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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捐赠的生命
第一章 病中日记
一 灾难悄然来临 说来惭愧，我是从医二十多年的医生，却曾将自己的病延误，所幸的是时间不长。 1999年的春节刚过不久，我出现了一种很反常的胃痛，服用多种胃药都不管用。一个多月不见好转，我暗自猜想：该不会是胃里长了什么“东西”？ 于是，我来到曾经工作过的西安解放军323医院作检查。消化科张国华主任为我做了胃镜检查，结论是“浅表性胃炎”。当时张主任很关切地对我说：“你的脸色可很不好啊！” 我不以为然地答道：“可能是最近一段时间食欲不好的缘故吧。” 如果那个时候，我能去做一个最简单的血常规检查，白血病的诊断应当提前很多天。 然而，我没有去做。 胃镜检查没有发现大问题，我暗自松了一口气。 但那以后的二十多天里，我的胃痛非但没有减轻，又出现了间断性的发烧。我只觉得自己越来越软弱无力，方圆诊所（我从部队复员后自办的诊所）的工作几乎坚持不下去了。 那是一个阴雨天，我因发烧在家休息。上午9点多钟，电话铃响起，诊所门口有个病孩儿在等我看病。这个名叫浩浩的6岁男孩儿是我诊所的“常客”，他家去年从我的诊所所处的西郊搬到了东郊，他妈妈不辞路远，仍认准了我的“方圆诊所”。想到他们母子冒雨来一趟不容易，我就硬撑着到诊所去给孩子看病。 临出家门，八十多岁的老妈跟在我身后又急又心疼地说：“看你自己成什么样子了，还要去吗？” “我不能不去，他们是专程从东郊赶来找我的。” 到了诊所，我给孩子检查处理完，孩子躺在床上输液，精疲力竭的我则躺倒在了另一张床上。 3月29日，刚刚出差回来的丈夫景陪我到323医院做全面检查。朋友王卓娅是位业务能力很强、干练的护士长，她一边给我抽血一边问我：“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最近一段时间总是间断发烧，人也越来越没劲了。” 在检验科为我验血的也是我原来的邻居何忠平，我俩的女儿在幼儿园曾是同班。忠平做检验工作 二十多年，经验丰富，技术娴熟。 检测结果我血中的白细胞高达4万多。忠平神色有点紧张地对我说：“再复查一下吧。”她赶忙为我又做了血液涂片检查。 当忠平将血液涂片放在显微镜下一眼望去，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她很快强掩住惊慌和紧张，换了种轻松的口吻对我说：“你先去作别的检查，我这里还得等一会儿。” 支走了我，忠平又去看血片，只见显微镜下满视野都是面目狰狞的白血病细胞（即幼稚细胞），一个令人恐怖的诊断在忠平的脑海中跳了出来——白血病？! 或许是作为朋友彼此太熟悉了，这个结果惊得忠平双腿发软，她几乎是用颤抖的手写出了报告单。随后，她赶紧让同事王启林去找我的丈夫景。 启林焦急地告诉景：“小兰的病不好，快去找血液科主任!” 当时，我在三楼B超室门口坐着等待检查，望着在走廊另一头低语商量的景和启林，我心中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景背着我去找了血液科王主任，回来时口袋里装着住院证。但他没有告诉我实情。 学医的人都懂得一个基本原则：对恶性疾病的诊断，需要对患者本人保密（或依患者的承受力而定）。 景先稳定了他自己的情绪，然后对我说：“你的血象很高，看来是有炎症，医生让再打几天消炎针，咱们先回家吧。”乘车回家的路上，我暗示性地对景说：“回去就跟咱妈说，我患了贫血症。” 进了家门，面对着老妈和姐姐关切的询问，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没什么大事，是贫血。”当时，就连同是内科医生的姐姐也被蒙住了：“是贫血就不要紧，好治。”她们都没有看出任何破绽。 一向工作十分繁忙，原本打算陪我看完病就去上班的景，却没有去单位。他扶我躺到床上后，转身去农贸市场买回了两只鸡，回家就拾掇出来一只炖进了锅里。只见他进进出出地忙个不停。 面对此情景，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患了什么病。尽管景不忍把真情告诉我，但我和他毕竟是四医大医疗系的同班同学，况且我做儿科临床医生已有二十多年了。 白血病，这无法回避的残酷现实，就这样悄然来到了我的面前。 当晚，夜已很深，但景和我都无法入睡。满腹心事的我俩好像是在闲聊，景尽量把话题引向别处，而一向肚里藏不住三句话的我，终于憋不住了，单刀直入地问他： “我的血液涂片情况怎么样？是急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还是急粒（急性粒细胞白血病）？” 听了我的问话，景一怔，低头沉默了片刻，最后吐出几个字：“好像是急粒……” 接着，他又说：“王主任已开了住院证，让你尽快去住院进一步检查确诊。” “无非是做骨穿确诊类型，我不想去住院，更不想化疗。我亲眼见过两个急粒病人，一个是11岁的男孩子， 一个是咱们学校航医教研室的石主任，他们都是在确诊后很快上了化疗，结果都没出一个月就‘走’了，我可不想那么快……况且得了这种病治与不治都是那么回事，听天由命吧！也许找中医看看，吃吃中药还能拖延一段时间……” 听了我的话，景不知说什么好，但他还是劝我道：“我们到医院做个骨穿检查，确诊类型再说，好吗？” 我点点头答应了。 小五的回忆 灾难，我们常在书籍、影视、报刊上看到，未曾贴近的灾难是陌生的、模糊的，似乎是隐隐地提示我们生活中还有着不尽美好的一面，可那都是旁人，能引起触动的不过是一掬同情之泪，一声深沉的叹息。当终于有一天灾难降临到你最亲近的人身上时，你会猝然发现，残酷的现实和悲惨的命运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如同达摩克利斯的那把剑，它时刻悬在每一个人的头顶，锋利、闪着寒光的剑锋随时随地即可挥落，根本不容你回过神来。 1999年初春，乍暖还寒，那是一个极普通的日子，天气像这个季节大多数的日子一样，灰暗、阴沉。我接到姐夫的电话，要我回家一趟，我压根儿没想到有什么不幸的消息。二姐小兰生病有些日子了，可我一直认为是感冒。猛然间听到白血病三个字，我脑子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定了定神儿，才想了一句话，怎么回事儿，不是感冒么？我毫无精神准备，懵懵懂懂，天像是压了下来，心已乱了方寸。不能啊，小兰刚从东北复员回到母亲身边，好日子才开始，女儿还小，更主要的，她正值中年，后面还有多少美好的事物等待着她，怎么会？…… 白血病，不就是血癌么？命运再一次向我们露出了那张狰狞的脸。 ： 第二天，景陪我到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血液科检查。科主任杨兰亲自为我做了骨髓穿刺检查。西京医院的好友刘建平（西京医院儿科教授）和胸外科薛护士长，得知消息后也赶来看望我。 当朋友们听景说我拒绝化疗，他们都很吃惊，杨兰主任和白庆咸医生更是毫不客气地批评我：“你自己还是个医生，怎么能有病不治呢？如今白血病的化疗比前十多年已有了很大的改进，疗效也提高了。现在还有很多药物和方法可以减轻化疗的副作用。更重要的是下一步的骨髓移植完全可以根治白血病。你不应该拒绝化疗，要树立起信心，会有希望的！” 杨主任、白医生的批评及朋友们的劝导，让我改变了放弃化疗的想法。 骨髓检查结果当天就出来了，我被确诊为“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 细心的景将我的原始骨髓片分别送到了陕西省人民医院和西安医科大学附属一院，找有关专家进一步确诊分型。结果这三家医院对我的骨髓象检查诊断分型提出了三种意见：有认为是M3（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还有考虑为M2（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和M4（急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细胞形态学的鉴别诊断，还需要血液免疫生化等组织学检查。 面对这无法改变的残酷现实，我不想让亲人们为我揪心和难过，因此，我的情绪反而镇定和平静了许多。我对景说，不要告诉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怕她老人家承受不起这种事情刺激；也不要让正上高一的女儿芳芳知道实情，担心影响她繁重的学业。 正巧，在我患病前不久，看过一期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节目，题为“感受坚强”。讲述的是北京中学生张穆然身患绝症，微笑着走完她短暂的人生之路的真实经历。 这时，我在想，面对死的威胁、生的摧残，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都能做得那样坚强，我又有何惧呢!？况且恐惧、忧虑和绝望都是于事无补的，既然这样，莫不如坦坦然然地面对现实。 抱着这种想法和心态，我住进了四医大西京医院血液科。从那一天起，几乎一年的时间我都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的。都说往事不堪回首，可那几百个日日夜夜，每一时每一刻都如刀刻斧凿一般留在我的记忆中，永生难忘。那段日子，过得真是非常的艰难和痛苦，我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幸运的是，我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险关，一个坚定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我：我的病一定会好的! 住院的第一天，我拿出了一个新的日记本，在首页为自己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我相信这不是我的最后一本日记!”
1999年4月2日 星期五 晴 今天的天气格外晴朗，太阳暖融融的。 景送我住进了西京医院血液科25床，杨主任为我制订了治疗方案，明天开始化疗。 杨主任和白医生对我说：成人的急粒和小儿的急淋通过合理的化疗，疗效还是比较理想的，并非我原来认为的那样：急粒恶性程度高，没有办法治疗。他们劝我不要有太多顾虑，一再强调现在都主张实施无痛苦化疗，医生会尽可能地采取一些措施来减轻化疗药物的副作用，并鼓励我树立起信心。 听了杨主任和白医生的话后，我心里踏实多了。 在同病室，我遇见了一位30岁的急粒患者，她已做过3个疗程的化疗，今天出院。她说她前两个疗程的化疗基本没有什么反应，效果也挺好，完全缓解了。看到她从从容容的样子，我心里好像有了底，对化疗的顾虑也打消了许多。 这几天我不止一次想起17岁的张穆然，想起《西安晚报》报道的李琳的经历。李琳是西安西郊某工厂的医生，她在身患两种癌症的情况下一直从容、坚强地生活。我应当从她们身上悟出点什么。 人不论在什么境遇中都要表现得刚强、镇静、从容，看淡一切，什么都不要怕！我对自己说：“既来之，则安之。”面对病魔，树立信心，坦然待之，磨练意志。 我面临着一场考验，勇敢地迎接人生的挑战吧，做一个生活的强者！
1999年4月3日 星期六 今天开始化疗。中午12点注射止吐针，接着静脉推注柔红霉素，静点阿糖胞苷。为了保证疗效，阿糖胞苷要持续静点24个小时。 也许因为是第一天，我没什么明显反应，胃口不错，喝了不少鸡汤。 上午，小五、姐姐、姐夫来看我；中午，青川、高云两口子来看我；同学佟加恩两次从北京打来电话，要我去北京空军总医院治疗；323医院的刘秦、何忠平、赵淑杰等朋友们都关切地打电话问候我。 西安医学院附属一院病理科副主任杨兆瑞是表妹杜稚的丈夫，我被确诊后，他马上打电话告诉了在上海的杜稚妹，情同手足的杜稚妹听到这个消息后失声痛哭。 景陪我了一整天，晚上劝他回家，明天还有好多事要安排。
1999年4月4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是化疗的第二天，没什么反应，每顿饭都吃得不少。有点犯难的是痔疮出血明显加重了。景买来蜂蜜，让我多吃水果，以保持大便通畅。 中午，淑晋、三毛和她丈夫来了，送来了鲜花和一大堆营养品。我们是少年时期一个院子长大的朋友，性格也大都开朗直爽，几个大嗓门在病房里旁若无人地聊天，挺热闹。朋友们看我情绪很稳定，对病看得也很开，都放心了。 邻床病友韩亚丽是黄河厂的女工，她的病还没有查清楚，要做骨穿等进一步检查。我俩一见面就投缘地相互介绍，聊天，互相鼓励，树立信心，战胜病魔。 亚丽的女儿和芳芳一样大，我俩都是当母亲的，一谈起孩子免不了泪眼相对。亚丽说她的女儿虽然考上了重点高中，但她家里的经济状况是无力支撑孩子上大学的，所以她想让女儿改上护校。她希望孩子掌握一门技能，日后能有个稳定的工作。 我想尽力帮助她。
1999年4月5日 星期一 晴 化疗第三天又顺利地度过了。自我感觉精神状态不错。 食欲非但没减，比平时还吃得多，两个包子、一碗稀饭还不够，景又买来了清蒸鱼和饼。 景已有一个星期没去上班了，这些天来他一直在为我的病四处联系咨询。景平素性格沉稳、内向，但这一次他也掩饰不住紧张、忧郁、沉重的心境，他给北京空军总院的同学佟加恩打电话时，未及张口就已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今天姐姐在病房陪护我，持续静点阿糖胞苷，被拴在床上很不方便。虽说化疗反应不大，但近几日来痔疮出血明显增多，每次从厕所出来头晕、耳鸣，难以自持。要尽量多吃些水果和蔬菜。 下午干休所医务室谷主任和他老伴来看我，我对谷主任说千万不要让我妈知道，老人家受不了这种刺激的。杜稚妹从上海打来电话，小杨又来病房看我。他们都在为我担心，我尽量表现得轻松、乐观一点，让关爱我的亲友们放心。 小五要去广州出差，临走前在我枕头下悄悄地放了5000块钱。他对我丈夫景说，要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办法，不要怕花钱……我知道弟弟也是工薪阶层，儿子又在上高中，经济并不宽裕，在我遭遇不幸时血脉相连的同胞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 我们同胞五人，弟弟小五虽然排行最小，但他最懂事，最仁义。父亲去世后，老妈曾因消化道大出血几度住院报病危，炎热的夏季里小五陪护老妈体贴入微，在床边不停地用扇子为老妈扇凉，周围的人都夸小五是大孝子；1996年大年初一大哥因肝硬化食道静脉破裂大出血病危抢救时，小五挺身而出，出钱出力；现在小五又在为我心痛和着急，我真为有这样的弟弟感到欣慰。
小五的回忆： 我们的父亲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军人，我是他的第五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儿子。孩子多了就没有什么掌上明珠之说，但父母和哥哥姐姐对我一直疼爱有加，我很早就知道，这些在我成长过程中是自然的，也是可贵的。作为军人，父亲对我们兄妹五个要求非常严格，他的正直给我的一生都打下了烙印。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年轻人的前途没有很多的选择，从1968年起，我们兄弟姐妹五个陆续都入伍参军，走进了解放军这个大熔炉、大学校。按排序，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家的。养大了这么多孩子，都像鸟一样的飞走，家中的冷清可以想象。从小我对家庭的温暖感受颇深，以至于对所有的亲人产生了过深的依恋。特别是看到父母一天天衰老，心里常有一种莫名的恐惧，生怕他们有一天会离我而去，我甚至萌生过有悖于常理和自然规律的奇异念头，我想是不是我应该先离开这个世界，在遥远的天国等待我的亲人，因为我怕自己承受不了失去亲人时那种肝肠寸断的悲伤。我在家中最小，一想到所有的亲人或许都会先我而去，心中就不寒而栗，我担心那一次次的生离死别会摧垮自己那颗脆弱的心。 命运从不因哪个人的善良而垂怜于他。1983年10月我还是失去了父亲。经受了巨大的悲痛之后，我默默地叮嘱自己，要用活着的每一天竭尽孝道侍奉母亲，善待我的亲人和朋友，用真诚和爱心面对自己周围的世界。 灾难，不管多么巨大，有时降临却是无声无息。我不知道人的一生要遇到多少灾祸和磨难。
1999年4月6日 星期二 晴 化疗第四天，柔红霉素已停用，现在单用阿糖胞苷。 西京医院的内科大楼是50年代建的，显然已经过时了。厕所离我住的病房有几十米远，三个转弯。去厕所成了我的难题。 今天清晨，痔疮又出血不少，我只感到头晕、耳鸣、恶心，好不容易硬撑着走回病房，筋疲力尽地一头倒在了床上。杨兰主任来查房，了解到我痔疮出血的问题，十分重视。杨主任马上指示主管医生为我配血，输血400毫升。我的血色素已由原来的6.7克降到了5.2克。 下午小娟送来鸡汤，接着小五的同学齐龙、郭铭来看我。我们是同在一个大院里长大的“发小”。 两位小老弟见我的双手一只输血、一只输化疗药，却仍和他们谈笑风生，怀疑地问我究竟是不是得了《血疑》中幸子患的那种血癌。确认是事实后，他们不由得感慨和叹息。 景单位的同事刘峰两口子和小胡也来看我。晚上高云又带着孩子来看我。我知道她和青川（青川是西京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攻读博士学位，高云是323医院疼痛科护士长）工作都十分繁忙，一再对她说不要为我担心。 姐姐这几天陪护我，什么都搞得井井有条。景的陪护却让我忍俊不禁，让他去洗手，他顺手就拿起我的洗脸毛巾擦他的脏手。这让我想起我当年生女儿芳芳坐月子时，景休假在家。不知什么原因，孩子的尿布越来越少，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他只洗尿布，屎布都扔进家门口的大梨树下埋了。老妈为此说他干事“胡日鬼”。其实男人对琐事的不经心是司空见惯的，我理解他。 1999年4月7日 星期三 晴 天气明显转暖，我们这些关在病房里的病人，自然不能像健康人那样感受春天的气息。今天323医院的同事王卓娅、赵本胜两口和王玉敏来看我。 青川也送来一盆精美的鲜花，加上前两天朋友们送的几盆，摆在病房中间，给人一种美好、温馨的感觉。 晚上宋立坚又来看我，她的儿子患黄疸型肝炎住院，她要给学生上课，正忙得不可开交，却还惦记着我。
1999年4月8日 星期四 阴 第一次遇险 化疗第六天，有惊无“险”的一天。 便秘越来越重，今天用了缓泻药也不管用。下午6时许，姐姐陪我上厕所，持续大量地出血后，我终于昏倒在地失去了知觉，瘦弱的姐姐一手举着输液瓶，一手扶着我，焦急地大声呼救…… 也不知过了多久，姐姐的呼救声把我从冥冥之中唤醒，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醒过来时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当我渐渐地清醒过来，几天来经历的一切：化验、骨穿、确诊……一幕幕地在脑海中清晰地呈现，我这才意识到，此时此刻自己是在西京医院的血液科，是因为患了血癌在化疗。 那一刹那间，一种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地踏上不归路的悲凄之情从心头掠过…… 一位穿红毛衣好心的女陪护帮助姐姐将我背回了病房，紧接着医生、护士来了好几位，给我吸氧、输液、配血忙作一团。同病室的其他几位病人和陪伴们，看到我的危险状态，也都显得十分的惊慌。 一片忙乱中景赶到了，他见到虚弱、苍白、无助的我，心里又急又痛，不住地说：“怎么会成这样？怎么会折腾成这个样子？” 景立即向护士要来一个手套，用手为我掏大便。 没有想到，化疗反应并不重，痔疮出血却把我放倒了。到了后半夜我仍是腹部阵阵绞痛，面色苍白如纸、冷汗淋漓、四肢发凉。值班医生和护士给我吸氧、输液，打止血针。 26床高瑞的妈妈是一位好心的陕北妇女，她一会儿为我倒水，一会儿为我倒便盆。24床的韩亚丽也起来了，她站在我床边，轻轻抚摸着我湿冷的前额，紧握着我冰凉的手安慰着我。 凌晨3点多钟，我感到自己快要支撑不住了，甚至想到我倘若真的不行了怎么办？要“走”，也该给家人留句话吧。于是，我想让高瑞的妈妈去帮我打电话叫景来医院，但我又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深更半夜的电话铃声，会惊醒和吓着仍被蒙在鼓里的老妈。 同病室的另一位病友说我：“你太要强了，看你自己都成什么样子了，晚上还不让家人陪护。” 我知道体弱的姐姐和繁忙的景都不容易，我不想让他们白天晚上熬在医院陪护我。 天快要亮的时候，那种弥留的感觉消失了。 我的生命终于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黎明，我还活着!
1999年4月9日 星期五 多云 第一次流泪 昨天下午和一夜的折腾，只觉得全身没有一点点力气，虚弱不堪地卧在床上。 这会儿倒真正像个病人了。姐姐连续一星期陪护我，今天她更是在床边忙个不停。我这个一向在家里被称为“身体倍儿棒”的人，如今反而拖累着瘦弱的姐姐，心里真不是滋味。 杨主任和白医生看到我太虚弱，准备暂停化疗。可作为医生的我，懂得化疗是不同于普通治疗的，它是按细胞增殖周期制订的用药方案，现在少用一天，以后可能就要增加一个疗程，我不想让第一个疗程的化疗前功尽弃，便坚持要求完成第一个化疗的全疗程。 杨主任和白医生同意了。下午又输血。 自确诊以来，今天，我第一次当着家人的面流泪。小娟告诉我，那天我从323医院检查回家后，景立刻背着我打电话告诉了弟弟和姐姐，他们都十分震惊和悲伤，立即赶回家来。 小五的回忆： 我轻轻地走进房间，小兰在沉睡。是病痛的折磨还是心灵经受着巨大的负担？她紧闭的双目在眼帘背后看到了什么，我不得而知。白血病不会让生死在须臾之间，这对病患者来说更残酷，因为它会让你亲眼目睹死神一步步逼近，让你听到咚咚而至恐怖的脚步声。人在面临灾难时的无奈是生命最大的悲哀。我背身走到窗口，泪水早已潸然而下，洒落胸前。我该怎么办，面对亲人的不幸，我能做些什么。当我擦干泪水出了房间，看到年迈的尚不知情的母亲时，脑海里突然闪出一句话：“白发人送黑发人”，那一刻我就深知这痛苦是我所不能承受的。 接下来几天，我就像是幼儿园的孩子一般，天真地等待那其实已毫无疑义的“确诊”。给小兰初诊的医院本来就不是小医院，小兰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多年。给她化验的是她的老朋友，谁敢开这样的玩笑呢？那是一段揪心的日子。确诊那天，我回到家里后，不言不语，空气沉闷得似乎已凝结。当妻子忍不住开口相问的那一刻，我失声痛哭起来。几天来一直压抑在心底的悲伤和痛苦随着泪水一起涌出。我深深地哀叹小兰和这个家庭的不幸，一切都变得那么真实，又残忍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与命运抗争。 姐姐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后惊得双腿直发软，大哥也焦急地从兰州打来电话询问我的病情。 当我听到这些后，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这种痛彻心扉的感受，惟有血脉相连的同胞才能深深地体会得到。 1999年4月10日 星期六 晴转雨 一星期的化疗结束了，今天不打吊针。浑身无力，下午低烧。 白医生和护士长都叮嘱我要戴口罩，预防感染，因为化疗后，全血象因骨髓受抑制而降低，要安全度过这段时间，隔离保护尤为重要。[JP]景告诉我，在广州出差的小五天天打来电话询问我的情况。 晚上高彦姝主任（我在咸阳陆军182医院的同事）和她的老伴李广胤主任来病房看我。高主任看我情绪很好，鼓励我要乐观、坚强。高主任以她自己患病的经历告诉我，只要有信心就会闯过这一关。
1999年4月11日 星期日 多云 困境中的忧虑 时间过得真快，住院已经9天了。 下午景陪着老妈、带着芳芳来看我。老妈看到我精神还好挺高兴，又生气地向我唠叨起保姆的事，让我感到头痛。 芳芳看上去瘦了，低着头不说话，好像有心事。我凭直觉感到女儿猜出我患的什么病，在吉林时景曾被误诊为“癌症”，有过两次虚惊，女儿会往不好的方面想的。 景告诉我，昨晚下大雨，芳芳上完课后住在同学家，当时我很生气。同病室的病友们以为我见到芳芳一定会说她，可是此时我见到女儿，心里只是疼怜，哪里会去训她呢？虽说我平时脾气不好，爱唠叨、教训她，可是现在我患了这种病，也许关心和教育她的时间都不多了，哪里会再去唠叨她呢？ 今天上午白医生查房，我向她了解了治疗步骤：治疗白血病分诱导缓解、强化治疗、维持巩固治疗几个阶段。我现在是第一阶段，化疗后的第二周骨髓抑制血象达最低点，要加强保护，预防感染和出血；第三周血象开始复升，然后作骨穿，骨髓象检查看化疗效果能否达到缓解，然后再上第二个疗程。第一年一个多月化疗一次。 这样看来，治病的道路还遥遥无期。我将要长时间地在医院里度过，拖累着家人，还要付出昂贵的医药费……我现在真正是身不由己，无可奈何。我劝自己，想那么多没有用，只有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顺其自然吧。 晚上胸骨隐隐作痛。 景又来送东西，今天他来回跑了三趟。我们家距离医院有十多里路，刚刚学会骑摩托车的景每天辛劳地来回奔波着。
1999年4月12日 星期一 多云 读书分忧 化疗结束后第三天，全身乏力日渐明显，躺在床上动都不想动，一点力气也没有。 杨主任查房告诉我血小板已降至1万，白细胞2000，血色素2克多。要小心注意防止出血和感染，可能血象还要下降。这段时间是高危时期，但愿能安全度过。 今天又输了两袋红细胞悬液，这已是第四次输血。患白血病让我也变成了“吸血鬼”，就这样我每天仍在失血（痔疮和月经），医生已给我用了药，以减少月经量，但没有效果。 我现在住的是6个人的大病室，每天来往探视的人多，我白天都戴着口罩。同病室的病人、陪护们都相处得不错，互帮互助。我出血休克的那个夜晚，多亏了两位邻床病友和陪护的帮忙。 宋立坚为我送来一本书，有一段写的是“意象与癌的关系”，感觉不错，摘抄部分： 有效的抗癌意象中常见的几种特性： 把癌细胞看得弱小而模糊，而把治疗看成强大而有力。把健康细胞“视”为绝无困难修复治疗时造成的任何伤害。此外，应该把白细胞想象为摧枯拉朽的庞大军队。这些白细胞应该想象为渴望去战斗并迅速发现和摧毁癌细胞。然后再把这些被摧毁的癌细胞想象为自然地顺着血流被冲走了。 意象结束时，患者应该将自己“视”为健康无比且无癌症了，准备就绪去冲刺人生的目的和完成人生的理想。 意象有助于患者应付焦虑、疼痛及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带来的副作用。这是现实的期望：我们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可以明显地影响死亡的质量，而且我们可以影响疾病的过程。 当你获得机会来平静地叙述所经历的事、口述或笔述似乎多少有益于你的免疫系统，至少对控制某种病毒是这样。长时间地把思想和感情压抑在心底，会使人处于染上各种疾病的高危状态。相反，忏悔似乎不但对心灵有益，而且对身体也有利。 心悦胜百药。放声大笑和愉乐精神确实是所有药物中最好的一味药。 愉快原则：简而言之，最健康的人似乎是爱欢乐，寻求欢乐，创造欢乐的人。 音乐的安抚作用——人生的另一大乐趣是欣赏音乐，它自古代以来便与医学密不可分。音乐最常见用途是缓解疼痛和忧虑。 生活之乐在于给予，是积极生活方式的主要动力。 摘自《身心交融》一书 1999年4月13日 星期二 晴
作为病人都希望能遇到医术高、态度好的医生和护士。我的邻床、13岁的小高瑞患病4个多月，辗转几家医院，费用已高达6万多，先后被诊断为肝炎和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预后不好，目前血小板才7000（正常10－30万），已报病危。 小高瑞这几天每天药费高达四千多元，医生给她用的是人血球蛋白和甲基强的松龙冲击疗法。看上去孩子对药物反应不轻，头痛、呕吐不止。高瑞妈妈焦急地去找她的主管医生（一名进修医生），这位医生显得很不耐烦，也不主动到床边来看看病人。殊不知“冲击疗法”是有一定风险的，需要密切观察药物反应和病情变化。我在一边看着，真替小高瑞着急。 反思行医之路 我庆幸自己初踏医道，就有严师指教：“医乃仁术”，“生死攸关”，“行医如履薄冰，要有高度的责任心”。 我看到过323医院儿科刘天娇主任的严谨治学及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和认真负责。刘主任对农村来的危重病儿积极抢救，病儿脱险后，她从自己家里熬好热粥送给家境贫寒的患儿，嘘寒问暖。我还见过年近七旬、学富五车、经验丰富的“西京医院”儿科郦清教授星期天都很少在家里休息，不是在办公室看书查资料，就是为病儿的诊治忙碌着。 面对这样的长者严师，我等小辈哪敢懈怠？有严师的身体力行，我深知面对疾苦中的病人，医家不仅要有娴熟的医术，还要有仁爱之心。自军医大学毕业，当儿科临床医生二十多年，成日忙忙碌碌，不敢有半点懈怠。 一次严峻的考验
1989年下半年，为结束和丈夫长达近10年的两地分居生活，我由西安323医院调往吉林空军465医院。不久，院领导就让我承担起儿科主任职责。 那是个冬季，我们儿科在短短两三天内接连收入一批空军医高专幼儿园小班的孩子，年龄在两岁至两岁半。入院后这批患儿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了严重的心力衰竭，有的还合并有严重的呼吸衰竭和中毒性心肌炎等并发症，8个患儿报了病重和病危。 根据临床表现和群体性发病，我和李渌江、李桂兰两位医生考虑这是一批东北地区冬春季易流行的重症腺病毒肺炎。这种肺炎好发于婴幼儿，没有特效药物治疗，只能依靠支持疗法和对症治疗。死亡率在5%。 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一是我在西安医院仅遇见过一例腺病毒肺炎，是个5岁的患儿，在刘主任的坐镇指导下，我们抢救了20多天孩子才脱离危险。二来我知道此病病势凶险又没有特效治疗药物，加之自己临床经验有限，感到压力重重，还有个别人在一边对我这个刚调来的人冷眼相看。 眼看一个个病情越来越危重的小患儿，面对压力和重担，当时我真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医院政委张亚峰找我谈话时，我急哭了。张政委说：“孙医生，院党委相信你和儿科全体同志一定能完成这次抢救任务，我们理解你，全力支持你!” 张政委一番话给了我很大的精神支持和鼓励，我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战斗”。 当时因重危患儿多，病室的氧气、吸痰器不够用，院领导指示药房和其他科室全力支援儿科，快速地调配抢救器械和药品。我和两位李医生及全科护士为了抢救这些患儿，没黑没白地奋战在病房。 其中有一对双胞胎小姐妹吕程和吕航，妹妹吕航病情最重，有一天后半夜，合并有严重心力衰竭和中毒性心肌炎的吕航病情突然恶化，心率降到了每分钟30多次。当时的情形十分危险，经过一番紧张的抢救，我们终于将患儿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还有位患儿的父亲曾一度想将他病危的女儿转院，并在外院联系好了床位，后来看到其他几名患儿在我们的积极抢救和精心治疗下一个一个地都脱离了危险，病情好转，最后他还是决定留了下来，他的女儿最终也获得了痊愈。 这期间，我们还请了白求恩医科大学儿科的资深教授前来会诊，儿科前辈对我们的抢救方案及诊治水平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在院领导的支持帮助下，在同事们的齐心协力下，我们终于将这些危重患儿全部抢救成功。此后我曾发表过两篇治疗小儿腺病毒肺炎方面的学术论文并获奖。 *吕程和吕航后来一直叫我“孙妈妈”，从那时起，这对可爱的双胞胎小姐妹也成了我女儿芳芳形影不离的“小尾巴”。如今，这对双胞胎姐妹早已出落成如花似玉、才艺双全的妙龄少女。吕航在吉林市中考获得全市第一名，2005年她们随父母的工作变动转学到了上海，2006年妹妹顺利考入复旦大学，姐姐也考入了上海的另一所重点大学。自幼习练钢琴的姐妹俩还弹的一手好钢琴。 这是我行医路上一段难忘的记忆。
1999年4月14日 星期三 阴 亲情、友情、病友之情 血象越来越低，为了加强隔离，预防感染，今天我由大病房转到了洁净病房4床。 在大病房和病友们同病相怜相处不错，困难时互助，闲暇时聊天，伤感时互慰。因为我是医生，病友们及陪护总有人向我咨询问题，我就耐心地为他们解释。我同室的病友中有工人、农民，还有两个8岁和13岁的小病友。 虽然身患白血病，然而我乐观、镇静的情绪，爽朗的笑声、诙谐的逗趣、倒下又重新振作起来的行动，感染着周围的病友们。今天搬床，亚丽说：“你走了，我们的病室就不热闹了”。 下午又来了不少人看望我，干休所的韩阿姨，机场巷的福丽和小雪的姑姑，院里的严成和朋友吕芳。 我的方圆诊所才办一年多，和邻里们相处得都不错。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十分重要，只要你以诚待人，终会得到友谊和信赖。 1999年4月15日 星期四 多云 今天是“血崩”的一天。 从昨晚开始，“例假”出血不止，用“血流如注”形容也不过分，我无法也无力活动，卧床一天。血从里透到外，床单、被子上到处都是血，皮肤、黏膜都有出血，两下肢都是大块大块的瘀斑。我知道，这是化疗后血小板太低的缘故。 医院几天没有联系到血小板，景十分焦急。今天他到市中心血站跑了3趟，直到晚上9点多，终于买回来一袋血小板（2350元）。输上血小板，医生又给用了止血药，到了后半夜，出血量总算减少了。 小娟送来鸡汤，帮着我换洗衣物、倒便盆。看着和小五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小娟为我忙里忙外，我的心里除了感激还有感动。 小五的回忆 妻子小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受过良好教育，深明大义。说起来，我俩相识已经有三十多年。在小学一起读书，参加文艺宣传队，成天抬头低头都见面。我们的父辈是同事、战友，两家在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上下楼住过。从两家父母到兄弟姐妹熟悉得和一家人一般。她当兵比我还早两年，14岁就参军了。我们俩走上社会成年后都曾寻找过自己的另一半，转来转去，最后殊途同归。既然两小无猜，何须踏雪寻梅，缘分原来是天注定。和我结婚后，这些年我家里一档接一档地出事，父亲去世，母亲生病，大哥病危，二哥失去音信，小兰又患绝症，我时常感到身心疲惫不堪。妻子小娟在照顾我、宽慰我的同时，总是默默与我一起承受，分担着生活的重担。
1999年4月16日 星期五 阴 小雨 命运与缘分 住院已整整两周。景今天去甘肃西峰出差。 昨天输血小板，输血后，出血量明显减少。今天精神也挺好，清晨洗漱后还练了会儿气功，感觉不错。 上午好友刘建平来看我，她说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对战胜疾病十分重要。在临床上她遇到过不少病人，谁坚强，谁就能搏得最后的胜利，有的人病还没到什么份儿上，因精神垮了，早早就离世而去。 在病魔面前，我要做一个强者，绝不让它打倒！ 我和建平是同龄人，都出生于军人家庭，有着要强、不甘落后的个性。建平毕业后留校，现在西京医院儿科任教授，是心血管病专家，精通先心病的术前导管检查和术后监护技术。 下午干休所的几位老干部和所长、谷主任等一行六七人来病房看我。干休所的叔叔阿姨们一听我患了白血病，都以为我被判了“死刑”，表示十分关切和怜惜。我从内心感谢这些长辈们的关怀，但我并不悲观。 刚送走干休所的人，刘秦、刘经建姐妹俩来了。经建和我同年入伍，曾一起在兰州第一医院当卫生兵，刘秦则是我的好友，我俩相识于兰州军区总医院的产房。 1983年元月，我和刘秦同住兰州军区总院妇产科分娩。记得一次我俩到婴儿室给孩子哺乳，当护士给我抱来出生刚3天的女儿时，我突然惊呼起来：“谁把我孩子的头发剃了！”因为我前一天见到女儿还是一头浓密乌黑的胎毛，怎么变得稀疏发黄了？原来是粗心的护士抱错了婴儿，我立即“追要”回我的女儿芳芳。刘秦在一旁看着我着急的样子，捂着剖宫产术后的伤口笑得直不起腰来。 至今，我俩一见面还常提起那段让人好笑的往事。后来我俩先后调到西安陆军323医院工作，她在消化科，我在儿科。我母亲因溃疡病大出血多次在消化科住院，刘秦都是多方照顾；1996年大年初一我的大哥食道静脉破裂大出血，被紧急送到医院，碰巧又是刘秦值班，在她和张主任的全力抢救下，终于把失血四千多毫升的大哥抢救过来。 我和刘秦有着一种不解之缘。最近她年过80的老妈患病，婆婆又摔伤住院，她要照顾双方老人，还要承担繁忙的临床工作，真够难为她了。人到中年的日子过得真是太苦、太累了。 今天又输了两袋血，一袋血小板，入院以来已输血上千毫升。输血本是件危险的事，但现在为了维持生命不得不输。尽管这样，我的血色素也才5克。 同病室3床是位70多岁的老太太，一头银发，和蔼可亲，她是位高级工程师，老伴也是高工，搞电力设备的。老太太看到一拨一拨的人来看我，说：“你的人缘挺好，住院没几天，病友们都把你当做朋友，有难事都找你咨询。”她还夸我坚强和乐观。 1999年4月17日 星期六 阴 多难的家 今天没有特殊治疗，邻床老太太出院了，病室里就剩我一人。 景去西峰出差还没回来，姐姐不放心，今天又来陪我一天。小娟下午也来了，小五还从广州打来两次电话。一人有病，搅得全家都不安宁。 干休所毛爱萍小两口提着花篮来看我，赵红大姐从兰州托人带来滋养品，裴颖从吉林打电话来，还有323医院不少朋友打电话来，晚上高主任又来看我……这么多人都在关心我，我心里一次次地被感动着。 周围的人和我自己都在分析、猜测我这场病的诱因，说不清，道不白。也许和病毒感染有关？在生活的大转折面前我的心理承受能力还不够坚强？“长时间地把思想和感情压抑在心底，是会使人处于染上各种疾病的高危状态”。 自父亲去世的十几年来，家里总有不顺的事情发生，1986年、1987年老妈消化道溃疡大出血报病重、病危三次，接着1996年春节大哥肝硬化食道静脉破裂大出血死里逃生；没几年我又患了白血病，真不明白这个家究竟是怎么了？ 1999年4月18日 星期日 晴 昨天晚上9点多，景风尘仆仆地从甘肃西峰赶回西安，饭没顾上吃就到医院来看我。他的事太多，太辛苦，明天又要启程去北京。景到东大街为我买了个袖珍半导体收音机，以解我在病房里的寂寞。 上午9点多，芳芳乘公交车来医院，今天是周日，我们一家三口在病房里度过。我们都太疲劳了，午饭后美美地睡了一大觉。芳芳下周就要期中考试，今天是背着书包来医院看我的。我叮咛她：“妈妈有病住院，你爸又太忙，学习、生活都靠你自己安排好，特别是学习，再不能滑坡了。”女儿点点头。 1992年丈夫被误诊为皮肤癌做过两次手术，当时对我和女儿刺激不小，生活的波折已给孩子留下了很深的记忆。芳芳可能认为我和她爸一样，会挺过去的。殊不知几年前那次，景是被误诊为“皮肤鳞状上皮癌”，而我这次却是真真切切地患了白血病。 昨天复查血象白细胞2600，血色素7～8克，血小板3～6万。第一个疗程的化疗经过还算顺利，反应也是敏感的。
1999年4月19日 星期一 晴 往事如梭 昨晚睡眠可以，早晨起来不像前两日那样疲惫，食欲也好些。 下午3点多，二哥孙长生和峰来到病房，这真出乎我的意料。世事竟是这样具有戏剧性。 22年前我和峰在四医大校园里相遇，我们曾同住一个院子，父母是战友也是邻居。当时峰的父母亲希望峰和我能相处成对。考虑到父辈间的情谊，我也曾试图将关系按老人希望的那样发展下去。和峰“纸上谈兵”近两年，但我始终找不到感觉。 1979年初，我即将毕业时，峰从广东调回西安，他和他的家人都认为门当户对的“姻缘”理应有个结果，而我最后却不管不顾地选择了自己的真正所爱、同窗三载的景。 毕业前夕，我一反常态主动向景表白了我的爱慕之心。没想到的是，当我向景袒露了埋在心底一年之久的心事后，景却意外地告诉我，两年前有战友给他介绍了对象，是他东北家乡纺织厂的一名女工。尽管见过几次面，但并没有共同语言，他曾试图与女方分手，但女方说什么也不同意。 景还对我说，他预感到毕业前我会来找他的，他对我印象很好，只因为他错走了一步而无法接受我对他这份感情。“心有灵犀一点通”，三年多的同窗生活，我和景在多少次相遇的目光中，彼此早已有了心跳的感觉。 清楚地记得那是1979年元月的一天，我在感情受挫后，在失望、无奈和痛苦的心境中，准备乘火车回兰州与家人过个团圆的春节。 在西安火车站的站台上，我的面前站着两个男人，一个是同窗三载、彼此都有着强烈的好感，却因种种原因和障碍难以接受我的景；一个是苦恋了我两年多，性格极强、精明干练的峰。当峰得知我为了对景的一片痴情，把自己折磨得痛不欲生的真情后，无奈而又感慨地说：“世事为什么会是这样？被爱的人不爱别人，不爱别人的人却被爱着。” 这件事对峰的打击不小，我知道自己负了峰对我的一片真心，可我又不能在感情上欺骗他和自己。所以十分“荒唐”“幼稚”地“背信弃义”。峰为了我，从广东部队调回西安，我却伤了他的心。如今想起，也觉得对不住他对我的一片真情，但这感情上的事，是勉强不得的。那时，年轻的我们都在感情的漩涡中挣扎着，难以自拔。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又在四医大相见。此时我身患绝症久卧病榻，峰从部队转业后在南方从商已当了多年的“老总”，看得出他的心情很不平静，而此时的我却心止如水。人都到了这份儿上，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峰说要为我买一种治疗血液病的新药，难得他还这样真情待我。
1999年4月20日 星期二 阴雨 昨天血象白细胞2300，血色素6克，血小板1.7万，白医生说还没到最低水平。 治疗白血病，化疗的目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白细胞杀到越低效果越好，可谓“死去活来”。 这是一场磨难，咬牙往后挺吧！ 景昨晚从北京打电话来，他已见到空军总医院血液科纪树荃主任，纪主任说骨髓移植要到缓解后的4个月才能进行。 今天一整天感觉特别无力，躺了一天，下午还有低烧，38℃多。又输了血。 现在，姐姐和小娟轮流陪护我，今天姐姐又忙了一天。 姐姐从小爱干净，家里卫生都是她打扫，扫地，抹桌子，洗衣服，姐姐勤快又能干，我则像个“马大哈”什么都不讲究，性格像个男孩儿。
高额治疗费用 我现在的邻床老太太患淋巴癌近3年，住院十余次，花了30多万元。老太太的单位是电力系统，她本人是离休干部，医疗费单位全包。 如今正是医疗制度改革的过渡阶段，公费医疗制度要改革，以后大都要走医疗保险之路。不论什么时候，普通百姓患这种病能治起的为数真是不多，一旦患了大病、重病，最后往往是人财两空的悲惨结局，这是一种无奈而残酷的现实。我不能不为自己下一步无法预料的高额治疗费用而忧虑。 我本是1969年入伍、部队文职8级（正团级）干部，1997年为了照顾远在西安的老母亲，我从吉林空军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选择复员回到西安。[JP2]在28年的军旅生涯中，我屡受嘉奖，被评为优秀党员、优秀医务工作者，就是在复员的前一年，1996年我还被单位评为优秀教员。但从1997年8月起，当我用自己28年的军龄换来了106万元复员费后，从此就成了一名“三无人员”。组织关系无人管、生活待遇无保障，更谈不上住房、医疗和养老保障。 （这是1993年至2000年部队在相关文件下实施的“干部一次性买断军龄复员”政策，2001年后这种有失公允的干部复员政策已被新出台的“有基本生活保障的部队干部自主择业”政策所取代）。 当初，我之所以走上复员之路本属无奈之举，也曾经想到过调回西安的部队单位，但太难了。我和景又生性不愿求人，索性就办了复员。本想靠自己的一技之长维持生计，加上景的一份退休工资维持个平常日子还是过得去的。 万没想到的是，复员不到两年时间，我就患了白血病。现在，就是将我10余万元的复员费全部搭上，也远远不够我的治病费用。景在想办法，但我觉得希望不大。目前的家庭收入过日子可以，要治白血病可谓杯水车薪。 尽管景和我的家人肯定不会因为费用高而放弃治疗，但时间长了，这沉重的负担该落到谁头上？大家都会受拖累的。想到这儿，我的心情不免沉重，更何况女儿芳芳上学的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世事难料，我的家境要有一个大的转折，而这一切是因我而起，真让人忧心忡忡。 来看望我的战友中不少人都好心地问我：“你复员后投保险没有？” 更有战友直言：“你真不该复员，把自己后半生的所有保障都丢了。” 世上没有回头路，复员的选择让我陷入了困境。
1999年4月21日 星期三 温馨小家 昨天输血后，晨起感觉轻松了许多。为了预防感染，医生给我用上了抗菌素，血小板1万多，还是很低，身上腿上有不少大片的瘀斑，隐隐作痛。 姐姐今天来陪我。这种病治起来疗程长，总这样拖累他们也不是个办法。我还得刚强起来，能自己做的事尽量自己做。和姐姐聊了许多往事，在吉林的经历，对妈放不下的牵挂，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无奈。 我曾在吉林空军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工作8年， 有段时间我整日在医院里忙碌，景对我的工作全力相助。为抢救那批腺病毒肺炎的患儿，我曾5天5夜没有回家。景带着女儿天天给我做饭、送饭。 景在学校微生物免疫教研室当主任多年，他的教研室曾连续5年被评为先进科室，荣立集体三等功两次，他本人也被评为全军优秀教员。女儿芳芳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当班长，初一又第一批入团，并当了团支部书记。可以说，在吉林我拥有一个温馨和谐的小家庭。能干的丈夫几乎承担起了家中的里里外外所有事情，对我也是呵护有加，对女儿更是百般溺爱。经历过近十年两地分居的我，那个时期感受到的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和轻松。 但是，我在吉林的日子越是过得不错，心里越是放不下西安的老妈，还莫名其妙地摆脱不了一种背井离乡的失落感。那段时间，我每年都要回西安一趟，1991年我还想办法联系到西安儿童医院参加了为期一年的主治医师培训班，其目的不外是为了能多陪老妈一些时日。 吉林的同事们都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考虑自己丈夫和女儿的需求，总是一趟趟地往西安跑？ 难离慈母 1988年的一纸调令曾让我左右为难，吉林那边是我分居了近10年的丈夫盼望着我早日去团聚，西安这边是年迈多病的老母亲。当时的情形难煞了我。 1983年父亲因患肝癌去世后，母亲几次消化道溃疡大出血，每次住院都在我当时工作的西安323医院，同事和朋友们对老妈总是多方的照顾。1988年7月，当母亲得知调我到吉林医高专的调令已到医院后，她心里的难过和伤感是可想而知的。背地里母亲对我的好友郭淑晋说：“小兰把我孤老婆子丢下不管，我死都合不上眼的……” 当淑晋告诉我这些话后，我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拿着调令，在矛盾和两难中我拖延了半年时间没有办理调动手续，后来是在哥姐及弟弟的劝说下，母亲终于同意让我走了。 1988年年底，我带着5岁的女儿，怀着复杂的心情，踏上了东去的列车，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割舍不下的老母亲。我走后母亲每次到医院看病，见到我的同事们就老泪横流。在吉林的我，每每想起母亲，心里也是一刻都不能安宁。 我的母亲1918年出生在陕西韩城西贾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因家境贫寒，外祖父靠给富人家打工维持全家生计。母亲排行老大，自懂事起就带着弟妹们干农活，打零工，以贴补家用。 父母是30年代的包办婚姻，母亲年长父亲5岁。1937年，16岁的父亲在学校受地下党教师的引导，离家投奔延安参加了革命。父亲一走就是8年不见音信，祖父长年在外以“赶脚”谋生，祖母偏瘫卧床，母亲承担起了婆家所有繁重的农活和琐碎的家务，勤劳能干的母亲里里外外一把手，服侍老人，为弟妹们做饭、缝衣……从早到晚忙个不停。 有一阵，村里暗地有传闻父亲已不在人世，祖父冒着“通共”被抓的危险，越过封锁线去陕北打听父亲的消息。1945年，祖父在陕北安塞真武洞找到了时任安塞完小校长的父亲，当时父亲正患严重的伤寒症，病情十分危重，祖父一路哭着赶回韩城老家，他想让母亲去陕北见父亲最后一面。 这年夏天母亲带着7岁的丹丹姐（抱养亲戚的孩子）， 哭别了全家老小，踏上了去陕北的路程。在韩城通往延安的路上，国民党设了一道道的封锁线，母女俩带的行李被一次次地打开检查，牲口的驮架几乎被反复装卸散了架。丹丹姐被拿着枪、凶神恶煞的白军士兵吓得直往母亲身后躲藏。 一路的辗转和颠簸，母亲终于在陕北安塞真武洞见到了阔别8年之久的父亲。当时，父亲的病情在一位老中医的精心治疗下已渐渐好转，不幸的是丹丹姐到陕北刚半个月就因染上白喉病故了。后来父亲总是说丹丹姐是“替”他“走了”。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父亲调干入伍随部队转战陕北参加各大战役。母亲则带着不到两岁的大哥，拖着8个月的身孕随家属队也向山西方向转移。 一次，母亲和一群妇孺被敌人骑兵队追赶，她们躲进了一个山洞，当敌人的马队从她们头顶“哒哒哒”地跑过时，大哥受惊吓欲哭，母亲将大哥的嘴死死捂住，待敌人走远，母亲才松开手，此时的大哥已被憋得嘴唇青紫，哭不出声来，母亲心痛地哭喊着大哥的名字“武生、武生……” 转移途中，母亲生下了我的大姐，面对刚出生的大姐和不满两岁的大哥，愁煞了母亲。她不可能带两个襁褓中的孩子随家属队转移。母亲想将刚出生的孩子送人，可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老乡根本不愿意领养孩子。无奈之中，母亲背起我的大哥，丢下了刚刚来到世上、哇哇啼哭的女儿，一步一回头地去赶家属队。 后来当母亲告诉父亲“我把那个孩子扔了”时，父亲说：“不扔，你们娘仨儿就都没命了!” 能干的母亲后来回老家当了两年妇救会主任，领着妇女们缝军鞋支援前线，母亲的名字作为支前模范还上了报纸。解放后母亲又随父亲转战到西北军区，当过食堂管理员，做过家属委员会主任。母亲虽不识字，但她明理，刚强，豁达，无论走到哪里人缘都很好。
父母在战争年代和困难时期吃尽了苦，抚养我们兄妹五人长大成人，恩重如山，如今父亲早逝，年迈的母亲不靠我们又能指望谁？ 更让我不能忘记的是，1982年我在咸阳陆军182医院工作，丈夫在吉林学习。当时我怀孕7个多月出现了先兆早产。当无助的我打电话告诉了远在兰州的父母后，母亲带着婴儿需用的衣被连夜从兰州乘火车赶到咸阳，年近70的母亲下火车一路打听找到了我所在的部队医院。母亲接我回家。 这舐犊之情我怎能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难以回报，我不能让母亲晚年因为我的离去而留有憾事！就是这个念头让我在吉林“折腾不休”，直至我最终回归故里。 尽管为回西安，我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我无怨无悔，命里注定此事两难全。 老同学郭荣、孟翔来了，几个幼年时的朋友相见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我们的说笑声快把房顶掀起，同病室的老太太耳朵都被震得受不了了。
1999年4月22日 星期四 晴 住院整三周，第一周化疗，第二、三周观察，准备上第二个疗程。 头发开始脱落，梳头时大把大把地脱发，脱得我好心痛…… 上午一直在看报，时间过得挺快。下午李毅力和李红梅来了，她俩现在323医院一个是药房主任、一个是心内科主任，都是业务骨干。她们都是我少年时的伙伴和后来的同事，我们的父辈是老战友，关系一直很好。 早晨西安新闻报道，身患两种癌症的李琳，在与病魔顽强搏斗3年后离世了，她的事迹《西安晚报》有系列的报道。李琳留下遗嘱，将遗体捐献给四医大作研究。 这段日子我一直关注着李琳的有关报道，并以坚强的她作为自己与病魔抗争的榜样。 从某种意义上讲，患不治之症后，死是一种解脱，活着才是真正的不易！因为那意味着长时间地忍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而死却可以在瞬间让百般苦楚和磨难随着消逝的生命化作云烟。 *李琳病故一年后，《西安晚报》记者符红霞曾撰文《为一个生命而感动着》，文中作者深情地倾诉了她对李琳的思念，我佩服符红霞的文笔，更为这深沉的思念和追忆而感动。 《为一个生命而感动着》 那一夜天将亮时梦见你，你孩子般露着矜持笑着走来搂我，我在强烈的惊喜中猛醒过来，思维变得异常清晰，恍然意识到你走脱这个世界整整一年了。不禁心寒齿冷。李琳，梦是一个不可小视的怪物，有时会出其不意地闯入人灵魂的某些褶皱处，把一些久存的暧昧不清的东西抖搂出来。在这之前，我尚未如此深切地感受到你我被死亡阻隔得遥不可及的绝望。这个白天我过得悲惨极了，一个人枯坐着，眼泪不自主地溢出睫外，默默地回忆起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和死居然幻成一片模糊。 与你相识后的第一个秋末，已做过三次手术的你身上又长出另一种原发癌，你不得不住进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几次去看你，却都扑了空。后来辗转找到你，才知道是因为押金不足，治疗搁浅！谁料你能在这般恶劣的情势中到医科大成人教育学院教室里去旁听。翻阅你三十多页整洁而疏朗的笔记，又一次被你如水的心境而感动。你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你原先自学时在心血管病的临床知识上有漏洞，这次正巧人家在讲这方面的课，让你逮着机会了。你憔悴的脸上堆满收获的笑容，甚至对命运赐给你的这次机遇深怀感激，你是医生，你该明白你和你的敌人拥抱并生长在一起，你的生命处于危难时刻。但你却没有一点悲伤和恐惧，紊乱与低迷。你谈笑风生地把我送出医院，陪我走了一程又一程。临别时，你眼眸深处跳烁着稚童纯真的火苗，矜持地掏出你新近写的一首诗让我看，我惊叹冷静的你如此亲近文学，但那是你生命深处的声音，是你与死神对峙中的切肤体验。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一颗罕见的自由而生机勃勃的心在跳动。我突然明白，一个人无论遭遇何种境况，都存在选择一种明智立场的自由，甚至他可以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出做人的欢乐与喜悦、尊荣与庄严。 你当年投奔医学，是受了你母亲的影响，冲着“保卫生命”的伟大涵义去的。 你始终对生命充满虔敬的关怀。第三次手术后你从麻醉中苏醒，对守护在床边的丈夫说的第一句话是：“想看看由我接生的孩子。”当一个由你亲手接生已长成半大小伙的孩子来到病房时你兴奋得哭了，这是你生病后第一次流泪……你医学行为的发生始终围绕朴素的人道内涵：救死扶伤，济危解患。其职业理由纯粹得堪与最清洁的神性劳动——宗教行为相媲美。 因此你赢得了那么多人的信赖。你病后仍有不少人找上门看病，你一一给以满足。一位中学同学说你这是何苦呢！你说帮助人、挽救人的生命能证明你还活着，能使你快乐，一个人总是牵挂着自己，必然痛苦多……这是一种哲学，是生命体大彻大悟的顶天立地的哲学，是多少“现实”主义者已经久违了，陌生了，熬长了黑夜挠短了白头也找不回的大智慧。 古人说：慷慨就义易，从容赴死难。古往今来，多少人想死得体面，想给生命以最后的尊严。但这谈何容易！一个人能达到何等的强健？强健到无视生死的鸿沟！可是你实现了。你从容地走上了连接生与死的桥梁。你体内有成百上千个癌细胞在制造疼痛（你的尸检报告上，仅肺部的癌细胞已达六十多处），我知道你在忍受着炼狱的煎熬。当床边的我们为你的病痛而难过时，你却还在给一位怀孕的朋友写信教她如何度过妊娠期。你活出了最高的境界标准，至死都保持了清风明月般的宁静。也许因为心静，你显得更加凄美可爱，使我每天离别你时都忍不住亲吻你。记得那天下午我去看你，你感觉稍好些，话特别多，你把头倚在我的臂弯里，像聊天一样对我叙说死亡。你说，你想好了，要把遗体捐献出去，捐给四医大肿瘤研究所，因为你患了两种癌，在医学上有研究价值。你很喜欢医学，一想到死后还能继续为它做事，就感到高兴，没了死亡的沮丧。当你的母亲不忍心让你疤痕累累的身体死后再动刀时，你执拗地对自己的死亡赋予了意义。在捐赠遗体申请书上你在末尾写道：不要抢救，要把一个完整的心脏交给解剖师。 想你，有时在聆听一首纯美的音乐时，是因为它表达了你所向往的人生。有时是在大自然中被一处绝妙的风景吸引时，是因为你一生旅游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当我面对无边的黑夜时，我会抬头仰望夜空闪烁的星星，那是你灵魂不死，那是你精神不灭。 (注：此文引自于《西安晚报》 作者：符红霞)
1999年4月23日 星期五 大雨 角色转变 天像漏了一样，下着瓢泼大雨。几场大雨使旱情缓解了。 输了3天抗菌素，体温已正常。上午又做骨穿，虽说是打麻药，心里仍不免发怵，出了一身汗。 姐姐又来陪我，又黄又瘦的姐姐外表比我更像个病人。 邻床的老太太整个晚上叫喊不停，实在无法睡眠。老太太患淋巴癌已3年，最近病情加重恶化，长年的疾病折磨使她变得脾气怪戾，暴躁，医生护士都对她没办法，哄着顺着，可她还是拒绝治疗。 我的主管医生换了位年轻的女医生，今天查房后突然拿着病历来向我“解释”前天输血小板的事，她很有情绪地说，她并没有耽误我的治疗。当时，我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不明白她哪里来的这么大火气。后来推测可能是因为我出血严重时没能及时联系到血小板，家里人着急说了什么？ 我没有向这位正在气头上的年轻医生解释什么，其实她也不容我的解释转身就走了。当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因为我尝到了病家的无奈和弱势。 记得在吉林空军医校工作时，我给初踏医学殿堂的军校医学生们上的入学教育第一课：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行医是个神圣的职业，病家不仅仅需要你的医疗知识和技术，同时也需要你的人文关怀和尊重，这是医学模式的转变对医务人员的基本要求。 1999年4月24日 星期六 阴雨 日记感悟 又是一个周末，晚上休息不好，向白医生请假回家。输完液体，向值班护士交了请假条，离开了病房，“打的”回家。 坐在出租车里，望着窗外的车来人往，我忽然羡慕起在大街上随意行走的每个人，包括扫马路的清洁工，羡慕他们能自由自在地享受阳光和生活，而我却不知自己能否再有这一天。 回家和妈、女儿在一起感觉真好。小狗平平见到我更是兴奋地乱叫乱跳，直往我身上扑。景出差到了沈阳，晚上打来电话，他和几位战友在一起，孙德元、周晓春、辛建华轮流在电话里给我打气，要我树立信心，战胜疾病。 回到家里翻出了一堆日记本。日记是我生活中留下的痕迹，虽说二十多年来是断断续续地记录着生活，终还是坚持下来了。 人的记忆是有限的，随笔记下的却有着时代的烙印。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幼稚也罢，冲动也罢，偏激也罢……那都是自己走过的一段路程。在和景热恋的日子里不到两个月我就写完一本日记，还有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的记录。 日记伴随着我的成长，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在日记本里留下了真实的印记。我甚至想到，如果真有什么不测，把日记留给女儿，让女儿知道她的母亲是怎样一个人，有过什么样的经历。 生活平静时记得少，遇到波折和大事件时我往往在写日记的过程中，通过倾诉，抚平、梳理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从而能用较为清醒的头脑看待和处理周围的人或事。
1999年4月25日 星期日 中雨 回家后体温正常了，但仍感乏力，一整天都卧床看报看电视。下午芳芳帮我洗洗头，女儿见我回家很高兴，拿来一堆好吃的放在我床头，晚上也要和我睡在一个床上，女儿一下懂事多了，变得勤快、听话了。 4月21日的《健康报》有两篇关于白血病的文章，一篇是《呵护中国的幸子——记解放军307医院骨髓移植病区的护士们》，从中我了解了一些骨髓移植的护理情况。另一篇内容是关于珠江医院治疗一位耐药性难治性白血病人，一个24岁的女青年，骨髓移植做了三次，历经磨难，最终获得了痊愈。她生命力真顽强。 从中想到，我面临的将是一场严酷的磨难，生死未卜，能否挺过去还是个未知数。 坦然地面对现实吧！
1999年4月26日 星期一 中雨 凌晨5点多，景从沈阳打电话来，叮咛我回医院路上注意安全。 早上起来简单吃点早餐后，“打的”回医院，8点前回到病房。 外面又下起雨来。从家带来两本书，没事时看书、听广播、看报、写日记，消磨时间。 3床老太太情绪总算好转一点，昨天晚上没再发作。老太太向我解释，她原来并不是这样，实在是被病魔折磨得难以自制，就想发火，烦躁至极。 想想人有病真是可怜，更何况她70岁的高龄，患淋巴癌已3年多，反复化疗体质每况愈下，令人不免生恻隐之心。 我的头发仍在一大把一大把地往下脱…… 好医生白庆咸 白医生告诉我今天复查血象已恢复正常，准备上第二次化疗。她对我的诊断急粒M3型仍持怀疑态度，有的骨髓片因染色技术等原因可致误诊。 白医生是位非常严谨、医术精湛的医生，她负责带领一个医疗小组，她对所管的每个病人都极富同情心和爱心，每天晚上还来查房观察病情。病人们都希望让白医生主管负责。白医生常常对下级医生说：我们不要光是“看”病，更要“看”到的是人，因她体谅和理解病人而被有的人“指责”，说她“把病人都惯坏了”。
白医生长期与白血病患者及他们的家人打交道，深深地体会到病人的痛苦和无奈，她说：“面对这样一个不幸的人群，我们能不动恻隐之心吗？我们只能尽全力去关心他们、挽救他们，这是我们的责任!” 一个白血病患者配上了骨髓却因为没有资金做移植，为了挽救这个不幸的孩子，白医生亲自到西安一家外企公司宣传捐献骨髓搞募捐活动，最后为这个病孩子募捐到了10万元。她说，我们要竭尽全力挽救生命，能救一个是一个。 面对白血病患者的高额治疗费用，不仅困扰着患者及其亲属，也常常让医生发愁。化疗后病人常常要输血和血小板，一个疗程下来少则数千元钱，多则数万元。白医生处处为病人着想，事事从病人考虑。她提出：要为经济困难的病人节省费用，“省到家”；对经济情况宽裕的病人用药要“用到位”。 *如今白教授是西京医院骨髓移植室主任。为了挽救白血病患者，这些年来她几乎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休息日，没日没夜地与死神争夺着一个又一个生命。
1999年4月27日 星期二 阴转晴 连下3天大雨。今天总算天晴了，太阳出来了。 住院第四周，明天要开始第二次化疗。用柔红霉素，阿糖胞苷，连用7天，柔红霉素剂量由40毫克 /日增加到60毫克/日。骨髓报告原始细胞由40%降到15%，说明治疗有效。杨主任说这种方案要用6次。 景下午2点下了飞机，3点钟就赶到了医院。又交了3000元押金（已交1万多）。然后找杨主任了解病情和下一步治疗方案。他在北京见到在总后工作的同学王文忠和空军总医院的佟加恩，老同学都热心相助。 对于我患病的类型，三家医院三种看法，西京说是M3，西医说是M2，省医院说是M4，后来杨主任又做了特殊染色后也倾向于M4。现已寄骨髓片到北京，纪主任说再到协和医院会诊看看，景在北京详细向纪主任询问了骨髓移植的情况，如果能确定是M3，自体移植有把握，其他类型则要慎重考虑。 骨髓移植已越来越多地被提起，现在让我犯愁的是，自己患了病还要拖累同胞手足，心里实在难以接受。 晚饭后，景陪我到院子里转转。人们都穿衬衣、单衣，我穿两件毛衣加外套，还戴口罩，真正一副病态。
1999年4月28日 星期三 晴 今天开始第二次化疗。 景9点多从单位赶来陪我。宋立坚晚上来了,她明天要去长春，问我有什么事。我让她向气功老师杨雷问问关于我的病，希望杨雷老师能帮助我。 景则说要相信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气功能健身防病治病，但不能盲从。
1999年4月29日 星期四 晴 同学战友的关心
今天扎针不顺，挨了3针，柔红霉素加量后静脉推注疼痛剧烈。景在床边陪着我。 第二次化疗，反应比第一次明显，全身乏力、腰痛。每天输液12小时。尽量坚持吧。但愿痔疮不要再给我找麻烦，每天服两种泻药。 老同学王若鹏来看我，东郊小学的同学随父母从兰州转到西安有十几个，不少都知道了我患病的消息。离南上午也从广州打来电话，她从她弟弟小毛那里得知我患了白血病，一再说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尽管说。朋友们都在为我的病担心，并伸出了援助之手。 离南是我的好友，我俩在兰州第一医院儿科和西安323医院儿科共过事。1987年她调往广州南方医院和她的丈夫团聚。
1999年4月30日 星期五 晴 我敬慕的杜鹏程伯伯 景单位有事，姐姐今天来陪我。 静推柔红霉素最后一天，因药物刺激整个胳膊痛得像要断了一样，咬牙坚持。 上午10点多杜稚和她的同事郑文来看我。去年4月份回韩城老家，我们几人同行。我的祖籍韩城是史圣司马迁的故乡，是一座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古城。 与周围的大多数人一样，我出生后没有在老家生活过。1961年祖父去世时父亲曾带全家人回老家奔丧。那年我6岁。对老家仅有的一点模糊记忆是，从爷爷家住的柳枝村进城要爬一个高高的坡，人称“死呕（牛）坡”。意即爬上这个高坡，牛都快被累死了。 在韩城的橡山上安息着杜鹏程伯伯。杜伯伯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以《保卫延安》一书成名。1998年清明，我和杜稚妹回韩城为她的父亲扫墓，同行的还有我的姐姐和姐夫。 父亲和杜伯伯少年时期曾同在韩城西庄高小读书。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不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父亲和伯伯一直情同手足。 我从懂事起，就知道我有位当作家的伯伯。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充满了对伯伯的崇敬，当在语文课本中学到伯伯的作品《夜走灵官峡》时，我心里有一种兴奋和骄傲，这一课的内容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与伯伯更多的接触，是1975年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求学以后。当时，伯伯刚从干校回西安不久，住在东木头市一幢陈旧的民房里。由于十多年政治运动的身心摧残，伯伯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身体虚弱不堪。然而，他对疾病漠然视之，情绪是那样达观，仍然充满着创作激情。学习期间我几乎每个节假日都在伯伯身边度过。每次去他家，伯伯不是在伏案笔耕，就是在举灯苦读。伯伯家里有读不完的书，有和我亲如姐妹、无话不谈的杜稚妹。 二十多年前伯伯写给我的信，我至今珍藏着。 小兰： 我外出工作，近日才回来。回来又在省上开会，加之身体不好，赶写东西，真是累得够受。 看到你给我和阿姨写的信，感触颇多。我们大家都喜欢你，你懂事，理解力也强，不像有些干部子弟那样无知而自以为是。我一生做过一点工作，也犯过不少错误，但是，我心里总是有一股劲头，总想努力向前，使自己缺点少一些。因此，不管身体如何不好，总是想好好工作，想好好学习。人活到世上，哪会那么事事顺利。坚强的人，是会越来越坚强。你这样的孩子，刚走向生活，务必保持一股生气勃勃的劲头。对任何工作，不干则已，要干就必须干出样子来。像我们周总理那样的人，真是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光辉典范，我们这些一般人，哪敢和他比？但是，我们要以他为榜样，努力向前。 我喜欢你不亚于自己的孩子，因此热切地期望你努力学习，努力向前。如休假就回来，这里就是你的家。 伯伯 1977年11月15日夜 每次去看望伯伯，他总是语重心长地和我谈许多人生的哲理，人生的追求，伯伯曾多次送给我他新出版的书，《我与文学》、《杜鹏程散文选》等。伯伯送我书，总是亲笔为我签上“小兰女儿留念”几个字。伯伯晚年患有严重的帕金森综合征，每每签字十分困难，望着伯伯颤抖的手，我心疼和感动不已。 我一定不能辜负伯伯的厚爱。
1999年5月1日 星期六 晴 23℃ “五一”放假3天。气候宜人，不少单位都外出旅游，景和芳芳来病房陪我。 输阿糖胞苷持续静点12小时，真是拴人，总得有人帮着打饭倒水。吃饭不如前段时间。住院已整整一个月了。
1999年5月3日 星期一 阴 昨晚下了一夜大雨。第二次化疗第六天，过程还算顺利。 全身困乏无力，大多数时间卧床。接连三天景守在我的病床边。他还是话很少，不像姐姐陪我时，两人聊个没完。昨天杜稚和小杨带着小梦梦又来病房，杜稚今晚要回上海，公司的事很忙。 看书、看报、听广播、聊天、写日记，配合治疗。这就是我现在每天的“日程”。 在医院工作了二十多年，没想到自己如今也被困在病床上，无法自拔，身不由己地任人摆布，心里感到真是一种无奈的悲哀。
1999年5月5日 星期三 晴26℃ 第二个疗程的化疗终于结束了。 也许是血色素太低，只觉得全身无力，腿软头晕。成日躺在床上看书，看杂志。杜稚给我带来各种杂志。 小五出差从广州刚回来，就到医院来看我。对我的病小五一直牵挂着。景已对他讲了骨髓移植的事，小五说如果需要异体移植，他和兄姐都可以为我配型，说时弟弟没有一点点的犹豫。我心里好感动。小五是个铮铮的男子汉，他的性格深沉、内向，十分重感情。连懂医的姐姐说起骨髓移植心里多少都有点发怵，他却没有丝毫的犹豫。唉，为什么我得病还要牵累同胞骨肉呢？ 这次景从北京回来说，专家认为M3型缓解后自体移植可痊愈，如果是其他类型最好选择异体移植。而我究竟是哪一种类型还未最后确定。 小五的回忆： 有关白血病，以前我从日本电视剧《血疑》的故事中知道那是一种不治之症，血癌让主人公幸子走向了最后的悲剧结局。小兰患病后姐夫和我四处打听关于白血病治疗方面的新信息，也了解到骨髓移植可以治愈白血病。除此之外，传统的疗法是化疗，缓解，复发，再化疗，再缓解，再复发。生命常常就在这恶性的循环中被蚕食殆尽，只有骨髓移植可以根治，别无他法。 小兰那时已住进医院开始化疗，她对自己的病情全然了解，因为她本人就是医生。正是由于她的职业，见惯了生与死，她反而显得很平静，起码在人前从未露出低沉、沮丧、灰心和绝望的神情。她的镇定和从容感染着身边的我们。我不由得开始幻想，情况或许并不那么糟糕，也许一切还有希望。 我和姐夫商谈时，大家的愿望和心情是一致的，要采取一切办法，尽所有的努力，花再大的代价也要治病，治好病。尽管我对治疗一窍不通，但这不影响我以理智作出的判断。有一天，我和妻子吃饭时，谈到了骨髓移植的事情，说到也许有一天需要做移植手术，如果我被选中，我不会迟疑的。妻子沉吟片刻，她同意了。她对我的支持出自真诚，但对我的担忧也必定发自内心。 而这时为小兰做骨髓移植的事还未提上议事日程，两个多月后我们才去做了配型。我当时只是有一种预感，移植是惟一一条路，而我也许就是开启这扇门的钥匙。这念头一天天明晰，日趋坚定，我们大概已别无选择了。悲伤、哀愁只是感情使然，无济于事，情感是抽象的、凌乱的，有时是对精力的浪费，它连小小的沙粒都无法搬动，而符合逻辑的思想和行动却能移动整个世界。 配型尚未做，可我总有一种隐约的、难以确定的思绪萦绕于怀，那是挥之不去的预感，我认为能配上型的会是自己，我和小兰有着许多相近之处。记得小时候，我嗓音未变之前，我俩的声音、语调极为相似。有时母亲呼唤小兰，我故意搭腔，连母亲也分辨不出。我们上的是同一个幼儿园，那年又是同时出麻疹，隔离在同一个病室。有些看来似乎是巧合的事情，其实必有其内在的原因，我俩从父母那里承袭的遗传信息有着多于他人的共同点。多年以后小兰的这一场大病无疑证实了这些。 1999年4月，我出差在广州，心里始终放不下小兰的病情。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询问治疗情况。每当忙碌的工作结束后，回过神来，就会感到沉重、抑郁，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闲暇之余再也没有轻松、愉快的心境了。小兰正在化疗，我们都明白那只能缓解，并不能治愈。往前看去，依然是灰暗的、不明朗的前景。骨髓移植越来越多地被提起。
1999年5月6日 星期四 阵雨 24℃ 丈夫的辛劳 昨天输血，今天感觉精神好些。这几天看完《走下圣坛的周恩来》和《江青正传》。 邻床老太太持续发烧，病情加重，晚上难以入睡。 景每天下班后从西郊骑着摩托车到东郊的医院陪护我。我住院一个多月来，景消瘦了许多。过几天他又要去北京开会，单位许多事离不了他；医院这边也离不了他，治疗方案医生要找他商量，住院费用要他筹措；家里的一老一小还要他照顾，真真难为他了。 每次他来后都要坐在沙发上稍事休息，再鼓起劲去为我打水、打饭，倒盆、洗碗，他实在太累了！能有这样体贴入微的丈夫我还能说什么呢？夫妻之间只有相互体谅、理解和包容，珍重感情，面对现实，共渡难关。 但愿经历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我们之间的感情能弥合伤痛，越来越真，越来越深。 我相信自己20年前的选择是不会错的。
1999年5月7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感到特别乏力，吃完早饭就一直卧床昏睡。下午3点多扎上液体，接着输血。还来了3拨人探视，赵淑杰和侯魁武主任，张丹丽和马兰，后来白鑫两口也来了，又是两盆盛开的鲜花，一大堆营养品。 我这场病惊动了不少好心的朋友，他们本来想安慰我，见我的心态和状态都不错，多余的话就不用说了。 景今天晚上很晚才到，我猜想一定出了什么事。果然，科研部朱老师的母亲突发脑溢血，在西医一院抢救。一下午景就在那里帮着找人，料理一些事情。
1999年5月9日 星期日 晴 28℃ 国事家事 昨天上午向白医生请假，景接我回家。家里的感觉真好，洗澡、换衣，床单被套也全换干净了。 刚回家打开电视，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向中国驻南大使馆发射导弹，致多人伤亡，已知3名记者牺牲，大使馆严重受损。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接着又报道了国内各大城市学生上街游行抗议的消息。 美国太猖狂了，对南斯拉夫狂轰滥炸四十多天，现在又公然向我国挑衅。朱镕基总理访美刚刚回国，美国就这样有恃无恐地向我大使馆发射导弹，这意味着什么？软弱、落后必遭欺侮，强国，有实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中午姐姐、小五都回家来，大家气愤地议论着这件事。 芳芳的期中考试又考得不好，真让我失望和担心。她目前的状况再这样滑下去可怎么办？ 景上午把平平带到狗市上想找一个好人家送出去，谁知老妈和芳芳听说后立即“打的”跟踪追击，将平平“救”了回来。 平平是那年我们从东北回西安时带回的一只漂亮可爱的京巴狗。平平的模样长得很可爱，黑眼睛又大又亮，眼圈像文的眼线一样一圈黑，典型的“京巴”面容，鼻子和脸扁平扁平的，耳朵毛茸茸、长长地耷在脸的两边，像两条辫子一样为它增添了几分秀气，全身是雪白的长毛。平平很聪明，教什么会什么。向人作揖，握手，还会捉迷藏。听到门铃声，它总是第一个冲到门口，见到家里人它便欢快地摇着尾巴，见到生人它就毫不客气地叫个不停。最有趣的是，冬天一说要给它冼澡，它立刻钻到沙发底下藏起来。到了夏天，只要淋浴一开，它就挤进卫生间，站在喷头下尽情享受，倒挺知冷知热的。 平平1岁多时遭遇过一起车祸。那天女儿骑自行车去上学，平平一直追到马路口，被一辆行驶的小车将它卷入车底。幸亏司机被人们的惊呼声吓得紧急刹住车，好险啊！当我把平平从车底抱出时，可怜的小东西已呈濒死状态，翻着白眼、口吐血沫、唇舌乌紫、四肢瘫软。我心痛地把平平抱回家，那天晚上，重伤的平平在我的床头不停地呻吟着，我看着它痛苦的小模样忍不住落泪，为减轻它的疼痛，我给它喂上止痛药。平平受伤后两天不吃不喝，卧在小窝里一动不动，见到家人回来，它无力地摇一摇小尾巴，看上去真让人心酸。我们给平平输了几天液体，第三天，平平终于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开始喝水、吃东西了。全家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全家人对平平感情都很深厚，老妈和芳芳特别喜爱它，自然舍不得送人了。
1999年5月10日 星期一 晴 32℃ “五一”过后，天气明显热起来，人们都穿短袖、裙子，可我还穿毛衣，戴口罩。 8点多回到医院，3床老太太已经“走了”，死于感染性休克。 护士长考虑老太太刚故去，打算把我转到其他病房去，我表示无所谓，更何况医院里很少有没死过人的病房。 血液病房里有不少小病号。现在各种污染太严重，血液病发病率也高。病房里多半病人都是白血病人，有老年、中年、青年、儿童，各年龄段都有，有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化疗效果挺不错，她的女儿对她十分孝顺。 化疗结束第六天。皮肤又出现不少出血点、出血斑，血象一定又降下来。今天又输了血。 峰今天给我邮寄来一箱价值上千元的“增白能”，专升白细胞的新药。看了说明此药并不适合我。 感谢峰对我的好意和诚心。
1999年5月11日 星期二 晴 32℃ 第二次化疗结束一周，骨髓抑制最低期，白细胞降至1300，血小板降至8000。皮肤黏膜仍有出血，今天输血小板。 这几天特别要注意防感染和出血，要隔离、卧床，吃饭也要注意，吃软食和易消化的。 景今天乘5点火车去北京开会，上午到公司办事，他1点多来病房，给我留下钱再三叮咛后离开了。 1999年5月12日 星期三 晴 32℃ 天天躺在床上看书，睡觉，饭量还可以，体重增加了好几斤。 化疗的人属气血两亏，我除了乏力、头晕，别的感觉还可以。 下午小娟又送来鸡枣汤。
1999年5月14日 星期五 雨 读书札记 昨晚开始下大雨，今天又下了整整一天，持续到晚上还没停。 血色素6克，仍低。今天又输血，输血后头晕、乏力症状就能减轻些。 这两天一直在看《白先勇自选集》，有些启发和感悟。 台湾作家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先勇的创作与他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在他的作品中有着鲜明的生活烙印，以浓郁的悲剧色彩为主调，伤感情绪浓重。他笔下的人物、事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令人感动和震撼，笔触细腻、自然、流畅、真实，特别是他的评论文《论小说艺术》给我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想文学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表现永恒的人性。 小说到现在还能够层出不穷，那就因为表达技巧不同，因为讲生老病死、战争爱情，这个老主题，到今天为止，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看法来表现同样的老故事，问题是怎么样把它讲好。 有些人对文字可能天赋敏感，但训练绝对需要。写小说，人生经验是很要紧的。写得很成熟时，可能要历尽沧桑了。如果不是经历过客观真正的大变动，也要个人内心的磨练，内心七情六欲的磨练，这个很要紧。 普通人有时感情也很丰富，非常深刻，文学家不同别人，因为他们懂得用很高超的文字技巧，把这份感情表现出来，只是一般人做不到。
1999年5月15日 星期六 阴雨 又是大礼拜，欲请假回家，原来323医院同事么湘彬来看我，我俩聊了近两个小时。在儿科时么是副主任，我当医生，彼此间很投缘。说来么副主任命运挺坎坷，两次婚姻，丈夫都先她而去，她含辛茹苦带大两个儿子，好在两个儿子都懂事，孝顺，都已成家立业，退休后的她在家带孙子。 下午回到家里，平平一见我兴奋得边叫边作揖，满地乱跑一气，热烈欢迎我的归来，这小家伙和我感情挺深。
1999年5月16日 星期日 雨 配型前后 小五说他跑了好几趟，终于找到了二哥长生，通知他下周二一起去医科大学为我做骨髓配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