头范春松的380元钱。也正是从那时起，在人生的旅程中我不再惧怕，因为最艰难的处境都没能将我们困住，还有什么能阻止我们挽手而行的脚步呢？”） 当我拿着一大包的药走进病房的时候，朱不解地说我用的时间太长了，我笑着告诉他，星期一人太多，每个队都排得很长，没办法，排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陆陆续续又有钱寄来，虽然不多，却帮助我们把那段日子艰难地抵挡了过去。 一张张汇款单上写着的陌生的名字、陌生的地址都让我去想像一个个陌生的面孔。我在记录本上认真地记下他们。逢年过节，我会寄去一张明信片，我有责任告知我们今天的状况。记得2001年春节，我在那些明信片上写的是： “回忆过去，我永远禁不住眼泪。想起每个善良的朋友，一个‘谢’字难以表达心中的感动。正是因为您，因为许许多多热心的人，才有了朱金平今天健康的生命，才有了我们今天完整的家。 我们无以为报，惟有默默祝愿——好人平安！” 8月1日。 他的体温竟然连续几天没有超过38度！这一发现让我激动不已，我把一周来的记录用直角坐标做了一个精细的图，它的确是一个下降的趋势。澎胀的喜悦传遍我的全身，我的心快要从胸膛里跳出来，真的又有希望了？一个月前，陆道培教授查房时曾说，如果体温能降下来，他就有希望。 我转念一想，会不会体温表出了什么问题。我把温表在自己的腋下试了试，没错，36．6，又在口里含了几分钟，37．3，千真万确，高烧退了。 是谁起的作用，是这个宝贝“特治星”？我望着挂在我头顶的小小的玻璃瓶子。几个多月以来，几乎所有数得上名字的抗菌素都换了一遍，一开始是“先锋”，“先锋”不行上“舒普深”，“舒普深”换成“文可信”，“文可信”又换成“泰能”，“泰能”只退了一天烧，于是再换成“美平”，接着“氧哌嗪”、“左氧氟”、“二性霉素”……一直到今天的特治星。每换一次药都给我一次希望，我在希望和失望中不知交替了多少次。 也许是前一段时间用了丙球蛋白的原因？ 任大夫查房时我把体温记录拿给他看。他拿起听诊器，仔细地听了一遍，我们看着他的脸，期待他的诊断。 “是进步了！湿锣音明显少了。”我眼里的任大夫是严肃的，可他今天给我们一个轻松的微笑：“朱金平，你可要好好吃饭啊。” “任大夫，是特治星的作用吗？” “有可能是。” 任大夫决定，医嘱单不改，明天再做胸片检查，和以前的对比一下。 快乐再次溢满我的全身，他真的有希望了吗，我的眼前不是一片昏暗了吗？我满面笑容，满脸眼泪，不知是想哭还是想笑。 爸来了，我把刚才的事告诉他，他也老泪纵横。一年多以来，爸爸跟我们辗转南北，一直向他的学校请着假。我无法去顾及我们给他带来的痛苦和给生我养我的那个家带来的艰难。别人痛苦、忧愁时可以借烟酒解愁，可是为了一点一滴地省钱，爸连烟酒都戒了。看着爸爸满面满心的憔碎，看着爸爸的白发，我心里充满了愧疚。我知道只有努力抓住朱的生命，才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 午饭，我给爸买了一份盒饭。半个月以来，他一日三餐全吃6毛钱一个的包子，我把饭端过来，爸爸生气，嫌贵，我说已经买了，你就吃吧，他吃到最后说：“这几个鸡块，我咬不动，还是你吃吧。”我端起饭盒吃了一块，什么“鸡块”，是豆腐泡，爸爸一块都没舍得吃。 我转过身，直想哭，又怕爸爸发现“鸡块”是假的。我大口吃了下去。 第三天，任大夫说左肺听到了呼吸音。 这个曾经沉默得象石头一样的左肺竟然恢复了生命力！朱含泪而笑，我觉得好久好久没见他笑过了。我们快乐的心情不亚于奥运冠军登上领奖台。趁着他高兴，我买来一份容易吞咽的豆脑喂了下去，结果一口都没吐，他还说：只要不放佐料，这个可以接受，明天我再吃。读者想象不到在此以前朱的吃饭是多么艰难。我每次都要一手拿着饭勺一手拿着面盆，面盆是接吐的。自从禁食的过程结束之后，没有哪一餐不是这样。刚吃到肚里去，马上又吐出来，再吃，还吐，朱确实被折腾得够残的，也尽其所能地做了努力。看他难受的样，我不忍心去逼他，但又有什么办法。即使吃进的绝大多数东西要吐出来，也总会有一点点被吸收，这一点点将支持着他的营养和生命。 有些往事我不愿回忆。为了吃饭的事情，我曾动手打过他，手打在了他的脸上。那时，我心痛，我惭愧，我却别无计策。也因为吃饭的事情，我跟婆婆产生了分歧：婆婆说，他已经难受到这个地步了，你难道看不见吗，求求你，别再苦苦逼他了，行吗。我的眼泪淌了出来。我没有解释，却也没有动摇自己。我知道要想活命，吃饭是必须的。婆婆是疼他，我理解。 倒是朱对婆婆说，妈，胡敏这样是对的。 从那以后，每天早晨他都吃豆脑，并逐渐由半碗增加到一碗。后来我买来两碗悄悄装在一个盒子里，他也能吃得只剩下几口。谁这么聪明创造了大豆的这个吃法，对我们真是个重要的帮助。至今我仍对豆脑有感情，每一次卖豆脑的小贩从家门口经过，我不喜欢吃也得买一碗，我觉得它是能带来好运的东西。 虽然脸色依然苍白，但他的精神越来越好。我又尝试着让他中午喝点弼，晚饭吃点米饭或面条，逐渐地，一日三餐不吐了。 终于有一天，他说，我再努力多吃一点，把脂肪乳（一种维持营养的液体）撤了吧。这样，每天近200元脂肪乳的钱从此便不需要了。 怎么能摘掉氧气管成了下一步的关健。我们共同订了一个计划：第一，每天早晨开窗通风时坚持做10分钟的深呼吸。第二，把氧气的流量逐日拧小一个刻度。 除此之外，每次给氧气瓶加蒸馏水，我都下意识地将动作放慢，让他自己坚持的时间长一些，而我换水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当氧气的流量越来越小时，他必须用力吸气去增加气流量，否则就受不了。这样正能锻炼他的肺部。 从8月初开始，早晨做10分钟深呼吸训练时就能将氧气管拿掉了，他从每天的时刻吸氧过渡到间歇吸氧。 8月11日撤下氧气，我们与那根挂在他鼻子上长达四个月的氧气管宣告作别。 连续查了两次都未发现巨细胞病毒，任大夫说：“再将丽科伟停掉。停了丽科伟，他的恶心状况会减轻，排泄也会逐渐正常。”丽科伟是阿昔洛伟针剂的商品名，是治疗巨细胞病毒的最好药物，但副作用很大，它降低白细胞总量，使人免疫力下降，并且对胃肠道刺激得厉害。听说要减液了，朱说：“胡敏，我的胳膊和腿快能轮流休息了，你也快能睡一个长觉了！” 果然，那一天的液体到晚上11：00的时候就结束了，护士来拔针时笑着对朱说：“朱金平，终于恢复了自由，祝贺你呀。”四个多月以来，他第一次离开输液针。手舞足蹈一阵后，他说：“胡敏，我想下地试一下，看看到底什么样。”我摇了摇头，数个月前状况好的时候都站不稳，又经历这么长时间的折腾，会什么样还用说吗。我没敢告诉他任大夫关于他坐轮椅的预测。 我说：“金平，别急，慢慢来，早晚有一天，你会和别人一样健康，咱们也会和别人一样过日子。” “哎。”朱信心十足。我们都笑了。外面下起了雨，我关好窗户，支起我的两个小凳，我和他伴着窗外的风雨声沉沉地睡去。 雨到天明才停。太阳升起，空气非常好，我说朱，扎针之前我推你出去走走吧。交200元押金借来一辆崭新的轮椅，我用口罩、帽子、外套将他全身武装好，推了出来。 一群抱着鲜花的人们从我们身旁走过，朱傻呆呆地看着，走到花店前，他说，记得这次来住院，你背着我从这里走过，那时这个卖花的小伙子还穿着羽绒服。过的真快，到夏天了。我说，快吗，我觉得比一年还长呢。 穿过人群，我推着他来到门诊大厅前的小路上。20天以前，我曾在这里诅咒全世界；20天以前，有朝一日推着他在阳光下散步那是我不敢做的梦。我不由想起以前的信：所有这一切，一定会过去，我们还会有我们的幸福生活。金平，生活真美，生命真美！ 其实，这些话不仅是写给他的，更是我的自慰。 回来的路上，朱对我说了一句话：“你知道为什么有人冒死也会越狱吗？自由太重要了。” 回 家 为了控制这次肺部感染已经用掉近20万。单位分几次总计汇来了5万，因媒体呼吁得到的社会捐助是4.5万，家庭借了大约5万，欠费5.5万。 8月13日，护士站下达了结帐的最后通牒。 我心里知道，我们已经完全没有这份能力了。晚上，我告诉了爸。他蹲着，我站着，父女俩静静的。 爸终于出声了：“我明天回家。能借能贷的我全再转一圈，你婆婆家我去催一下，你和金平想想还有什么人能再找找。” 我还得去找吕镇长。我恳求他出面把我和金链今后的工资尽可能多地预支出来。 他答应了。他说，给你预支1万元，我在两套班子会上提出来，你等消息。 爸和姐一块来了。爸抖着手把钱交给我的时候，姐哭起来。他带来了17200元，1万是乡里批的预支工资，7200元是他们借的。 我问爸：“您不是说想托一个同学贷款的吗？” 他摇摇头。 我抓着自己的头发，在漫漫长夜里苦思苦想。8月19日上午，我将17200元留下3000元作为今后生存的家底子，拿出5000元买了20支“特治星”让朱回家以后接着用，留下1000元作路费，还有8000元，我把它交到了住院处。我找来纸，给任大夫写了一封工整的短信： “一年来，金平的情况一波三折，但是您每次都竭尽全力，是您让他一次次死里逃生，活到了今天。您给了我们太多的关心和照顾，我想，您能体会我良心深处的感激。 …… 刚才向住院处交了8000元，虽然暂时没有能力结清，请您相信，不论到何日，我一定会还上所有的欠款。 此致 敬礼 胡敏写于2000年8月19日。” 我又拟了两份还款保证，一份是给护士站的，一份是给住院处的。 我把一切告诉朱，他呆呆地有点出神，什么也没说。 2000年8月20日，我们动身回家。这正是金平跟金链一年前配型成功的日子。 出租车奔北京南站的方向开去，繁华的街道、高高的楼群不断地向后、向后…… 在这里过了整整一年又一个月，如今，这里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的思绪翻腾着。 北京城将留给我太多的记忆：酸楚、无奈、绝境、转机、感慨、感动、失望、希望…… 而她最后给我的还是希望。 凌晨三点，火车到达邳县站。我给朱披了两层毛巾被，然后把他背了下来。风吹在脸上，我有点凉，可我心里不算凉，高高悬挂的三个字“邳县站”让我倍感亲切。车站里卖方便面的小贩说着我久违的家乡话，还有那黑夜里模糊的建筑物，这一切，我是多么熟悉。 这是我们的家，我和朱真的回到家了。一年的挣扎，不管怎么样，朱是带着没有白血病的身体活着回来的，我觉得我们对自己、对大家都有了个交代。 我的弟弟和妹妹早在那里等候多时了，朱说，没想到还能见到你们，弟弟看上去好像要哭。 我问弟弟帮我们准备的怎么样。 他说：“什么都好了。输液的那一套三嫂也带来了，三嫂在那等着了。” 三嫂是我姑家的表嫂，是我们当地的医生。 10分钟后，我们来到弟弟租的房子里。三嫂说，金平怎么变成了这样。说着就拿出听诊器前后仔细听了一遍。 “比我想象的要好，”三嫂说，“药品都有吗？” “药品和输液单都有，你只要准备扎针的那一套就行了。”我拿出朱最近一段时间的输液卡和从北京带来的“特治星”。 就这样，这间房子充当了朱的病房，善良的三嫂成了我们这一段时间的保护神。每天的上班之前、下班之后，是三嫂给朱进行治疗的时间，她既当医生，又当护士。 后来，为了给三嫂节约一点时间，我也学会了对药、打针、扎血管。 我的婆奶奶来了，一年多未见，老人家老多了，连一根黑头发也没有了。她是在别人搀扶下掂着小脚一步步地走来的，一进门就嚎啕大哭：“金平什么样了，给我看看。” 我把朱房间的门推开，老人家惊呆了：“这是金平吗？”朱说：“奶奶，是我。”她哭得更厉害了，非要去摸一摸他。对我的婆奶奶来说，孙子就是他的生命，听家人说，在北京的那段时间，几天不听消息，她就心慌得吃不下一粒米。 奶奶对朱说：“这回，我不走了，我得看着你心里才踏实。” 三嫂带来两个呼吸科的老医生，他们商量了一下，把药改为头孢三嗪和鱼腥草，又加了一些调节免疫的药。三嫂对两个老医生说：“虽然体温还高于37度，但肺里听起来比前几天又强了。” 两个老医生也说，看来不会再有什么太大的危险。 二十天后，朱的体温降到36度5，完全正常了。朱说：“三嫂，你都可以到北京去当专家喽。” 巩固了一个星期，朱停止输液，这场漫长艰辛的马拉松终于走到了尽头。 医院，再见了！病房，再见了！治疗，再见了！白衣白帽的医生、护士们，再见了！ 这是出染色体报告的日子。朱移植满两周年时去上海瑞金医院做了复查。 瑞金医院8：00钟上班，我坐在闹钟旁等到8：01。我虔诚地向北嗑了个头，然后对着电话号码本拔通瑞金医院的总机号。总机提示直拔分机号，电话通了。 我说：“小姐，我们一个月以前在本院做的染色体检查，请问，结果出来没有？” “叫什么名字？” “朱金平。” “请稍等，我查一下。” “谢谢。” 朱看着我，目不转睛。 “结果出来了，现在来拿吧。” “不，我是外地的，今天拿不了，您帮我看一下好吗？” “是阴性，46XY，正常核型。” “麻烦您再说一遍好吗？” “阴性，46XY，正常核型。” “哦，谢谢您。” 我走到他的面前，操着上海小姐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放大声音喊到：“46xy，正常核型。” 他一下子抱住了我，两双眼睛一起在流泪。我觉得好轻松好轻松，平时在每一次查完血常规之后我心里都慌张，总担心那不愿去想的一切再卷土重来。他比我还怵，他不敢在查血的窗口等结果，血一抽完他就远远地跑开了。生命坚强，又极脆弱，坚强后面竟存在那么不堪一击的一面。 擦擦眼泪，朱说：“走，吃饭去。” 又过一个星期，基因检查报告单被在上海打工的表弟传真过来。检查1万个骨髓细胞，未发现一个坏的。 我们终将会走出那片曾让我们记忆太深的阴影。 2001年新学期开学时我恢复了正常上班。由于原来的房子出事后被卖掉作了药费，学校考虑我们的生活给我们腾出来两间单人宿舍。我仔细粉刷一便，又向朋友要些砖在房前垒出一个30平方米的小院儿，一家三口搬了进去。 我改变了原先种花的想法，种了满院子的菜。青椒、豆角、黄瓜、丝瓜、蕃茄，这些没有污染的东西将是给我的丈夫专用的。 这曾是我昨日的奢望。 简朴的一切，它让我感到由衷的幸福。 再回首 思前想后，有痛苦，有伤怀，有庆幸，有快乐。 我俩是别人介绍相识的，朱很会写，十年了，我甚至还能清楚地记得他的第一封信。两个人婚前来往的书信有数百封。那时候他所以能吸引我，凭的也许就是一支笔。 1993年我们结了婚。由于双方的弟弟、妹妹全在外地上学，小家庭的日子过的相当紧。在婚后他送我的第一个生日礼物是一只形似房子的电子闹钟，第二个生日礼物是跑到我的学校为我请下一天“病假”，下一年，他录了一盘自己弹唱的磁带《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每次总很节俭，但他是疼我的，我很快乐。 1994年儿子出生，生活的内容多起来。我也忙，他也忙，他在家的时间很少，我连回一趟娘家都得提前多少天预算。忙忙碌碌中彼此也常磕磕碰碰，我们却实在地相爱着。1994年11月7号，朱的日记是这么写的： “月子里她清瘦清瘦，让人怜惜万分。我却做不上什么，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 生肖书上讲“鸡鼠相配，口角一生”，似乎有一点儿对上号了。磕磕碰碰是在所难免的。书上另有“同床异梦”的说法，我却不信，我是彻底地不相信。那是鬼话。我知道她待我怎样，也知道自己待她怎样。 我是幸福的。我们是幸福的。 我们有了我们自己的儿子。” 是的，我们是幸福的。我们相爱，相爱是幸福的。 日子就这样一天重复着一天，直到灾难象午夜惊梦中的火车一样辗过我们的生活。
移植后肺部感染最重时，有几个同样情况的病友陆续死去，我说不出的心惊肉跳，大家心里都想到了这一点，但谁都不愿说出来，爸爸看着我说：“你别怕，天塌下来，爸替你顶着。”我的眼泪顺腮流下，要真塌了天，爸能替我顶什么呢？到晚上，我说爸，你回去睡吧，我一个人看他能行，可爸就是不回去，我说你是不是被他们吓坏了，咱和他们不一样，你没看他们嘛，都是感染之后就上呼吸机，呼吸机一上，再支撑个把星期才去的。金平现在都两个月了，一直没有上呼吸机。他能坚持两个月，就一定能坚持下来。 虽然别人都觉得没有多少希望了，可冥冥之中我总觉得他会挺过去。 他大约在出事两周前的夜里做过一个梦，当时他从床上坐起来并把我叫醒，我看到他竟然淌了眼泪。这的确是从未有过的事。他说，谢天谢地，只是做一个梦，医生说我有了大麻烦了。在苏州时同事们去看他，我把他做梦的事告诉他们，一位同事说，竟然有这样的事，那金平一定会有出路的，他死不了。 当初做骨髓配型前，大家都说朱和他妹妹长得象，要能配得上肯定是他妹妹，可他的弟弟金链坚信一定是自己。据婆奶奶讲，金平小时候体弱多病，金链出生时，当时尚在世上的曾祖母说：“给这孩子起名叫链子，平的命娇，万一将来有什么灾什么难的，他来拴住他哥。”朱的骨髓配号与金链相合，这个从未谋面的长辈的话便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 他出生后拉血，那时家庭没有条件治疗，我的太公公无意中在门前桃树的枯枝上碰上这么一件“奇物”：一只裂开口的干桃，里面有三条干干的小鱼。太公公惊奇的不得了，摘下来，放在水里面熬一下，然后喂到他的肚子里——他好了。听说当年桃鱼的故事曾经传遍附近的村庄。 朱在无菌仓里最危险的那段日子，什么也吃不下，他说以前父亲将刚摘下来的红枣放在炉火上烧，去了皮泡开水很好喝，我去问大夫能喝吗，大夫说枣是补血的。那时北京正是秋末初冬时节，市场根本买不到新鲜的枣，偏偏在我们租住的那个大杂院里就有一棵又大又老的枣树，院子里落叶铺地，高高的枝头上下还挂着没有落尽的一个个大红枣。这棵枣树长在院子正中间，整个院落都在它的庇护之下，孩子们在树上爬上爬下。热诚善良的房东大爷听说了，拿出竹竿去打枣儿，又拿出单子铺在院子里，不让枣儿落在地上。老人家说，谁知道这树有多少年了，我记事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了。 我感到神秘。 虽然我明白可能什么都是巧合，但我又一厢情愿地相信这是上天安排的一场考验，他总会适时、悄悄地帮我们一把。 我经常对天默念我的感激、我的许愿。 还是在北京时，我学校里的一个好友大李打电话跟我说，胡，你真坚强，办公室的同事都说，在一起工作那么多年，怎么一点都看不出来。 我坚强吗？我能算得上坚强吗？ 我说：大李，我多想能趴在你的肩上哭一场。小时候遇上发愁的事，只要狠狠地大哭一场，父母会帮我解决一切，现在父母又能怎么样呢，他们只会陪着我哭。 大李有些抽抽噎噎，我说：“大李，我想回家，真的很想回家，我的心很累，我就是心累。实际上身体的累能怎么样，脏又怎么样，苦又怎么样，最可怕的、最希望摆脱的就是那种心的累。 病友家属们在一起，最能共鸣的就是心累。 我想到过跳楼，我再一想，如果我跳了，他又怎么办呢，世界上没有人替我承担这份责任——这种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死都死不了、连死都无法选择的人。 大李，你哪里知道我的‘坚强’是怎么样撑出来的。” 在我眼里，他才是坚强的。大家都知道他的命花了60万，谁又能清楚这60万一笔一笔聚集的过程，谁又能清楚这60万背后有着多少故事。毕竟他生病时小家庭几乎没有积蓄啊。现在想一下，60万几乎算一个奇迹了。当然，一切都是以社会的、别人的爱心为基础的，但只有我能够体会，在许多的事情上他的思考、我们共同的争取是多么重要。 朱承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煎熬，他的人却算得上始终没有倒。一年多里，他有十个月是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输液的，也有烦躁无比时，但很少；骨髓穿刺、化疗，大家想想都害怕，但对他而言坦然、平静地象对待一日一日的三顿饭；为了赚一些稿费，朱和护士商量把针扎在左手上，把右手腾出来写字；那阵儿，鼻子挂上了氧气管，他还是想着和我一起去筹钱，回到家乡又偷偷瞒着我学走路…… 这些我不能忘。 在艰难的时候，他仍是我的主心骨。 我也不否认自己。心里头紧张也好，恐惧也好，我总能在他的面前撑着。他吐了血，我的心吓得发冷，但是我语气轻松地告诉他，大夫说一个毛细血管裂开了，没什么关系。我的精神支持了他的精神，我的坚持支持了他的坚持。他在无菌仓里收到我的那些信后曾回了我这样一个字条： “吃饭也是为了你，吃药也是为了你！” 我曾问他：“你怕死吗？”他说：“不怕死，我却怕和你分离。” 田歌老师曾问我：“什么力量能让你这样苦苦支撑。”我总结不出什么力量，我说：“他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我们离不开。” 当初在苏州血液病房一起住院的120几个病人，唯有他一个通过骨髓移植活了下来，至今，其他人都已去了。为什么？ 我们很幸运，这是一个原因。我相信，在主观上也是有原因的。 我心中的希望有很多是他给的，我也努力地给他希望，这种互相的给予，没有停止过。还有，不管是我，还是他，我们从来没有在快绝望的时候说出来绝望的结论，我想，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多次化险为夷。 当初每一次宽慰他，其实我心里没有答案。今天当生活给出答案的时候，又觉得原本就该如此。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尽管只是小小的棋，也要作艰难的对抗。 命运没有轨道。有些事情我们之所以不去做，并不是我们没有能力，而是缺少信念和勇气。你不去拼怎么知道不会成功，你没有想法、没有行动状况又怎么会改变，什么都不会唾手而得。 曾在网上看到一则小故事，我挺有感触—— 题目是《父亲的教训》： 某年冬天，父亲想弄些柴火，他找到一棵枯树，把它锯了下来。到了春天，我们惊奇地发现，树桩上又萌发了一圈新绿的嫩芽。当时，父亲说，我真的以为这棵树已经死了，冬天里树叶掉得精光，而且光秃秃的枝子不断地往地上落，一点活力也没有，现在才知道，它确实还活着。他看着我，接着说，孩子，不要忘了这个教训，不要在冬天里砍树，不论处于任何状态，决不要在事先就得出消极的结论。耐心等待，冬天会过去，春天会再来。 下接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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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友故事
朱金平 《我的求生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