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9 总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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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观点
“文学史情结”笼罩下的诗坛命名
    ——以“80后”为例
    刘春
    2002年9月下旬以来,“扬子鳄”、“春树下”、“漆”等网络论坛上不断地发生内容比较集中的争论:一批80年代出生的诗人要自我命名为“80后”,而他们中的部分同龄人以及六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赞成者有之,“砸砖”者有之,插科打诨者有之,众说纷纭。事实上,从2001年起就有人提出“80后”的概念,也断断续续地在一些论坛发生过争论。而最近这一次争论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论争之激烈、受关注之广都是历次之最,其热闹的程度堪称新世纪诗坛一景。在笔者撰写本文时,争论仍在部分论坛持续着。

  网络论坛的普及性和自由度决定了发言内容的随意和无序,但只要耐心梳理,仍能找到一些有意思的碎片。有人认为,只要命名成立,“80后”大旗下的诗人就可以青史留名,于是,在70年代出生的诗人操作的《70后诗人诗选》成功出版后,80年代出生的诗人也编选了《80后诗选》。另一些诗人虽然不同意“80后”这一命名,但也不否认“命名”的重要性,他们肯定了“第三代”、“朦胧诗”等命名,甚至默认了“70后”这个词汇。部分诗人虽对前几年的“70后”这一命名持否定态度,他们的观点是“70后这个名词已经成为过去,重要的还是看个人以后的发展”,但这态度与其说是批判,还不如说是功成名就之后的反思,其潜在意思是——“命名”仍然是重要的,至少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有效。还有的诗人念念不忘当下“XX代”、“XX派”之类的“流派性选本”,把没能进入引为遗憾,或者反其道而行之,把进入这些“伪选本”引为耻辱。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个别诗人一边对别人提出的命名进行极尽能事的讥讽,一边想方设法在某个已经成名的“流派”的“大树”下寻觅乘凉的位置。将这些碎片串联起来,可以得到这么一个印象:大部分诗人(不管其本人是否承认和是否意识到),都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或浓或淡的“扎堆意识”和“文学史情结”。

  争论的起因是“命名”(“扎堆”)问题,潜在的对象是“文学史问题”,将这两者之间牵连起来的,则是“如果命名(扎堆)成功是否可以进入文学史”,这也是当前诗界的一个热点话题。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或命名能进入文学史?“70后”、“80后”之类的命名是否具有可行性?“命名”风潮与什么相关?“名称”在文学创作、传播和文学史地位如何?等等。本文期望对这些问题的梳理能使读者得到较为合理的参考。

  当今诗坛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概念的提出者常常被人指责为“有野心”、“想强行进入文学史”,比如提出“中间代”的安琪和提出“下半身”的诗人们,都被人反复批评过。此举似乎夸张了些。“文学史不好进”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因为它是后人写的,谁都可以进的“文学史”肯定是一本充满毛病的劣质出版物,这样的“史”即使进入了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另一方面,诗坛又不时传出“某某人的作品被选入了《中学生课外阅读参考》”、“某具有流派性质的出版物被某大学的教师用作教材(实际上,这些出版物只是被个别教师用于教学参考——教辅——而非正式教材)”之类的消息,那些当事者因此而欢欣鼓舞,其实也大可不必。进入任何选本和成为教师的参考书都不能证明这本出版物会流传千古,更不能认为这是“进入了文学史”。首先,教材与文学史是两码事,两者的深度、广度和权威性都无法比拟;再者,教材是时常更换的,随意性较大,并随着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改变,比如北方的大学语文教材和南方的大学语文教材有区别,北京的大学语文教材内容和上海的有区别,甚至同一城市不同高校之间的教材也会有区别,同一学校同一科目的教材也常常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更换,同是“新诗300首”选本,有可能今年用谭五昌的作为教材,明年就有可能用牛汉和谢冕的。在这里面,除了国家在大范围内进行规划,学校和教师对教材的选用也有一定的自由度和自主权。教材尚且如此,教辅就更不用说了,也许今天还在用着,明天就弃于一隅。在如此灵活的体制下,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包括各种文学选本)终将随时间而去,只有常读常新的佳作才能永久地挺立在时间之中。

  纯粹意义的文学史出版物本身也有高下之分,中国曾有500多种不同版本的《中国文学史》,大浪淘沙,剩下来被公认的也就是那么几部而已。至于“70后”,“中间代”、“80后”之类能否进入文学史,同时代人无法测定,毕竟年龄不是决定诗歌质地的唯一因素。从这一角度说,所有的诗人都在成长之中。只能这么设想:最终青史留名的不是这“派”那“派”这“代”那“代”的总体,而是这些命名下的某些优秀的个体。我们还可以得出下面这个具有“时效性”的结论:是否被收入了某个选本特别是最新出版的选本并不重要,被“收编”了不值得夸耀,被排斥/忽视了也不值得懊悔。波德莱尔说得好:“站在高处,你就会发现时间的公正。”
  接下来的问题是:“70后”、“80后”之类的命名是否可行?这是所有参与争论者首先要面对并最终需要表态的焦点。有人认为提出这一命名是命名者名利心作祟,是“功利”、“幼稚”。这是当前关于命名讨论中最普遍最显著的声音。事情是否真的如此简单?不。人们在对“70后”是否比“80后”成熟这一事实发言时,一不留神就会进入误区,他们没有意识到,经验和常识的缺失在当今科技和传媒极度发达的时代,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的。尽管1980年出生的诗人不像1975年出生的诗人那样经历过某些历史事件(事实上,1975年出生的诗人又能比1980年出生的诗人多经历过什么事件呢),但他可以通过书本、电视、前辈口传等多种方式去认识了解,从而得到与1975年出生的诗人近似的观念和体悟。我相信作为鲁迅的下一辈的顾准,即便是没有生活在鲁迅的年代,也能深深地理解和承受着鲁迅般的孤独。一般说来,当长者批评晚辈“幼稚”的时候,针对的主要不是晚辈的年龄,而是这个晚辈在看问题时草率、不用心。这一举动的潜在含义是:只要晚辈认真思考和学习,就可以变得成熟和稳重。今天大多数年轻人不懂得历史,也主要在于他们不下苦功去学习而非年龄因素。对于诗歌写作,在大量年轻的诗人中,总会有少数杰出者从同龄人中脱颖而出,与他们的长辈齐头并进,而缪斯所等待的,正是这样的少数。

  从另一角度说,不同年代出生的诗人,具有各自年代的特点,也具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感悟,在诗歌的审美里,“特点”是没有高下之分的,诗人们只要把各自的优势在诗歌里完美地发挥出来,就能够写出优秀的作品。正如食指和海子各有各的生活,食指不能妨碍海子成为好诗人。因此,80年代出生的诗人身上普遍存在的“命名的迫切性”,并非“幼稚”、“功利”之类的批评所能概括。要说功利,其他年代出生的诗人或许更了解“利益”的重要性,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事实能够证明一个人年纪越大品行就越高尚;说幼稚,在当今信息时代,谁能肯定年长者一定比年幼者成熟而且比他们高瞻远瞩呢?故这两点不是主要原因,也不能说是8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通病。对命名的迫切感可能与中国的社会日渐开放和传媒业的日渐发达有关,现在的年轻人比他们的长辈更懂得宣传和自我推销的重要性,也比他们的长辈更迫切地期望独立,对命名的需求客观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与人心的变迁。

  “命名”的发展轨迹与男女间的恋爱异曲同工。在古代,几乎所有最后结为夫妻的青年男女都没有恋爱的过程,作为当事人的他们不仅在婚前彼此无法见面,婚后也没有资格为自己的婚姻状况发言,其结合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否解除婚姻也听命于家长的好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获得了一些小小的自由——经媒人介绍认识后,青年男女在婚前有了草率而简单的会面;再往后,媒人的介入减少,青年男女通过一些诸如看电影、借书等方式羞羞答答地相识,然后恋爱;而如今,男女之间不仅大大方方地恋爱,甚至主动出击,追求自己喜欢的异性,还把追求异性的行为美其名曰“泡妞”、“泡帅哥”。一个“泡”字,其间的自由与主动显露无遗。归纳起来,这个漫长的衍变,婚姻的形成划下了“完全由他人做主”—“他人介绍为主,双方的交往为辅”—“他人介绍为辅,双方的交往为主”—“双方自由交往”—“单方面地追求”的轨迹。“命名”与此相似。起初文学史上较为成功的命名几乎都是局外人作出的,被命名者要么无法参与,要么不参与,如古时候的“建安七子”、“初唐四杰”、“婉约派”、“桐城派”,到现当代的“九叶派”、“七月派”等等。20世纪80年代初期,批评家命名了“朦胧诗”,并主动为其大作宣传,而朦胧诗人虽有所响应,但似乎对这一命名不够热心而专攻写作和奔赴各地演讲。80年代中期,思想解放的风潮席卷全国(80年代中期和二三十年代的思想自由度有一定的可比性,如二三十年代的“新月社”、“创造社”也与“莽汉”、“非非”一样,是由当事者提出的,这是特例,本文不作深入讨论),诗人的自主意识逐渐增强,出现了一批由诗人提出然后被批评家推举而深入人心的命名,“他们”、“莽汉”、“非非”是其中突出的例子。这一行为虽然是诗人自己为自己命名,但诗人在给自己命名之后,很少主动作出“推销”,它们的为人接受主要该归功于批评界的争鸣和部分文学刊物的努力。整个80年代的中国诗歌史会因此而记住这些名字:谢冕、孙绍振、徐敬亚、唐晓渡、陈超、洪迪、《诗歌报》、《深圳青年报》、《中国》……90年代中期以后的“70后”,其命名方式更为“先进”,它首先由“70后”中人提出,众多70年代诗人共同阐释,紧跟着,批评家和文学刊物以极大的热情介入进来,参与讨论。这一命名的成功,“70后”本身作出的贡献更大,评论家和刊物是在这一命名基本上被接纳时才作出大规模的推介。2000年以来的“下半身”则比“70后”更进一步,他们不仅自己对自己完成了命名,而且也依靠自身的能力成功地使这一命名深入人心,在这一过程中,批评家和刊物几乎完全是在跟风,甚至一些流行刊物如《新周刊》、《母语》等也主动介入,为这一群体推波助澜。“下半身”因此成为近十年来,中国诗坛在最短的时间内被大众流行刊物关注的词汇。

  根据上面的演绎,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诗人们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书斋生活,他们期望对更多的现象发言,自主性逐步增强,发挥出来的能量也相应增大,媒体的作用更为突出,而曾经在推出新人新潮流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批评家和“文坛长辈”的作用逐步减小。这一结论的意义在于,它除了可以为8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急于命名”的行为作出“答辩”,还展现并解释了当前文坛新人与他们的前辈之间的全新关系——新人抱怨被忽视、被遮蔽,前辈同行却不在意这种声音,极少对他们伸出扶助之手,而仍然自顾自地写作;批评家也无动于衷,继续关注业已成名的作家和正当“走红”的概念,换句话说,他们“扶老”而不“携幼”。如何解释这种状况呢?能否由此认为文坛的风气越来越糟糕呢?不是。相对于永无止境的文学艺术,个人的生命短暂得不值一提,在文学这个依靠实力发言的领域,无论是年长还是年幼的写作者,都必须竭尽全力往最终的目标冲刺。年长者起步虽较早,也不过是暂时领先一段而已,而“目标”仍然遥遥无期。就像赛跑,有人跑在你前面,期望对方停下来等你追上去是不现实的,你只有花费更大的心血接近并最终超越他。所以,后辈作家不必抱怨前辈作家的“自私”,他们应当做的就是进一步努力,依靠自己的实力而不是别人的搀扶,与先行者同时达到目标,甚至超越前人。当我见到某些没写过几句诗或者写过几句在小圈子内被“看好”的分行文字的诗歌爱好者喋喋不休地抱怨被遮蔽,个别极端者甚至因此把别人树为假想敌,冷嘲热讽恶语相向,我总是淡淡一笑:这人也太脆弱太自以为是了吧,在这个年代,只要写出了真正有说服力的作品,谁有能力“遮蔽”你?难道有人为了不让你成名而控制了所有的刊物、互联网、评论家手中的笔乃至所有读者的嘴巴?再说,中华传统的美德是“尊老爱幼”,你连长辈都不尊敬,如何期待长辈去“爱护”你!而我们欣喜地看到,少数有眼光的80年代出生的诗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独立而不叫屈、尊敬长辈而绝不阿谀奉承,只是脚踏实地地写作。日后担起诗坛大梁的只能是具有这些品质的人。

  从信息的普及与接受方面来说,80年代出生的诗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几乎是和所有人同时接触网络,对于某些方面的知识,他们甚至比年长者更拿手。如果在十年前,一个人到了30岁才能够被称为“而立之年”,那么到了今天,20岁就已经达到“而立”的标准了。这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对艺术理解的深浅依靠的是才华的高下、眼界的高低,而不能简单地以年龄长幼来区别。即使我们承认,在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年长者优于年幼者,也可以证明“文学路上无长幼”这一论点,因为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生活,她正好要求特殊、极端、与众不同,要求创作者成为“这一个”而不是“这一大批”。在这样的状况下,怎么不可能出现少数能够与长辈齐头并进的新人呢?

  再来讨论一下诗坛的命名方式。有以风格和表达方式来界定的,如“新月派”、“朦胧诗”、“莽汉”;有以作者生活的时代来归类的,如“建安七子”、“初唐四杰”;有以友情及相似的命运划分的,如“九叶派”;有以某个事件作为由头而得的,如“第三代”;有兼具多种标准的,如“知识分子写作”、“民间立场”;有什么理由都不需要的,如“他们”……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却每一种方式都有其失败和成功的实例。犹如金庸小说中的帮派命名,有以职业来命名的,如丐帮;有一武功来命名的,如五毒教;有以地名来命名的,如华山派;有以理想的境界来命名的,如明教;有以职业和理想共同定位的,如巨鲸帮;还有纯粹一个人心态来命名的,如逍遥派,等等。这些帮派在武林中的声望的高下,并不因为名字是否取得悦耳、响亮,而决定于帮派中领军人物的武功高低和志向长短。

  如此看来,无论从时代发展、诗人本身的需求还是从诗歌的创作规律来分析,以出生年龄来定位的、“80后”(以及以出生年龄与诗坛阅历共同作用的“中间代”)都有可能成立,至少在目前,我们无法断言这些命名的荒谬。由此,80年代出生的诗人对命名的主动和迫切,以及希望被诗坛接受的心情,也就无可厚非了。

  然而,尽管80年代出生的诗人迫切希望“80后”命名成立,人们也予以理解,作为“评委”的时间却并不在意这个,因为无论哪一种命名,即便是成立了,最终展现的仍然是个人的风采。就像用铁锅做菜,命名只不过是铁锅的盖子,在大多数时候是可有可无的,最受关注的仍然是锅里的食物。诗歌写作本身也是如此,概念的争论只是表象,其本质仍然是词语的组合、技巧的运用和思想的深度。当我们要盘点心目中的诗人名单时,我们会直接想起北岛、于坚、西川、伊沙、欧阳江河这些闪光的名字和与这些名字对应的诗篇《回答》、《0档案》、《在哈尔盖仰望星空》、《结结巴巴》、《傍晚穿过广场》。乃至于近几年崛起的部分“70后”诗人,也首先是以作品受到读者尊重的,如孙磊之于《朗诵》、朵渔之于《河流的终点》、安石榴之于《二十六区》、尹丽川之于《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等等。人们在提到这些诗人时,绝对不会首先想到北岛属于“朦胧诗派”、于坚属于“第三代”、欧阳江河是“四川七君子”、孙磊是“70后”什么的。那些需要依靠“XX派”、“XX代”的大旗的辉映才能被人想起的名字,尽管因此而具有一些名气,但其只与名词“XX派”有关而与诗歌关系不大,因为读者在想起他之前必须先得到“他是属于XX派”之类的提醒,作为一个诗人存在的证据的作品“消失”了。“有名无诗”,是诗人最大的悲哀,而我们放眼望去,诗坛上充满了这些干瘪而空洞的影子。“80后”是否成立,“主动出击”虽可以壮大声威,“广告宣传”虽可以吸引眼球,但说到底仍然要依靠他们本身具有的实力。需要提醒那些有命名爱好的诗人的是,文学史的残酷之处还在于命名者并不一定是代表者(如命名“朦胧诗”者就不是朦胧诗人),当前最火的80年代出生的诗人,也许正好不能代表“80后”,或者只有少数几个会成为“80后”代表。能够代表一个团体和流派的只能是这个团体中最优秀的一个或几个,而“这一个”和“几个”可能还没有出现。也就是说,栽树人不一定能够尝到最终的果实而只是在为人义务施肥。因此,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唯一的问题,是80年代出生的诗人能否摈除私心为“别人”铺路,或者自己拿出具有说服力的文本。如果有文本,被世人接受甚至最终被文学史接受将是水到渠成(而到了那个时候,什么“后”字类的命名反而不再重要了),没有文本,一切都是空谈。鉴于对8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作品接触有限和对新一代诗人的更高期待,笔者只能以谨慎的态度作出以下的揣测——以80年代出生的诗人目前的实力和他们在刊物上的表现看,“80后”这一命名距其成熟期还有一段距离,以后这个命名也许会成立,也许会随时间流逝而不留一丝痕迹。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少研究“锅盖”,而多花些精力来识别蔬菜的质量、选择合适的菜谱和配料以及掌握烹饪的火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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